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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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是旧航路，港口也是旧港口。最初是“番舶”，所谓“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婆罗舶”，或者统称为“波斯舶”，往来于亚丁湾、南印度与珠江口、泉州湾。两宋间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以泉州为中心的中国闽、浙沿海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世界，中国客舟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５〕１３４３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古里）候中国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是中国船。而且大船舒适豪华，可载一千位乘客，六百名水手，四百名士兵。
郑和远航在当时，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郑和远航前两百年，中国舟子海商，已成为古老的印度洋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并且南宋王朝有船运之兴、市舶之利，曾经装备了一支庞大的水军，拥有数千艘战船与五万名水兵。这支水军后来一部分护送幼主帝昺漂泊到广州外洋，成为“海军”，另一部分投降大汗，成为远征日本、爪哇军队的一部分。１２８１年，在蒙古大将、阿拉伯舟师率领下，大汗远征军十七万余人，乘中国船匠制造的四千四百多艘大船，从朝鲜半岛与舟山群岛出发远征日本。可惜的是，一场台风使这次规模庞大的海上征服毁于一旦。由此可知，蒙元帝国有更优越的条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大明王朝在最初强盛的一个世纪里，继承了蒙元帝国的海军传统，在装备与组织形式上更精良有效。
郑和船队从长乐港到中南半岛的占城，从占城到马来半岛的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从锡兰到印度南部的古里，从古里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天方，埃及的米息，或从阿丹到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泛海九万里（往返），所历三十余国，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更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过交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远航自然而必然。
四
郑和下西洋，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１４３３年，那个如火的七月，大明帝国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湾。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明史》中对郑和的记载，六百年后读起来，还令人感伤：“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资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政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６〕
好端端的事业，为什么戛然而止，仅因为新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实际上也不尽然。停止下洋，自有道理。大明帝国的远航难以为继，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时下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郑和七下西洋二十八年间，南京地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达四分之三以上。有人曾强调郑和下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行为。每次出使，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贡使来朝，又有大量赏赐，这些物品多为陶瓷器、缎匹、纱绢、丝绵、铁货之类的用品。如果是贸易，就要有出有入，船队长驶远驾、充舶而归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７〕
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以后的事态就越来越明显，即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
而最大的灾难还在于下洋发生的海禁背景。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就这样，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官方垄断的奢侈性贸易，破坏了五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的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因此，帝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没有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有机互惠地结合起来，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有政治虚荣无经济实惠的官方下洋，使得当陆地农耕经济的赋税无法支撑这种挥霍式航海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不得不停止，民间航海与简朴贸易也就受到致命伤害了。
五
郑和下西洋，在郑和时代，是一段寻常合理的历史事件，始乎当始，终其所终。它之所以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突然停止、长久遗忘，人们觉得遗憾、不可思议。郑和身后六百年漫长岁月，远航在遗忘与追忆中，由历史变成神话。
首先是遗忘。皇帝诏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二十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８〕。再过二十年，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动起出洋的念头，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据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因为愤慨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９〕忘掉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事。国朝盛事，已经变成“辽绝耳目”、“恢诡谲怪”的传奇，在平话、戏剧里，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万历年间人钱曾感叹：“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１０〕
遗忘与无聊使历史变成传奇。明人罗懋登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清的蹊跷惫懒”，称三宝太监郑和，也变成一个虾蟆精。《西洋记》问世于１５９７年是衰世的象征。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解释《西洋记》成书的心理是，嘉靖后倭寇猖獗，无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术（第五讲）。
