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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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他目睹了约翰逊总统一面在竞选时提出“不扩大战争”的口号，一面却任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制订扩大战争的计划时，当得知他们还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即想方设法挑起北越军队对美军的攻击，然后实施大规模的“反击”时，他有些疑惑了。尤其当他亲临南越对驻越美军、南越军队和当地民众进行深入考察之后，更加感到美国是在进行一场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美国青年的热血仅仅被用来保护一个失去民心的傀儡政权和避免“不体面”的败退。为了不输得精光，只能不停地加大赌注，而每一次加大赌注，都要对美国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说这将是决定最后胜利的时刻。后来美国军队甚至完全不顾国际法，把轰炸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当然这些事多是偷偷干的，故属“绝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者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无忌惮的欺骗行为，不愿意看到有更多的美国青年因政客们的愚妄而无谓地流血。他冒着被终身监禁的危险，决心将他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公众。这是一段从愚忠到觉醒、从盲从到反抗的心路历程，是良知对政治的审判。
《纽约书评》也认为“这本书应该和伊拉克战争对照着读”。
值得一提的是泄密事件甫出时尼克松总统的心态。他最初是感到窃喜的，因为文件提到的主要是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的阴损，所以他觉得不妨让媒体折腾一阵；但在与基辛格交谈后转而又感到须对这种泄密行为严厉制裁，以儆效尤，否则他本人一向喜好的秘密决策岂不也会受到威胁。但尼克松最终也没能如愿，原因是他手下的人像小偷一样去窃取民主党总部的机密时被人逮住，他却装作不知情，最终还是让媒体揪出了狐狸尾巴，被迫辞职下台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等高官则相继被关进了监狱。鉴于由“水门事件”牵扯出的政府在埃尔斯伯格泄密案中有一系列违法行为（隐藏证据、非法监听、销毁相关文件等），埃尔斯伯格泄密案最终被美国联邦法官撤销，作者获得了自由。
注：“吹哨者”（whistle…blower），指的是在某组织内部任职，但为揭露组织的不轨行为挺身而出的人。
（《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著，李杰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8月版，39．80元）
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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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是学术造诣深厚的海外学者，为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充分发挥“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使青年人不至于“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叶嘉莹自选集》第51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标页码），她自1979年起，每年假期自费回国讲授诗词至今。这一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举动，令人感动和敬仰，更难为可贵的是，她以深厚的诗学修养和极强的感悟力探求诗人之内心，阐发诗人之精微，唤醒了人们对文字之美的回忆。1980年代她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在内地的出版，给仍在使用以阶级分析方法解读作品的文学史教材的大学中文系带来了一股清新温暖的气息。195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也兴起了“大跃进”，中文系学生以旺盛的革命生产热情参与文学史教材写作，1960年代出版的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编者大都是名校的名教授，但是，受当时的政治空气影响，掺杂进去了太多的非文学性因素。“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解读。直到1979年，郭绍虞先生还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再版前言中还一再申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是解放以后印行的，但由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提揳全书，因而我只能在《后记》中认为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类似这样的“检讨”弥漫于各个学科，成为受尽折腾的知识分子所紧紧抓住的一根稻草。
