书屋2004-12-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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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胡把他们开除了六个，留下的一个，因为其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即听差头），“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统的消息，因为他是宣达者，所以不会错的”。同时，胡在北京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这是他祛除编造新闻的恶习、从新闻务求真实入手整顿《大公报》的第一步。
　　胡政之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自１９０２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起，也即他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尽管最初排字工不习惯，深以为苦，但他每天晚上都要在排字房指导排版。
　　更重要的是他对报纸内容的革新。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７〕几天后，在刊出这一预告同时，还刊出了《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一）中央政闻公正灵敏，世有定评，益将自勉。宪法会议二读会开议在即，本报指派专员旁听，当日笔记寄津，次日与北京各报同时揭载，决不落后，而详略得宜，尤具特色。（二）各省要埠或招聘访员，或委托妥友，重要新闻随时报告，藉使读报诸君周知南北大势。（三）设‘特别记载’栏，随时介绍海内外名流意见，使读者兴趣横生，多得实益。（四）特设实业教育专栏……”
　　１月２８日，也即旧历年后几天，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公报》特色的“特别记载”问世。这是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栏目。每期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且采访对象不限于中国人，也有外国在华名流。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创举，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有示范意义。为表示郑重，每期都会标明：“内外各报有转载本栏记载者，请书明系由本报转录。”第一天发表的谈话笔记是采访李经羲〔８〕，题为《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注意，舆论哗然，竟至于有人说：“《大公报》为李九先生作机关报矣。”之后的几天，报纸连续刊出梁启超、蔡元培、林纾、张弧〔９〕，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君、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的访谈录。其中一些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１月３０日梁启超在谈到今后的社会事业时指出国人精神上的两个弱点，一是思想卑下，一是思想浮浅，称这种精神的病根不除，则多一种主张即多一重争执，多一人活动即多一重纷扰。无论如何终归无望。他为此提出两条针对性的救济方法，一是人格修养，一是学问研究法。这些观点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仍不失其启发意义。１月３１日发表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提出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党，才能尽责。胡政之不仅亲自翻译并且在前面写了几句话。无疑，神田对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也正是他的希望。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２月１日，“特别记载”发表北大教授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２月５日又刊出北大校长蔡元培谈话，倡导职业教育，以及对大学教育的理想。在胡政之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开始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尤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报人兼容并包的气质。
　　在推出“特别记载”的同时，１月２８日《大公报》推出“实业专纪”，发表《模范公司节省经费之实例》、《中国畜牧事业》等文。１月２９日，又推出“教育专纪”，其人有日本学者的《科学的教育》、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等。以后，两种“专纪”一直坚持隔日刊出一次。
　　在那个年代，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而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栏目，显示了胡政之的远见与魄力。当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他已经如此注意教育、实业问题，其“特别记载”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财政、外交、政治同等的关心，不能不让后人感到惊喜。
　　早在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起，《大公报》每天都在要闻版前面刊登“今日银元行情”，以后还在报纸上登“各地股市”，说明胡政之很早就注意经济信息。
　　此外，胡政之在《大公报》设置“讲坛”，提倡学术讲演，关注学术文化动向，这些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
