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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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明敏，段合肥马厂誓师之日，梁任公、汤济武两先生与之俱，当日誓师情形，即任公书寄本报发表者也”。
张勋复辟这一历史事件让胡政之思绪起伏。一年以后，他还写了《去年今日》、《国庆纪念感言》两篇论评。他感叹民国短短七年，从武昌起义、南北统一、国会开幕到云南举义和讨伐张勋复辟，“国庆纪念日”竟有五个之多，并认为打破袁世凯称帝梦、粉碎张勋复辟和结束满清王朝的意义同样重大。
１９１９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胡政之远在巴黎采访，《大公报》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同样足以名垂史册。
５月５日的《大公报》“北京特约通信”，以《北京学界之大举动》为题及时报道了五四当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其中就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有学生游行、集会时的口号、标语、誓词等等。而在此之前，５月１日就曾刊出《山东问题之大警报》。
５月６日至９日，《大公报》连续跟踪报道“学界争青岛之昨闻”，对学生被捕、各方态度都有如实的记录。通过这些第一手的报道，后人不难发现，五四学生运动纯粹是外交问题引起的，毫无复杂的背景，没有组织，完全是自发行为。可见，比照报纸版面上同时刊登的那些不无肃杀之气的政府“命令”，《大公报》的立场是明确的。
５月７日，《大公报》刊出胡政之发来的《巴黎专电》，其中说德国已声明放弃属地：“２８日，英法美三国会议令日本国于得胶州湾后，以各国公认之条件归还我国。”这条专电本来是他４月２９日从巴黎发出，但姗姗来迟，５月６日才到达天津，对五四并未产生直接影响。
５月９日，《大公报》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阁员总辞职说》，称８日午后外间纷传现内阁阁员已提出总辞职，并说是国务会议上议决的，其理由是外交失败，因而引咎辞职，详情尚未探悉。
评价一张报纸，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使没有胡政之那些革新的努力，就凭它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大公报》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的那段历史一笔抹去。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１９１９年１月，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才有机会以三等国资格派代表躬逢这一盛会。其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美、英等国有二百多人，日本也有三十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动身，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３日到达巴黎。从２５日和会开幕到６月２８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也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胡政之关于巴黎和会的第一篇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他就指出，国家没有实力，不能自强，“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他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的，所有事项都是“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连代表人数都是不对等的，“五强”各有代表五人，二等国有三人，三等国仅二人。胡政之目睹强国专制的实况，情绪激荡，终于发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号。
在《外交人物写真》中，几个中国“专使”莫不形神毕露，他们虽都是算得上“外交人才”，“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为了争代表席次先起了一场风波，接着，陆征祥离职出走，闹了个更大的笑话。胡政之因此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在巴黎和会上，只有美国尚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小国家说句话，但在“五强”中却显得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竟然只参加过三次有关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
尽管中国代表做了不少努力，无奈英、法早与日本有勾结，美国也不可能竭力为中国谋利益，结局早已注定。在一系列奔走、让步都归无效之后，６月２７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为“抵拒国际专制主义”，临时决定不去参加签字仪式。
６月２８日，协议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旧皇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会盛况空前，出席的记者就达四百多人。中国人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以记者身份在场，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写下了感人的通讯《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８日与中国》（发表在当年９月３日至６日的《大公报》）。
那天的会场，代表席上留给中国代表的两个空位，直到午后三点依然空着，胡政之断定中国代表不会来了，他和谢东发分别告知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国和美国人多有“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威尔逊的笑容、路易·乔治的蛮态都和平时一样，只有克里孟梭很不高兴。日本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冷静的，有来问胡政之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一位法国人对胡政之说：“此日本人之切腹也。”
胡政之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竟然要在战胜与自由的名义之下，将四十万人口的领土作为对日的赠品，这种不公正之事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新闻稿由谢东发以精警简短的法文书写，巴黎各报多数采登。其中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批评法国政府一味敷衍日本，将给远东带来后患。法国民报（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甚至刊登了一幅讽刺克里孟梭的插图。
挟五四的风雷，中国代表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啻是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英法等列强一个响亮的耳光。胡政之说，我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采访巴黎和会的经历令胡政之一生难忘，成为他新闻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多少年以后，他在动员萧乾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欧洲战场时还动情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
和会结束，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继续在欧洲各国采访。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０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对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都有细致、深入的观察。
五
欧美之旅进一步开阔了胡政之的眼界，回国不久的１９２０年７月，他就在《大公报》发表的《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中提出：“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自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