生于燕京旧家的叶嘉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又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其学术资源无比丰富且学问事业未遭受人为扭曲，所以，叶先生的论说不仅融会古今、打通中外，而且承继了传统诗论的“妙悟心通”，在诗词批评中融入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让人在遥远的心灵默契和感动中，有一种循诗词的美学光芒和语言河流溯源而上的冲动。这种抽丝剥茧、慢品细味的阅读方式在当下这个“文化快餐”泛滥的时代已十分罕见。作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汉学名家书系”之一的《叶嘉莹自选集》，收录了叶嘉莹先生的若干篇学术美文，让人感受到诗道的力量、诗美的魅力。
“诗无达诂”，古典诗词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使人们在揣摩体味中感受到诗思的意蕴和趣味。从作品原义出发到若干个衍义，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所谓“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通过深微幽隐到“言外”寻觅所谓的“要眇”之特质是中国的词学传统，在这一点上，与强调读者对文本可能性的拓展的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是十分相似的。叶嘉莹正是从这一中西方文论的暗合之处，获得了词学批评的真谛。她认为：“词更具有一种幽微要眇引人向更为深远之意蕴去追寻的特质。”（第373页）所以，叶嘉莹在对词的欣赏和评说中，把功夫用在了对意内言外、神不在貌的词家笔法的领悟上面，用精细的审美神经和敏锐的诗学目光去打量和审视语言表层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情感波动。由于综合运用了文艺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叶先生能够掂量出意境的深浅、性情的真伪，她对诗词主题、诗人情怀和艺术意象的阐发都是一种独具匠心的艺术再创造，叶先生认为：“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第510页）
回味悠长是古典诗词的一种潜质，经过雕章琢句连缀而成的艳词丽句是一个干瘪的平面，而那些兴象丰富、蕴蓄深邃的诗词则给人以境外有境的空灵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正是这种空灵感使得人们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反复品味那些飘逸的语词，仿佛聆听缭绕的余音。在“深美闳约”与“精艳绝人”之间，叶嘉莹显然更看重后者，铺金列秀、雕绘满眼的诗词往往因为刻意雕饰而失去个性和生命之美，只剩下一张华丽的装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寄托深意的作品才是耐读的，秀而不实的文字错误不在修辞，闳丽的词藻并不必然指向肤浅和庸俗，根本的弊病在于情之不真、意之不纯。清代词家蔡嵩云有言：“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蔡嵩云：《柯亭词论》）叶嘉莹在评述杜甫的真切文字时，这样写道：“有如此切之深厚之情，所以杜甫写衷心哀痛便可直写到‘叹息肠内热’、‘回首肺肝热’，写哭泣流泪便可直写到‘拭泪沾巾血’、‘啼垂旧血痕’，像这种深情激切之作，又何病于‘显’？又何取于‘隐’？一般人之所以以为写情要用‘隐’为可贵，而以为一用‘显’便不免有死于句下的落实之讥者，主要因为缺少了这一种喷涌洋溢的力量的原故。”（第13页）可见，叶嘉莹的诗词批评是一种洞察诗人用心和诗词“味长”的心灵艺术。她的品评之所以既细腻又大气，而且富有现代气息，是因为她用深沉的人文关怀和个性化的审美目光赋予“兴”、“味”、“神”、“韵”、“逸”等古典美学范畴以更为舒展的阐释空间。将诗人的神遇和超悟转化为可以描述的东西必须要遵循心灵的逻辑，用艺术理性来把握诗词的神化之妙。
叶嘉莹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等诗人乡愁的解读之真、之美是无与比拟的。她一眼就看出，“还乡”前面加上一个“莫”字，“正是极端无可奈何之辞。”（第21页）而这种无奈之情又偏偏隐藏在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的强颜欢笑之中。叶嘉莹说：“夫人情同于怀土，游子莫不思乡，‘江南’既是异乡，‘游人’原为客旅，何以偏偏却说是该合江南终老？此二句虽是以他人之口道出，可是若不是游子的故乡已经有不能得返的苦衷，异乡之人又何敢尽皆以如此断然之口吻相挽留？”（第20页）通过还乡诗词分析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心灵律动，仿佛切开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断面，使人们在“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之中体会到了人类命运的悲苦和追求理想、寻求精神归依之艰难。委曲含蓄之中体现了忧深思远，平易词句间饱含着深沉喟叹。还乡而不得是人类困境的一种象征，思乡之情是人类痛苦的典型表现，人生如梦，时间无情，青春转眼失去，一切都被搁置在途中，只能发出“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诗人寓娘》）的感慨。