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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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三月六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已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８〕。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哪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惟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四十二天——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撤出，前后只有四十二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四十二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四十二天和没有四十二天是不一样的：有四十二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四十二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注释：
〔１〕〔２〕〔３〕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六，《艺文三》。转引自晁中辰著：《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４〕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５〕《崇祯实录》卷一七。
〔６〕《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７〕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８〕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
也谈《甲申三百年祭》
？ 陈椿年
六十年前的１９４４年，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下简称《祭》文）。此文刊出后的第三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即发一社论抨击，而共产党方面则把此文印发给领导干部们学习，并由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加以推荐：“我党历史上曾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所以印发郭氏此文，“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时值抗战末期，胜利已经在望，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如今两党对这么一篇“历史研究”文章作出了贬褒截然不同的反应，此文因此备受世人注目，成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成功范例。随后出现的如吴晗的《朱元璋传》和《社会贤达钱牧斋》等，走的也都是这条路子。而这条路子的终极后果，却在二十余年后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惨酷遭遇而震惊人世：这可是要命的事！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氏“祭”的是李自成流星般的崛起和陨灭，同时也“回味”了明朝亡国的原因。郭氏不同意传统史学家认为崇祯“君非亡国之君”的说法，他说崇祯不仅应对明亡负责，而且还是“种族罪人”。至于一度攻破北京建立大顺王朝的李自成，郭氏的说法是：因为大顺军“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忠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即因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导致失败，并以某个李岩作为对照，表示大顺军内部也存在路线斗争，总之李自成不应“负主责”，罪魁倒是牛金星。
传统史学认为“君有君德”，亡国之君皆因“失德”，或他们荒淫奢侈，或昏庸懦弱，所以才会导致丢失政权。而崇祯似乎并无上述劣迹，因此颇有后人同情他。而他自己也把亡国原因说成是“诸臣误朕”。但他并不回避责任，自杀前在胸衣中藏着的“遗诏”上就写有“因失国，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管怎么说，他既然做了皇帝，当然应对亡国负责，只是亡国之责和亡国之因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么，也做了几天“大顺王朝”君主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该对他的大顺朝的灭亡负主责呢？郭氏对此避而不说，只是大谈崇祯和李自成的个人品格、思想作风、某些举措等问题，并以此解释明朝灭亡和大顺军失败的原因。郭氏认为李自成“在本质上和张献忠大不相同”，不好酒色，礼贤下士，与士卒同甘苦，敢作敢为，“和刘邦、朱元璋辈……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不及的气概”。对崇祯则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军国大事……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说崇祯“是一位十分汲汲‘要誉’的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不过，郭氏对崇祯最重要的指责，则是说他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没有搞“彻底的改革”。这话当然很对，但该怎么改革又如何才算“彻底”呢？原来，郭氏心目中的“彻底改革”，而是实行了当年一位武生在奏折中建议的“请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郭氏对这个主张大加赞赏，一则说此人“很有政治的头脑”，再则说此人的见解“倒是十分的正确”，并发挥说，如果崇祯能采纳这一主张，强迫豪绅地主、权贵勋戚们掏腰包“助饷”，便能使“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决不会”，可见对这一看法的坚定与郑重其事。郭氏最后的结论则是：“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牛金星是李自成大顺王朝的丞相。郭氏撇开李自成不说，却把大顺军败亡之责放到牛金星的身上，这样的说法可谓别出心裁。当然，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追究那位“农民革命领袖”的罪责，显然是太不合适了。郭氏在这方面是拿捏得很准的。只是他在崇祯身上所找出的那些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如果用来讥刺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倒是堪称游刃有余，而把它当作历史研究的文本来看，那就不敢恭维了。
