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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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占窃疲骸吧衔绲枚苄挪ⅰ断＠澳粮琛芬黄锵＠靶∷刀辗ⅰ！�6月3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迄，约四千字。”6月4日日记：“寄许季市信并《异或文谈》稿子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写”即“抄写”，所抄录者大约即是日前二弟寄来的三篇文章，而“绎希腊小说二篇”可能就是《希腊之小说》一二。——如此，则这是周作人此类文章之初次汇编；而一年后周作人自己又“将那讲希腊的几篇抄在一起”，沿用了鲁迅给起的题目。有关《希腊女诗人》最初登载处，周作人前后说法不一，或云《禹域新闻》（《自己的园地·旧梦》），或云《禹域日报》（《自己的园地·希腊女诗人》），或云《小说月报》（《希腊女诗人萨波·序言》）。《禹域新闻》与《禹域日报》待查，《小说月报》上则未见揭载，不过 1925年所写《希腊女诗人》，全文抄录了同名旧作，该文得以保存下来。加上两篇《希腊之小说》，《异域文谈》四篇已得其三。周氏相关介绍工作，以后做得更其充分。如曾经编译英国韦格耳著《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所译《陀螺》中亦收有郎戈斯的牧歌小说，《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包括《真实的故事》即《信史》，《陀螺》与《希腊拟曲》中均选录谛阿克列多斯的《牧歌》，此外还翻译了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作品。
＇附记＇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革新的前后》云：“我和王莼农（前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谈，才知道他那里已经买下而尚未刊出的稿子足够一年之用，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此外，已经买下的林译小说也有数十万字之多。”虽与《异域文谈》无关，又在五年之后，但由此可知该刊处理稿件，付酬并不意味即予发表。
邵祖平
1998年我邀请童明伦教授来杭州舍间编辑先父邵祖平先生遗留的诗集时，相同的想法是尽可能把能收集到的诗，大致按年份先后都编进去。其中收集到的与吴宓（雨僧）先生有关的诗共有五首。这几首诗都是七律，集中在抗战刚胜利后至解放初期，吴先生在武汉大学和后来在重庆、北碚教学期间。而早期吴先生在南京主办《学衡》时，先父与他的交往并没有留下什么与之有关的诗篇。当时留下的诗多为记述与胡先辅、王伯沆和柳诒徵等人的交往的。现把这五首与吴先生有关的诗记载于下，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其一
吴雨僧采余近作入武汉文学周刊寄到奉怀
珈珞一角胜沙坪，黄鹤天风劝客登。论艺芒寒疑对吏，离婚情异欲成僧。
洛阳谁看花如锦，峡里长悲雨似绳。文字飘残宁足顾，莫将般斧新春冰。
其二
闻吴雨僧欲入山披剃赋此慰之
屡闻蛾眉惜誓文，但丁神曲助殷勤*。从来曾薄辽东豕，此去翻空冀北群。
蝇蚋丛生悲妙触，腥膻相浼厌玄机。角巾归路从风舞，岂必深山衲补云。
其三
解放后吴雨僧讲学重庆大学期满返碚感赠
炸药轰空撤退完，沙坪阕诵讲堂寒。忽惊甲仗齐熊耳，讵见将军食马肝。
契阔宴谈还念旧，啸歌舟楫莫轻澜。嘉陵江水从今碧，惜对茫茫感百端。
其四
胡芷春吴雨僧骤暑中见过赘庐**
触热休言褦襶子，挟寒疑带雪山风。长淮旧望通关塞，芷春合肥籍 巫山依然有渚宫。绍卓鏖争身孰健，曹刘摸索目方蒙。见续世说，余病目方蒙以纱布 郊原处处莺声啭，珍重中华五月红。
其五
黄稚荃书告甲午社日吴雨僧自北碚来磁溪口邀诸君作酒会
往返二百余里求为主人其意甚可感作诗一首嘱为遥和***
懒问寒暄怕和诗，忽惊札翰枉邱迟。春风榆社堪追旧，客舍桃符已过时。
载酒情驰三百里，抄书笔秃一千枝。予来成都以抄书自娱新选清代诗完成 巴山夜语宜深话，烛翦西窗且欲期。
*句二后原著有较长的注释，此处省略了。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浙大2000年出版的《培风楼诗》原著。
**赘庐为先父在重庆大学时住所。
***1953年因院系调整当时先父已调往成都四川大学。
南通翰墨林印书局里的韩国学者
■ 倪怡中
“余坐书局北窗下校印书数纸罢，视日向晡矣。”晡即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这位勤奋工作的书局职员不是南通人而是韩国著名诗人金泽荣。金泽荣（1850… 1927），字于霖，号沧江，另号韶澧生、云山韶漫堂主人，晚年又称长眉翁。韩国京畿道开城郡（旧名嵩都，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开城市）人。与李建昌（1852— 1898）、黄（王玄）（1865…1910）、姜玮（1820…1884）并称为韩末四大古文家。他年轻时读我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书，领悟到唐宋派散文的雄奇精妙，说：“读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砉然开解”，从此坚定了走古文派文学之路的信念。后来他又说，我为文喜好韩愈、苏轼、归有光，为诗喜好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王士祺，可见中国文化对金泽荣的影响之深刻。