郑和下西洋一边在民间传奇化，一边在正史中被贬低与省略。《明史》“本纪”提到国初下洋，仅有只言片语，《郑和传》在“列传·宦官”中简略不及千言。奇怪的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被遗忘的同时，在海外华人中却又被追忆、纪念、颂扬、奉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是东南亚祭拜郑和的中心。相传郑和当年多次来访，副将王景弘还定居终老于此。城中有三宝山、三宝洞、三宝公庙。每年阴历６月３０日，当地都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马拉三宝公圣像游行，载歌载舞，到三宝公洞默祈拜祷，郑和成了华侨的守护神。“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强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１１〕
而华侨神化郑和，自有其沉重的原因。因为唐代已有华人住蕃，宋代向海洋发展，闽粤先民移居东南亚者迅速增多。其后，蒙元入主，宋遗臣远遁海外，在东南亚华人的经济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答腊的旧港，都出现有组织性聚居的华人社区。然而，华侨始终是个人自发的、纯经济性的移民，身后不但没有国家的支持，反而有国家的招抚追剿。他们孤立无援，虽有人数之众、经济力量之强，但始终没有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也无法逃避当地的迫害。而西方扩张，将国家军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结合起来，殖民地有军队、自治政府，野蛮屠杀在马尼拉、巴达维亚的华人，每一次都不在万人以下。华侨，这些“没有帝国的商人”、“没有帝国的移民”，在苦难中惟一可以寄托梦想与期望的，就是当年郑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１２〕的盛况。
六
郑和身后六百年的命运，首先是被遗忘，然后是被放逐，放逐到现实之外的传奇、帝国之外的南洋，最后，才是带着荣耀与悔恨，在大势已去之后回归。
１９０４年，郑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１３〕，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１４〕。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１５〕
骄傲可以鼓国人志气。如研究者指出：梁任公“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１６〕。而悲愤却提出了令人深入思考的问题：葡萄牙人为什么远航，西方又为什么能够将远航进行到底？多少年以后，当西方人以商人加海盗式的航海改变了世界、创造出现代文明时，衰落败亡的中国又想起那已被遗忘的辉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隐藏在郑和叙事之后的真正问题是：世界现代史上为什么华夏文明衰落西方文明强盛？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天下德化为华夏一家，而让西方将世界殖民化、中国西化？
梁启超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视野。他认为，在西方地理大发现这个光辉的起点照耀下，郑和七下西洋，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可以同时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与悔恨。骄傲曾经有过的辉煌，悔恨这种辉煌昙花一现，似乎永不再来。实际上，如果没有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叙事，不论是郑和远航还是葡萄牙扩张，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西方五百年间扩张成一种强势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头，便能找到地理大发现这个起点。中国从天朝上国一路堕落，在失败与屈辱中开始现代化历程，文化上的反思与自省，总是在对比西方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个前提下进行。
公元十五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那时候，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即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的远航停止，世纪后半叶，伊比利亚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而郑和远航的开始，使整个东方航海事业瞬间达到了高峰。但如此壮丽辉煌的航海事业，为什么那么短暂脆弱？
结果，大明帝国船队的帆影在那个沉醉的夏季最后消失在海面上，世界南方海域与南方世界一切如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一度的辉煌很容易变成虚荣，壮丽也显得空洞。华夏文明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帝国理想，是否借助这一系列盛大的远航创造出世界新秩序？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开始了，他们在世界权力真空的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六百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后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谁称霸海洋，谁称霸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也将失去家乡！
郑和下西洋，首先从历史变成传奇，然后从传奇回归历史，最后却成了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爱国主义的生动素材。即使是二十世纪的郑和研究，在校注文献、考证文物，确定郑和下西洋的年月、事迹、航路、所到地名、出使船舶、郑和身世与随员等方面，都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语境。这一语境在建国后一度构筑的主题，成为弘扬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传统友谊的一部分。然后是每一个时代的主题，都从郑和叙事中发现象征意义，从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到冷战后的世界和平。
七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的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布了自己的新发现：郑和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发现新大陆！传统史料证明，郑和下西洋到过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最远可能还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但孟席斯认为，郑和的第六次远航，远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在麦哲伦前一百年环航地球。这一研究表明，中国人不仅在西方人之前发现美洲、环航地球，而且启发了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其后，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康悌从印度或阿拉伯地区，将郑和的海图带回欧洲，于是１４２８年葡萄牙人的地图已经准确地标明了好望角、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岛屿的位置。葡萄牙人航海不是瞎碰，而是按照郑和船队提供的航海资料寻找海图上的海域海岸与岛屿。据说孟席斯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比如，在加勒比海发现九艘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孟席斯带着他的新著《１４２１：中国人发现世界》到中国，在南京、云南和北京巡回讲演。他的发现，在西方如果只是一种有趣的海外奇谈、有畅销书的卖点的话，那么在中国，意义就远不一般。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提供更大的想象与诠释空间，让中国人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压力，重温古老深远的帝国梦。这或许是郑和远航六百年预演的一次最盛大的想象祭奠。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