向国人普及世界知识，加强系统、可靠的国际新闻报道，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胡政之在百年报业史上算得上是先驱。在上海报界欢迎会上，他就指出：“我国人与外国人隔阂太甚，必须注重国民交际。”而通过报纸普及世界知识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所以他一回到天津，即着手改造《大公报》。除了注重国际新闻的报道外，他还孜孜“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认为英国国民富于政治能力有赖于报纸对国事的详细记载，久而久之养成了英国人丰富的政治常识。他说：“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派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利益。”他以不负“大公”之名，做社会的公仆自任，决定开辟“社会之声”栏目，作为“社会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专收外稿，为民呼吁”，传达社会各界的声音。在“政治腐败，国民失望”的中国，他以《大公报》为公器大力提倡改革、寻求精神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尝试。
从７月１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每天都有的“思潮”栏目，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哲学、法律、政治、社会学等。当日的“宣言”中说：“本报为顺应世界潮流，提倡文化运动，故特辟思潮一栏，用研究的精神求事理的真诚。不搀派别的意味，为一家一说张旗鼓，愿陈列其所知以供社会的批判。不愿矫饰其说，诱致社会于盲从。”此外，“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两个栏目是交错刊出的，前者发表的文章如《欧洲人之废战运动》、《日本自由劳动者组合之真相》、《劳农俄国之真相》等，后者如《商业上英美之争霸》等，大体上都是有关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度报道。
７月２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一文，认为中国处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必须对于旧势力足以自立，然后对于新势力乃有所建树可言”。要想自立，首先是平息内乱，修养民生；其次是充实国防。但他所说的“充实国防”不是专指练兵，他认为只有教育普及、科学昌明、工业发展，“有强健之国民，坚实之组织，则矗立世界潮流中，自可安然无虞”。
其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出世，他即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中他已提及《共产党宣言》（即《公产党宣言书》）。在《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论评中，他说：“中国自来四民平等，匹夫而傲王侯，布衣而致卿相，未尝有阶级也。……中国本无欧洲之历史，复非欧洲之社会，若强将西方社会主义之说，移植中土，此与创造历史、创造社会无异，其为不当，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因此他提出中国的改造“当根据中国之历史国情，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采特殊之方针，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抑今日中国改造之根本问题，尤在教育，方今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于此首当注意者，为一般国民之政治教育，盖往昔之政治，为特殊阶级之专业，而今后之政治，则国民全体之职务。”
事隔八十多年，经历无数的风云变幻之后，重温他当年的思考心得，确实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判断容或有不当之处，他的预测可能并不准确，但他对民族命运忧戚之至诚，却不因时势的变迁而淡化。在这篇文章最后，他提醒国人要防患未然，假如国民缺乏谋求公益的道德，并无担当公务的知识与能力，一旦在国家权力支配下扩大“公生活”，结果“将养成新官僚派，或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抚今追昔，这些恳切之语不禁让人无语凝噎。
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和《本报改造之旨趣》看作是胡政之一年半来欧美漫游、考察的总结，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以及改造中国、改革报纸的基本主张，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胡政之出国日久，《大公报》景况已大不如前。正当他准备重整旗鼓、改造《大公报》时，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后来，皖系在战场上迅速战败，８月１２日，王郅隆在仓皇出逃日本前夕发表声明，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并提退股本。同一天，胡政之也发表《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离开了他曾寄予希望的《大公报》。等到８月２０日，“改组”后的《大公报》复刊时已面目全非，“思潮”、“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这些栏目都消失了，连报头的字体也变了样。此后的《大公报》自然不会受皖系军阀的控制，更不可能是“安福系的机关报”了。
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０年８月，胡政之第一次进入《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但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他六年后第二次入主《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开辟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综观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其爱国热情丝毫不亚于其他进步报纸，新闻报道客观、详实，内容丰富、活泼，评论也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以及对战后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都证明了这是一张站在时代前面的报纸，也证明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胡政之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了，一张报纸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又与政治势力有扯不清的关系，一旦政局波动，报纸也就跟着跨了。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是什么“安福系的机关报”，但其老板王郅隆与“安福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想完全摆脱一个政治派别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六年后，当胡政之故地重来，和张季鸾、吴鼎昌联手盘下已倒闭的《大公报》时，办一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走言论报国之路的酝酿早已成熟。以后《大公报》每一页的辉煌几乎都离不开胡政之的努力，他早年那些有益的探索、尝试（比如对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的重视等）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注释：
〔１〕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载王芝琛、刘自立编：《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安福系”：１９１８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史称“安福系”。
〔４〕〔５〕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页。
〔６〕《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第１９４７年１１期。
〔７〕《大公报》复印件，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１９１６年—１９２０年的《大公报》。
〔８〕李经羲（１８６０～１９２４），李鸿章之子，１９１７年６月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７月被免职。
〔９〕张弧（１８７５～１９３７），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政署署长、财政总长等职。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 范 泓不久前，读到过一篇杭州学者散木先生写的短文《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这是文章的主标题，副标题是“兼说从‘中统’专员到图书馆馆长的童世纲”。散木的文章说了两人，爬梳清晰，述要精辟，点到为止，其中谈到了当时胡适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也谈到了此时胡适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乃因生活拮据所致。文中这样写道：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