金泽荣在1891年（韩光武帝二十八年）会试中进士，先后任职议政府主事编史局、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记录局史籍课长、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等。这些部门看似文化闲职，却对国家命运非常敏感，因为在编撰教科书等等工作中，日本已经强迫他们为其侵略行径辩护。1905年，日本又悍然在汉城建立宪兵司令部。金泽荣不愿当亡国奴，毅然携妻子踏上流亡中国的道路。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1903年在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印刷出版机构。因书局选址在半芜的园苑——西园，取唐诗人张说“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句，名为翰墨林印书局。张謇在制定书局章程时说，办印书局是“私益之义少，而为一方学术公益之义多。”不仅编印教材、账册，而且刊印学术著作。为适应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英国国会史》之类书籍。张謇建议延聘外国学者和遴选中国“文笔优长”且能通外国语者到书局工作，金泽荣是书局聘请的最佳人选。
一、在朝鲜结识张謇，到南通投奔张謇
金泽荣和张謇的交往始于1882年（光绪壬午，韩光武帝十九年），当时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之邀，派遣庆军统帅吴长庆率部赴朝协助平定军乱，张謇作为庆军幕僚随军出征。来华请援的领选使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洵卿）和张謇在谈论诗词时介绍了金泽荣。张謇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件事：“往岁壬午，朝鲜乱，謇参吴武壮军事，次于汉城……金参判允植颇称道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其诗直窥晚唐人之室，参判称固不虚。间辄往返，欢然颇洽……”张謇曾赠金泽荣三方福建印石和二块徽州松烟墨。金泽荣也到清军驻地拜访过张謇，他在自撰《年略》中写道：“（壬午）八月会清人张季直于清军中……笔谈数十牍……极欢而罢。”金泽荣非常倾慕张謇，赋诗赠别：“……大地摇荡无昼夜，高帆映日张生来，吴公幕下三千士，借箸运筹须汝才……”“壬午之役”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在对外战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张謇协助吴长庆运筹帷幄，出奇制胜，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并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壬午东征事略》《乘时复规流虬策》等文章，主张清政府持强硬态度以阻遏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因此赢得了朝鲜许多有识之士包括金泽荣的尊敬。
金泽荣在来中国之前，给张謇写了一封信。“与吾子别，今已二十三年矣……得人知己，自古所难，以仆不肖，窃尝奉吾子知己之言也，至今未尝暂忘于中，此生此世夫复何幸，亦复何求，将朝暮投劾，航海而南，从吾子于山椒水曲之间，以与吾子对论文史，忽焉忘世……”
金泽荣在设在上海的通州大生实业公司账房拜访了张謇。张謇后来记述道：“……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将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孥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申紫霞诗稿本也。”匆匆逃亡，别无他物，作为学者最珍贵的莫过于典籍和文稿了。金泽荣在《自志》中说：“……遇季直言曰，此身区区学殖，资于中国之圣人，所谓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者也。嗟乎，吾纵不能生于中国，独不可葬于中国乎！”张謇果然不负老友，他同情金泽荣的不幸遭遇，并且敬重其人品、文品，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金泽荣，并且为他作了长远的计划。张謇希望金泽荣任沪报社主笔，但他推辞说，“一个逃亡之人怎么敢和中国的士大夫们议论天下事呢！”正值翰墨林书局初创，需要人才，张謇便安排他到通州翰墨林书局做编校。
二、与俞樾、梁启超、屠寄、严复、郑孝胥的交往
金泽荣从汉城出发，到上海登陆后先去苏州拜访俞樾。在来中国之前，金泽荣给俞写了一封信，“极道仰慕之诚并以诗文数篇见示”，俞当时已是85岁高龄，仍赋诗二章答之，“已感深情传缱绻，更惊健笔擅纵横”，“莫惜缘悭难觌面，好凭鱼雁话平生”，并以《春在堂全书录要》一册寄之。金寄诗文稿给俞，俞也将自己的文集录要回赠。两人年龄相差29岁，以文会友，金对俞是崇敬仰慕，俞对金是赏识提携。应该说金泽荣得到俞樾的赏识是促成他流亡中国的重要原因。俞是清末著名学者，得到他的认可，也就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可，金泽荣以文章报国，以著述为业，这一点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奉和俞曲园先生》诗中说，“远海几回劳梦寐，尺书难得罄衷情。玄亭载酒他时约，预嘱阳侯送棹轻”，诗书往来，岂能倾诉情怀，还是相约会面时共诉衷肠吧。
