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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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何恨？
？ 朱迪光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盩厔县，由校书郎迁任该县县尉的白居易与几个朋友游览仙游寺，感慨良多，不由地话起明皇旧事。起伏的心潮和突发的诗情，白居易和他几个年轻人按捺不住要说点什么，要唱点什么……这就是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歌传》的由来。《长恨歌传》称：“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这种说法被后来许多人所沿用。人们认为《长恨歌》是“惩尤物，窒乱阶”，因而是讽刺、批判唐明皇迷色误国。近人发现这种说法有片面性，不尽符合作品的实际，故而提出了“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的颂歌，是《长恨歌》的正文”〔１〕。这样，《长恨歌》就被剖成两半，一为讽刺部分，一为歌颂部分，虽然前后两半是同一个主人公李隆基，但裂痕是明显的，转换的突然也是人所共见的。
实际上，诗歌故事，完全不能将其与历史上的李、杨之事相提并论，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所叙故事也有很大的区别。《长恨歌传》明确地说：“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诗中却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对此，有一些古代的评论者说，“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能不隐”〔２〕，“白乐天所赋长恨歌，则深没寿邸一段，盖得孔子答陈司败遗意矣”〔３〕。《长恨歌传》明言六军将士徘徊不进，郎吏“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后又“请以贵妃塞天下怨”，对杨氏如何死的作了明确的交待。而《长恨歌》却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主要强调杨氏死得凄惨，李隆基的无可奈何。《长恨歌传》紧紧围绕“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基本上根据正史记载叙述故事，又继续史学家的以史为鉴的传统揭示其原因让人警醒。因而，《长恨歌》叙事诗中的唐明皇李隆基不像一般的君王，他未将女性当作玩物，却铭心刻骨地爱，专注地爱，重情重义，不顾一切；杨玉环是被追求的对象，同时也是爱情的追求者，她美丽、善良、纯情。他们都是有情人，应该成为眷属，白头到老。倘若不能，那就必然是悲剧。故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歌颂忠贞的爱情。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的分析来说明。叙事诗中有两类人物，从表面上看起来，应该一类主要是“渔阳鼙鼓”的敲响者。他们发动了叛乱，使李、杨不能沉迷于你恩我爱之中，起着破坏李、杨爱情的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破坏李、杨的爱情，而真正的破坏者却是“六军不发”的主持者。这些人诛杀了杨氏。这种人在历史上有过很高的评价，身处当时的杜甫也赞扬这件事为“中自诛褒姒”，但在这首叙事诗中却不是歌颂的对象，他们制造了李、杨的爱情悲剧，突出的仍然是李隆基的铭心刻骨之情，诛杨的行为不但没有一点正义性，反而是美好爱情的摧残者。另一类人物是李、杨爱情的支持者即“临邛道士”、“鸿都客”。为了使有情人能再会，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天上地下，海外仙山，无处不到。他们的出现是君王深情的感动。这类人物在史书上是没有地位的，但在故事中他们却是值得赞颂的人物，因为他们帮助了有情人。由此我们应该明白，《长恨歌》歌颂李、杨的爱情，而不是揭露李隆基的荒淫。
诚然，《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是复杂的，里面还包容了另外一些内容。在这里，虽然行动者还是李隆基、杨玉环，但他们扮演的角色却有所不同，一是皇帝，一是美女。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是，美女为祸水，皇帝好色，其国必亡。作为皇帝，“御宇”就是统治天下，这是他的正事，而重色、迷色以致于不早朝，就是耽误了国家大事，必然会带来不好的结局。而作为有血有肉的皇帝，对于心爱的人的失去，是如此梦牵魂绕，割舍不下，思念不已，当然其“恨”是“绵绵无绝期”，但这种“恨”并不是如世人所说的那样是政治悲剧导致爱情悲剧。此“恨”是至深、至切之爱的意思。“恨”字诗句前面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正是有了这种至深至切的相爱的愿望，才可能有“天长地久有时尽”。而这种假设的结果却应该还是与“比翼鸟”、“连理枝”意义相同，即“恨”字显然应释作“爱”的意思。如《上邪》中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举出绝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发生，喻两人的情意长久。《孔雀东南飞》的结尾有“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长恨歌》中的“比翼鸟”、“连理枝”都本于此处。而“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与“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意义相近，因此都是歌颂爱情的。由此看来，《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不同，它歌的是铭心刻骨的“恨”——爱。