比如，他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随即嘲笑崇祯：“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放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１〕。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那么在这四百多年中，全国军卒、官吏、宫廷都得喝西北风过日子才成。试问这样的数字，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李自成在放弃北京逃回陕西以前，确曾动员大批骡马运走大量金银。这么多金银是从何而来的呢？《明季北略》记载：李自居攻陷北京后，大批明朝的勋戚、官僚、富商都被关押、上刑、抄家、勒逼掏钱赎罪。而大顺军的这次“追赃运动”，据另一位野史作者彭孙贻记载：“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崇祯）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大顺军）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又说：“（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２〕
由此看来，郭氏向崇祯推荐的“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倒是由李自成的大顺军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搜括得来的金银不管是七千万两还是十八亿五千万两，总之很可观了。那么，效果如何呢？崇祯固然不曾实行，亡国亡身了；李自成努力实行了，同样也军败亡身了。可见把这个主张、这项措施，吹嘘成可以扭转一个大国或者一支百万大军命运，同样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顺便说说，认为大顺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它的领导人骄傲了、陶醉了，明朝覆亡的原因是由于崇祯的思想作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种以领导者的个人品格和政治表现来解释历史事变的说法，恐怕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而郭氏在当年却偏偏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著称的。他不会不知道当年曾被当作经典奉读的观点：“领导人物的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是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３〕那么，究竟有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不顾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不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一味在牛金星和崇祯身上去寻找历史事变的原因，并且把原因和责任等同起来加以责备呢？对此我们无意妄加推测，姑且存疑罢。
注释：
〔１〕《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
〔２〕均见《平寇志》卷一○。
〔３〕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随心所欲
随 心 所 欲
？ 王开林
这可能是女权主义者最不情愿看到的真实景象：一位国色天香的美女通过两次梦幻般的婚姻，受到两位超级登徒子（一个如手执权杖的大卫，另一个如掌握金钥匙的所罗门）的狂热追求和纵情托举，攀上了名利的巅峰。女权主义者认为她轻如鸿毛，只不过借助来自男性世界的巨大风力，扶摇直上，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然而普天下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女人都艳羡她的幸运，连风流王妃戴安娜也不例外，她曾向记者坦承自己待字闺中时曾将这位天字第一号的美国美人奉为崇拜的偶像。
打一开始，杰奎琳·布维尔（１９２９～１９９４）就不是灰故娘，而是白雪公主。她父亲黑杰克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有头有脸的股票经纪人，也是被一大群花花公子追捧的特级玩家，被媒体誉为“狂放不羁、魅力非凡的男人”。据说，凡是被他那双黑如深山古潭的眼睛盯过五秒钟的女人十有八九会自愿跳上他的“工作台”，寻求一夕合欢。黑杰克喜欢夜夜笙歌，花钱哗哗如流水，夸张一点说，他几乎将纽约上流社会一半的阔人要人请到自己的豪宅来享受衣香鬓影的舞会。相比之下，杰奎琳的母亲珍妮特·李尽管也出生于富豪家庭（其父为纽约中央储备银行董事长），却与黑杰克挥金似土的性情格格不入。她保守而矜持，内敛而沉静，似乎总在尽心尽力学习如何做一位名副其实的贵妇人。了解珍妮特的朋友都知道，她骨子里爱慕虚荣，追求完美，认定荣誉、金钱和权势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如同天平上的三个砝码，能称出每个人价值几何。至于寻宝者使用何种手段去欺世盗名，争权夺利，她无意作道德方面的评判。俊美的浪荡公子阅尽人间春色，到头来娶了个貌似古板、实则满脑袋算计的姑娘，这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几年后，他们分道扬镳，则让那些冷眼旁观、静待其变的朋友拍手称快。如果说杰奎琳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相貌上的优点的话，那么其观念则秉承母亲的为多。在她心目中，那三件宝贝的最佳序位应该是：权势——金钱——荣誉。三枚金苹果，若能将它们全部摘到自己的水晶盘中，才算得上称心如意。
杰奎琳的祖父曾自费出版了一部煌煌家史，书名为《我们的祖先》。他一口咬定布维尔家族是法国贵族的后裔，其先祖英雄辈出，甚至还有人曾与拿破仑并肩作战，后来自己的曾祖父作为法国志愿兵，在华盛顿将军的旗帜下参加过独立战争。可是美国的历史学家根本不认可他的这本天花乱坠的流水簿，批评布维尔家族存心伪造家史，编织神话。
黑杰克是一位色鬼，却不失为一位有爱心的父亲。为了培养杰奎琳的勇气，黑杰克将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