金泽荣请俞樾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俞樾后来写道：“……余读其文，有清刚之气而曲折疏爽，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词，殆合曾南丰王半山两家而一之者。诗则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俞樾《沧江全集序》）金泽荣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俞樾寄来的序文，“……及余辞归沪而序文至，则距请不过五六日，盖其年已极隆而精力之不衰者如此，而序中所论所赏多有令人感动者，实余文字游世以来数十年所不几值也。”（《挽曲园先生》）扶杖见客已是礼遇，应允作序更属难得，何况仅五六天后序文即寄至沪，俞樾是声名卓著的学者，金泽荣得知遇之恩矣。“大作敝稿序，平驯有韵而成又甚速，孰谓先生已耋也哉。诗文之评俱极精深，使人油然有感。”（《答俞曲园先生樾书》）
梁启超也是金泽荣敬重的中国学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刊》时，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金泽荣自署“中华新民”，应该说是受了梁的影响。梁启超说康有为“于中外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他本人也立志“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金泽荣在中国找到了以文报国、以史报国的知音，他委托张謇请梁写序。梁启超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说：“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这里说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金泽荣在《明美堂集》序中也说，“自古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和梁启超的思想何其相似。金认为“委巷辁士，官府小吏之所记录，皆足为亡国之遗宝”，这是他对整理、保存民族文献的态度，著述、修史都是以文章报国。因此他定居南通不久，曾返回国内搜集资料，“一部阳秋狂妄计，归装辛苦聚遗书”，他剃发换装妆成中国人，以避开当局的搜捕。金泽荣和梁启超的会见是在 1922年的南通，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金已年逾古稀，仍亲往拜访，有《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明日有赠》诗，“一朝欢喜逢名士，千古归来有此时”，“泰山文望昌黎氏，泽潞兵谈杜牧之”，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近代史学家屠寄（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国史馆总纂）在主持通州师范国文专修科期间，也和金泽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屠寄为撰写《蒙兀儿史记》搜集旧籍和外文史料，纠正了《元史》的许多错误。他慕名去金泽荣家借书，读到金的诗稿，非常赞赏，要金赶快刊印出来。当知道金手头拮据时，屠寄表示“吾且为子谋之，即取行囊发金”。金泽荣后来记叙道：“余止之，而先生执之甚固，仍以招醵，于是自本校学生以及中学校、师范学校诸职员群然响应”。不仅如此，张詧（字叔俨，号退庵，张謇三兄，曾随庆军赴朝帮办后勤，以军功保举知县，后辞职回乡协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为屠寄饯行时，屠说“请以所为饯者为醵，则吾不饮而已醉矣”，张素敬重金，“笑而应之，自己至酉所醵金凡七十有奇”。金泽荣自选诗文集《沧江稿》很快在翰墨林书局出版，金在序中记录了事情经过，并列出屠寄、张营等38位捐资者的姓名。
金泽荣曾去常州看望屠寄，屠书联一幅：“思君不来怀闲素，何日痛饮开兰衿”，并旁书：“沧江老友积年不晤，顷来又不能久留，与订后约，当过平原原定之日数，方畅也。”在常州他们相携酌酒赋诗，遨游吟咏，访问苏东坡、唐荆川故居，赴友人家赏菊，金在常州短短几天写下近10首诗。金泽荣后来在南通得知屠寄逝世，写下了悲痛的挽诗：“当年倾盖乐新知，况是牙琴值子期……拙著伤人披不得，行问几处见魂回。”
金泽荣在上海结识了严复、郑孝胥。他在《自志》中说：“六十岁……去取书籍，以完吾史乎，遂行至上海，留候仁川直船，间至杭州观西湖，且交严复几道郑孝胥苏龛，甚欢，二人皆名士也。”他多次去严复寓所晤谈，以随身所带诗文手稿送呈严复阅读，严复则以所译《原富》《名学浅说》二书相赠。金在给友人信中曾说，“中国有严几道进士推吾文佳处可肩比魏冰叔、侯朝宗”，金对严复赞许他古文可与清初散文家魏禧、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相媲美颇自负。金泽荣《寄严几道》诗说：“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春云万里沧溟路，怊怅那堪独向东。”他称严复为“一代真才”，视为知己，甚至表示不愿独自回朝鲜了。严复的日记记事十分简略，有的仅记人名，不叙事由，有的缩略文字，甚至用记号代替，但他日记中却有5处记到金泽荣。严复也不以诗名家，保存下来的诗作不过200首左右，写给金泽荣的就有7首。严复对金修史的评价很高，“笔削精灵会，文章性命轻”，对他的文学造诣更是赞赏，“异同空李杜，词赋近邹枚”，可比汉代的枚乘、邹阳，唐代的李白、杜甫。
金泽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一向尊崇苏轼。郑孝胥的诗在当时诗界众口传诵，卓为一家，而且他字苏堪，居所海藏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