注释：
〔１〕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６３页。
〔２〕赵与旹：《宾退录》九。
〔３〕史绳：《祖学斋占华》一。
物哀叙事
物 哀 叙 事
？ 林子明
无美不殇
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总会听到一些动听的歌曲，看到几幅赏心悦目的画，读到几篇感人的诗篇，见到迷人的风景、美丽的异性……于是我们欣喜，我们欢乐，我们赞叹……；于是学者、专家下定义，说“美是和谐”，“美是愉悦”，“美在于完善”，“美是客观化的快感”，“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美是生物向生性的体现”……并为此争论不休。
无奈这是“低烈度的美”——画不会惊呆你，歌没有使你停步，美丽只是漂亮而已——有一天你会见到极致的美，它们震慑了你，那时你会痛哭。
《如歌的行板》曾使托尔斯泰像幼儿似的号啕大哭；《二泉映月》使得小泽征尔泪流满面；海涅在卢浮宫见到维纳斯雕像时，一坐几个时辰地哭泣；阮籍驾车漫游野外美景，走着走着，就痛哭而返；陈子昂登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如歌》、《二泉》使人流泪可以理解——毕竟这两首属于哀曲。可是像《意大利随想曲》、《拉德茨基进行曲》、《１８１２年序曲》这类乐曲毫不悲怆，甚至还带些雄壮，听众竟也潸然泪下，这又是何故？究其原因，原来旋律太美。这实在令人困惑。然而什么理论说过，旋律太美等于悲情？
诗歌、音乐、绘画都是“未完成品”，它们要表达什么，依受者心境可作多元化的理解。一曲《高山流水》，既可展示一幅山水画，也可抒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更可表达对亲情、友情的挂念。苏联诗人巴格里茨基情之所至，常用哀调朗读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却于不经意间提升了原诗的价值。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这样描述巴格里茨基：
他喜欢背诵随便哪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１〕
芭蕾舞艺术与诗朗诵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它们却有共同的规律。乌兰洛娃谆谆告诫自己的学生，跳芭蕾时切忌面带微笑，笑是芭蕾舞不能承受之轻。我们还记得还有两种舞蹈也是从来看不到笑容，那就是探戈舞与弗拉蒙戈舞——是否都因为这些舞太美，美到极致，就是眼泪的先兆？
别林斯基说：“悲哀是我们的诗——无论民间的或艺术的诗——的普遍的主题。古代的俄国人不会愉快地诙谐：他们的揶揄或者很笨拙，或者就变为冷嘲；我们最优秀的民歌总是有着悲哀的内容和拖长的沉郁的调子。普希金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当他的诗充满悲哀的时候那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感动着俄国人的心灵，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像在他的诗的忧郁的曲调里那样是‘民族’的。”
当“诗充满悲哀的时候”，感动着的岂止是“俄国人的心灵”？
戴望舒的《雨巷》——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寞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为几代中国人所传诵。戴望舒为什么会“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如果他写道：“我希望逢着一个玫瑰一样快乐的姑娘”，这首诗还能流传吗？
“你好像一朵花／这样温情，纯洁，美丽／每当我凝视着你／心中就涌起一阵悲切……”自１８２５年以来，海涅的这首诗被谱成了两百五十多种乐曲。设想将“每当我凝视着你，心中就涌起一阵悲切”改为“每当我凝视着你，心中就涌起一阵狂喜”，它恐怕一次都没有人来谱曲。
美到极致，派生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性。
一位读者说，他从不贸然翻阅茨威格、海明威、川端康成的著作，多年来他将三大师的书锁在在书橱的最上端，而视自己为“守墓人”。由于“久久没有去翻阅这些书，以致书上积淀起薄薄的尘翳，轻轻的喘息就会吹起飘渺的灰雾”。阅读他们的著作需要有勇气。三位大师“没有坚持走完人生”，“他们的每一部作品只不过是走向幻灭的声声叹息。更令人心悸的是这种叹息在他们死后频频召唤着读者，谁与这种叹息共鸣并且不能自拔，谁就将失去愉悦的人生”〔２〕。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华裔女青年林樱设计的越战纪念碑得了设计大奖。林樱的设计思路是不求美，只希望它“抚慰伤痛，进而使心灵平静”——一面长达四百英尺的墙，以Ｖ字形向两边伸展，除了刻有五万八千二百零九个死亡战士名单外，没有任何纪念文字或图案。但没有料到的是，自开放以来，每天都有一万多人涌来参观。人们长跪墙前祈祷，让眼泪洗涤心灵的伤痛。“这座墙似乎有神秘的力量，有人称墙上镶嵌的名字会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