　　身为主笔兼经理，胡政之本人经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在报业史上也有开创性。督军团开会时，“杨梆子”（即天津军阀杨以德）常派车来接他，说是“请胡师爷去记”。但他们开会时满口脏话，根本无法记。加上王祝三和他们的关系，胡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有限的。我们以为，他之所以力图在教育、实业、文化新闻方面有所创新，在国际新闻与评论上下工夫，恐怕都与此有关。但也因此对报纸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评论是报纸的生命线。自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论评《财政与外交》以来，他几乎对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重大事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公报》的倾向。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９日，他在《诚意政治》论评中，批评中国政治缺乏诚意，总是以玩弄权术为能事，并对段祺瑞所谓尊重民意机关的承诺寄予厚望，对伍廷芳这个“敦厚诚实的老人”进入内阁表示欣慰。这时是他进入《大公报》之初，对军阀政府尚抱有一定的幻想，下笔时对“北洋之虎”段祺瑞难免有些好感。
　　经历张勋复辟的丑剧，经历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之后，到１９１８年，他的论评就冷峻得多了。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告终（他称之“欧战”），世界面临着新的变局，反观中国，则仍“以古色古香之政治自娱”。他在“时事杂感”《征聘旧人》中批评徐世昌上台后，执政的大半是前清旧人，完全没有了解新思想的能力，更不足以应付新潮流。在《又一暗流》中，他回顾了民国成立七年以来，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抵任感情而不任理性，问利害而不问是非”，指出在他们投机图利的私心支配下，时局只能纷扰不已。他因此感叹：“中国人聚两人必闹意见，聚三人必分党派”，称之为“亡国之国民性”。
　　在《国内永久平和之前提》中，他直言“南北一丘之貉，结果不能相远”，所谓调和只“不过北方官僚与南方军阀朋分权利而已，与平和二字固全不相干也”。他谆谆地劝告政客“抱定宗旨，从社会上做功夫，就地方上寻事业”，劝告当国的官僚“放开眼光开放全国政治，容纳新进有志者之活动”，寻求真正的政治和平之途。在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他的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注定了当时没有人听，事后也没有人再去注意。
　　胡政之对于中外关系非常重视。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天津各界反对法国殖民者任意扩张租界、侵犯中国主权，一时震动全国，《大公报》连续追踪报道。他本人从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日连续发表评论《老西开交涉之研究》，谴责法国租界的无理要求，批评政府的措置失当，称其“对内则一味秘密，以愚国民；对外则求保体面，自欺欺人。外国列强知其奥妙，所以弃名求实，无不得逞。至于国民，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劣根性也很突出，事前绝不督促当局，注意为未雨绸缪之计，交涉起后，又缺乏事实之研究，多为理想之壮言”，等到事过境迁，则早把一切忘到脑后。在不平等条约的损失之外，事实上的损失更不知有多少。他不无沉痛地指出，如果政府、国民不根除劣根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
　　同年１２月６日到７日，他就日本问题连续两天发表《我亦赞成中日亲善》。当时日本新上任的首相寺内竟出人意外地提出“中日亲善”，胡政之呼吁日本要先有亲善之实，以事实表示诚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同时，他认为仅有政府的亲善是不够的，还要国民的亲善。“日本新闻家应当刷新其对中国评事论人之态度”，日本人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盈之气也要改变，否则不可能与中国人握手言欢。他的结论是：“政府亲善易而国民亲善难，在恶感已深之时言国民的亲善尤难。”所以他希望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有相当的觉悟和忍耐性。
　　１９１７年２月６日，《大公报》以《美德间之战云勃起》为题，刊载了大量有关外电对此事的评论。第二天，又以《日紧一日之美德关系》为题，对方方面面的反应作了详尽报道，比如美国政府的态度、英美欢欣踊跃的民情、德国致美国的通牒全文及其附件等。２月９日的《美德国绝交后与中国》报道，就是对在华的英国、德国等相关国家人士的采访实录，“消息正确与灵敏”。其时，英美等国要求北洋政府参战，中国尚未作出决定。英国方面的议论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家好持稍安勿躁暂且旁观之政策，英国从前固亦用此主义，今已大受其害矣。望中国人其速起也。”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意见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卷入战争的理由，参战不过是“徒供他人利用”而已。
　　１９１８年秋，在中俄外交风波中，胡政之亲临海参崴采访，历时一月，在《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旅游漫记》，详细报道中东路问题及西伯利亚出兵等实情，开创了报纸主持人亲自出国采访、考察的先例。
