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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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复姓改单姓的也屡见不鲜，如“高车”、“高堂”、“高阳”、“高陵”等均改为“高”，“卢蒲”改为“卢”，“司马”则改为“司”或“马”或“冯”。
可见，对一个崇尚简洁、惯于简化的民族，试图倒行逆施，倡导“去简就繁”的多字名，是多么的不现实！而像“田中慧子”、“王容海川”、“江三木罗”、“奥古辜耶”〔８〕之类，只能是出于个别人的一时偏好或怪癖，视为“搞笑”、“搞怪”，成为人们逗趣、解闷的谈资，绝不可能有多少人响应。还因为它带着化外番邦的印记，自然也受到中华文明的蔑视、反感和抵制。
那么，中国人同姓同名太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办法当然还是有的！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那就是回归传统，恢复祖制，姓名之外，另取字、号，将“姓”、“名”、“字”三者并用，或者将“姓”、“名”、“字”、“号”四者并用。
“姓”、“名”之外，另取“字”，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字”，也叫“表字”。在周代，男子满二十岁要举行加冠仪式，加冠后须根据本名涵义，另立别名，即所谓“字”。女子则在十五岁订婚许嫁之时，将头发盘起，加上簪子，并且取字。这是《礼记·曲礼》规定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嫁则十五而笄。”“字”因此也引申为女子订婚许嫁。未许嫁，即所谓待字闺中。汉代以后，男子称字已非常普遍，如曹操字孟德，刘备字玄德，诸葛亮字孔明；女子称字也很常见，如蔡琰字文姬，苏蕙字若兰，薛涛字洪度。
直到民国，成名人物还大多有表字，如蔡元培字鹤卿，冯玉祥字焕章，李大钊字守常，汪精卫字兆铭。近年有几部关于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风云的电影大片，凡重要人物出场，便打出字幕，如“朱德，字玉阶，时任……”“张治中，字文白，时任……”“李宗仁，字德邻，时任……”剧中人物对白亦多以表字相称，便平添一种历史正剧的庄重感。但不知何故，这一沿袭了两千多年，异族统治不曾禁绝、帝制终结不曾终结、试图“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曾破坏的文化传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竟会在中国大陆戛然而止，仿佛一夜间就被国人抛弃了、遗忘了。余生也不算太晚，在填写过的无数表格里，“姓名”栏后，有过“曾用名”、“别名”、“笔名”甚至“网名”，却从未见过“表字”一栏。今天，如果你问及一个大学生的台甫（表字），他没准会瞪大眼睛看你，像看一件出土文物。
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重名重姓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相信是惟一能被广泛接受的方案，正是恢复表字，使之与姓、名并用。
姓、名、字三者并用，其降低同名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国人名大辞典》里有三位李纲，一查其字，则唐代李纲字文纪，宋代李纲字伯纪，明代李纲字廷张，区分得清清楚楚；《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有三位“王翰”，盛唐王翰字子羽，明初王翰字时举，明初另一王翰字用文，一名各表，完全不必有混淆之虞。有趣的是，不仅人间社会，花鸟世界里竟也有同姓同名不同字的呢！鸟中杜鹃，字子规、布谷，而花中杜鹃，别署映山红。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一个如“白居易·乐天”、“王安石·介甫”这样的名字，重名现象便会急剧减少。按照数学上的排列原理，以人名用字为三千字计算，如果采用双名加双字的“四字名”，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即八十一万亿个，这已经足够现在的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选用的了。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名多用了两个字的“表字”，同名率可减少到现在的九百万分之一！即使是像“李”、“王”、“张”这样的拥有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姓，人们取“名、字”时，也都会有多达八十万种的四字搭配供其选择！
感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现成的、而且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方案！
采用这一方案，我们将拥有极为丰富的“名”、“字”资源。其丰富的程度，远远高于一个城市与其实际需要之比的电话号码资源。例如北京市的电话号码为八位数，其常住人口已达一千余万，其电话装机门数应在几百万，即七位数，二者只相差一个数量级。而双名加双字的“名”、“字”资源在十四位数，最大姓氏的人口也在一亿上下，八九位数，二者相差五六个数量级。（电话号码与姓名还有许多可比之处：例如，区号相当于姓氏。北京区号“０１０”，相当于“王”姓，最是显贵；上海区号“０２１”，相当于“李”姓，最具人气。）
如果中国实行“无同名”政策，像日本等国家已经实行的那样〔９〕，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及海外华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在全中国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名字”，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电话号码、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独一无二的银行账号、独一无二的Ｅ－ｍａｉｌ地址一样。在今天这个检索极为方便省力的电脑互联时代，这已经完全具备了可操作性。
如果这一古为今用的方案能被国人接受，我想还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古人取字的初衷，是出于礼仪的需要，因为“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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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弓》）；今人在姓名之余另取表字，则主要是为了避免同姓同名的麻烦〔１０〕。因此今人取字的规则也应该不同于古人：古人有单名单字，如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今人则应该一律取双名、双字。古人取字，须等到男二十、女十五的成人礼；今人则应该在出生之初，取名的同时即取字。古人多是上流社会才取字〔１１〕，男子取字也多于女子；今人则不论社会地位和性别，一律取字。古人之字，须依据名的涵义而取，讲究名、字配合，字之义为名之义的诠释、强调、延展或补充；今人则不妨淡化二者的意趣关联，以降低名同字也同的概率。在实际运用中，只在户籍卡、学籍卡、身份证、署名、机票、信封等正式书面场合，才使用姓、名、字三者并用的“全称”。而在亲友、同事、同学的日常交往中，则可以一如既往，只用姓（甚至免姓）、名的“简称”，这样就不会让人感到别扭、做作和“过度阐释”。遇到同名者，即可以各称其字（如三位王翰相遇，可以王子羽、王时举、王用文相称）。
最后，“姓”、“名”、“字”三者之外，还有“号”。号也是一种别称、别名，也叫别字、别号。有自取的所谓自号，也有他人相赠的所谓尊号、雅号等。号的起源也很早，《周礼·春官·大祝》曰：“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但一直到六朝还不大流行，有号者寥寥，如东晋道士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陶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号到唐宋盛行起来，如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明清以后更盛，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以号行。近人李叔同，名文涛，字息霜，号叔同，亦以号行世。汉人如此，满人也如此。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就有这样的记载：“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做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将“姓”、“名”、“字”、“号”四项并用，给自己取一个如“白居易·乐天·香山”或“蔡元培·鹤卿·孑民”这样的双名加双字加双号的“六字名”的话，仍以人名常用字为三千字计算，不计姓氏这个系数，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即七万亿亿以上。这样，每一个人取名时，更会有七万亿种的选择，即每一个人的名字可以不仅在当代具有独一性、专有性，而且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秋万代，直到世界末日，都保证不遇见一个重名者！
不过，如果纯粹为了解决当代（以及后世许多代）中国人的重名问题，实行无同名政策，“姓”、“名”、“字”三项已经足够之多。为简洁高效起见，“号”可以不予考虑。就像电话号码，既然八位已经足够，就不必升至十二位了，尽管十二位的“吉利号”肯定要多得多。或者说，在户籍卡、身份证等正式场合，“姓”、“名”、“字”三项已经构成“全名”，“号”则仅仅涉及“风雅”，可填可不填。
注释：
〔１〕袁义达、杜若甫编：《中华姓氏大辞典》，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
〔２〕钱亮星：《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ｈｔｔｐ／／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ｏｍ．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１／９／６－８０８３８．html。
〔３〕《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４〕《满族汉字姓寻根大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ｎｃｈｕ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ｈｔｄｏｃｓ／ＸＸＬＲ１．ＡＳＰ﹖ＩＤ＝５５２２。
〔５〕参见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第一版。
〔６〕取名与作诗有很多相似之处：给孩子取名时，所有的父母长辈都像是诗人，那是一首极为简短的诗，祝福、期盼、勉励、感怀……都寄寓在那两三个音节和字符中。由于篇幅太小，格律太严，难以发挥，往往只能是让无尽的意趣见于言外。其风格倒是可以庄重，也可以诙谐；可以含蓄，也可以直白；可以质朴，也可以纤秾；可以具象，也可以抽象；可以俗得雅气，却不可雅得俗气。而既然是诗，就得讲究独创性，就不能抄袭，与人雷同总是一件尴尬的事。
〔７〕例如１７４４年乾隆为孔孟后裔定下的字辈谱：“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
〔８〕《北京晚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报道：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退休教师王先生要把名字改成“奥古辜耶”，被派出所拒绝，他以行政违法为由将石景山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１２月３日，在改名要求获得公安机关批准后，王先生到法院撤诉。
〔９〕参见周有光《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和华文》，《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讯》２００１年９月第２７期。
〔１０〕今人取字当然也有礼仪的需要，笔者就有此体会。有时给师长写信，由于只知姓名，不知表字，便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称其姓，写“某先生”，不免有疏远之感，称其名，写“某某先生”，又不免有轻慢之嫌。
〔１１〕元代甚至不许平民取名，平民只得以排行、父母年龄合计、出生日期、体重等数目字为名。所以朱元璋会叫重八，被他追封帝号的几代先祖，会依次叫百六、四九、初一、五四。
钱基博为人取名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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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了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１〕这里的祖父即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钱基博，字子泉，号哑泉，别号潜庐，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自称“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老先生国学根基深厚，著述等身，自言“年五岁而受经于父。十岁，毕九经。十二岁，学为文章于先仲世父，性已颛愚”。“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２〕主要著作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等二十多种，另有各种单篇文章散见于各种刊物，可谓“著述等身，名不虚传”〔３〕。钱穆先生晚年回忆说，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
钱老先生是个传统型的文人，杨绛先生说他“一本正经”〔４〕。这从钱基博有板有眼的给孙女取名、“号”上就可看得出来。他给孙女取名“健汝”，健，有刚强、康强、强壮有力之意。钱基博熟读经典，大约受《周易》启发取了此字，因为在《周易》里“健”的这个意项提得就比较多。《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易·彖》：“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易·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易·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易·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易·大畜》：“《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易·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易·系辞下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易·说卦》：“乾，健也。”可见，名取“健”字，不但寓意吉祥，而且取的可能还是《周易》的首卦。汝，是古汉语中常见的第二人称代词（你），这样，“健汝”一名就等于说希望孙女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类似于乡下大人给小孩以贱物取小名的意思。父母为了使小孩容易养育，避免娇贵，就多以贱物为名，如阿狗、阿毛、锁柱、铁蛋等等，钱老先生这里只是文雅的用书面语概括表达了这种意思。正如《围城》里方遯翁的茶友恭维他给孙子取的名字一样，是“又别致，又浑成，不但典雅，而且洪亮”〔５〕。
钱基博还为孙女取号“丽英”：“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了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号”疑为“字”之所误。按一般传统习惯，名和字由长辈定，体现长者或尊者的意愿，但号一般不会是长者取。号分自号和人号。自号由本人决定，往往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操守、志趣爱好或住所特征，是一种成人的个体行为；所谓人号，就是由他人对己的称呼。而要值得让人家称号，就必须使自己具备受人尊敬的条件，如尊老、贤德等等。所以，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孩子怎么适合就给她个号呢？何况取号的人还是像钱基博这样传统文化思想深厚的人呢？这里“丽英”作“字”解可能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