　　他算得上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那时就开始重视国际问题，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评论，特别是他自己署名的那些评论，都有相当预见性，比他对内政的评论要重要得多，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进入《大公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他始终关注这次战争带来的变化，并洞察战后国际局势的变迁。１９１８年发表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内外暗潮》等论评，他已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向国人郑重发出警告：“彼日本已布置地盘，则问题本身之我国人，顾安能久于闭门自杀坐待处决耶？”“此等危机已有萌芽，望我国民监视勿懈怠也。”
　　一战告终，他在《世界之新纪元》中提出：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之外，应打破锁国的旧思想，了解新时代的新思潮；二、新时代的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弱国保护等主义都是为抵制强权而设立，不是用来奖励自暴自弃的国民，必须自己争气；三、酷烈的大战虽已停止，而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的激烈，绝不在战争之下，中国应“急图自全之道”。
　　三
　　《大公报》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也引人注目。
　　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张勋带辫子军悍然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果从此告终乎》的大标题，用多个版面的篇幅，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任命官吏的种种、北京的秩序、清皇室的态度、外交界的反应等都作了详细的报道。饶有意思的是，“传闻大内得复辟消息，世太保、清太妃等均大哭，云每年四百万元恐亦难保云”。当天，胡政之就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论评《复辟》，寥寥数语，冷静而不失乐观：“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一天在第二版还有一篇署名“无妄”的时评，甚至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之后，《大公报》每天都以主要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直到闹剧在一片叫骂声和武力讨伐声中匆忙收场。７月３日的大标题依然是《共和果从此告终乎》，报道北京报界已失去言论自由；张勋传出上谕，要不断地封官晋爵；“北洋之狗”冯国璋在南京通电反对复辟；澄清了黎元洪自杀的传言；清宫内部已开始为权位而争，瑾太妃等痛哭不已。这一天的“紧要新闻”也刊出梁启超反对复辟通电的全文。在论评《两日来之成绩》中，胡政之列举了复辟的“成绩”：恢复红顶花翎、三跪九叩、总督巡抚大学士；新增“忠勇亲王”一尊；骇走北京住民数千；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等，生动地记录了复辟闹剧中的种种丑态。
　　７月４、５两日，《大公报》连续以《讨贼之师起矣》为大标题，报道段祺瑞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布告，称马厂誓师讨贼，北洋军界发表全体公启，汤化龙、蒲殿俊、蓝公武、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等个人或团体纷纷发出通电，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也发表了反对张勋此举的电文。各地军阀四起响应，到７月５日，马厂军队一出发，北京城即已是一片“愁云惨雾”。
　　在７月４日的社论《敬告国人》中，胡政之指出，复辟闹剧使“国家人格扫地几尽，人类价值因以锐减”。７月５日，他在论评《忏悔之机》中说：“张勋复辟固死有余辜，然使张勋敢为今日之举者，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
　　７月６日仍是“薄海争传讨逆声”，《大公报》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胡政之说：“今日乃军人拼命之会，非吾侪弄笔之时，做文章、打电报均是多事。”
　　到７月７日，闹剧即将告终，张勋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欲乞降而不得。《大公报》在《逆贼无死所矣》的大标题下详尽报道了全国各地各方面对此的反应。７月１３日，《大公报》以《讨逆功成》特大标题发布了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残余辫子军被遣散等消息。
　　多年后，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文中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增，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１９１７年７月５日刊载的《本报特别启事》可以为证：“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因为印报机是人工手摇的，没有用电力马达，所以工人日夜印刷不停。至此，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还不到一年，发行量已过万份，成为英敛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
　　过去一些介绍胡政之的文章常说他曾亲临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现场采访，但从当年的报纸上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的信息。而关于马厂誓师的报道应来自梁启超。１９３１年，《大公报》发表的《从一号到一万号》一文也明确说，七月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精确明敏，段合肥马厂誓师之日，梁任公、汤济武两先生与之俱，当日誓师情形，即任公书寄本报发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