此种伤感，此种情怀，伴随着人类精神跋涉的全过程。有告别，就有怀念；有孤独，就有慰藉；有奔走，就有梦想。叶嘉莹的诗论是关怀人生、观照现实的。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得传统诗词相思之苦化为无聊的短信和QQ里的胡言乱语，对时间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人生苦短的悲情与惆怅是当下这个“娱乐时代”所竭力回避和掩饰的人性现实。所谓“老鼠爱大米”，一切都没有来由，“无厘头”足以解构一切。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将忧世情怀融入作品赏析之中，是一种大境界。叶嘉莹没有把诗词批评当作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选择。叶嘉莹在《我的诗词道路》前言中强调自己对诗词的评述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与感情的感发之力量”，因为她的诗词道路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即：“有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可以说，叶嘉莹在浮躁的学风中创造了为人生的学术的典范。与那些热衷于通过制造“秦可卿出身之谜”之类的学术噱头的媒体学者相比，叶嘉莹的治学态度格外令人尊敬。
（《叶嘉莹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24．90元）
迟来的清算
■ 陈礼荣
一
2005年4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并出版发行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龙夫人》。传媒在评介这部书时，曾以《再现另类慈禧》为题，介绍了出版此书的初衷：“此前西方读者从濮兰德和巴克斯合著的《慈禧外传》和《清室外记》中所了解到的慈禧，阴狠毒辣、独断专横，但真实的慈禧太后并非如此。为了真实还原慈禧，西格雷夫查证各方从未出版以及长期被忽略的史料，多方调查，发现生活中的慈禧尽管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但她是一个颇具有亲和力的女人，多情而不滥情，拥有一个成功女性所具备的人格魅力与人生智慧。”
《龙夫人》一书是否真正写出了一位“另类慈禧”姑且不论，但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英国人濮兰德和巴克斯，以及由他俩合著的《慈禧外传》，大多数中国读者却对其所知有限，倒是拍卖活动中出现的一则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该书在国内外的影响：2004年初，在中国书店举办的大众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由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的这本《清室外记》与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女士写的另一本《慈禧写照记》刚一亮相，当即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拍卖前，我国学者贾英华先生曾委托他人，想以一千至三千元的价位竞拍，可是当竞拍进行到十几回合，价位升至三千元后，贾的委托人退出。最后，这两本书为美国泛太平洋集团公司总裁潘思源先生所获。潘先生此次本来未到现场，但当他转辗得知贾先生求购此书的迫切心情及其在晚清史研究中的成就时，当即割爱，将其按成交价转让给贾先生。
显而易见，《清室外记》问世近百年，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二
英国人濮兰德（J．O．P．Bland）和巴克斯（E．Backhouse）联手合作的《慈禧外传》又称《太后治下的中国》，出版于1910年；他俩的另一本同题材书《清室外记》出版于1914年，英文版书名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由于这两本书皆问世于清廷覆灭的前后，所以甫一问世，在西方世界就赢得了一片喝彩。读过这两本书的西方人士都认为，因其“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因而在发行上一炮走红，销路大增。尤其是《慈禧外传》，在短时间内便成为1910年度西方世界最为抢手的出版物，仅在出版后最初的18个月里就重印了8次。
《慈禧外传》中所描绘的慈禧，不仅是个主宰着几亿人口大国的女独裁者，而且是个邪恶堕落而淫乱不堪的性变态。濮兰德和巴克斯津津乐道地讲述了她宫闱生活的离奇细节：诸如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饼干掉宫廷内的竞争对手，她怎样把那些假太监留在宫里以供她进行性娱乐……不一而足，特别能激发起人们一睹为快的心理；再加上巴克斯多次透露书中所叙之事，都是他从清廷中那些深知内情的官员那儿听来的，且他本人又通过庚子事变搞到了一些宫廷秘密档案。他宣称书中内容绝对可靠。
当时的《纽约时报》就曾评论《慈禧外传》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白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另外，还有一家杂志《观察家》评论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
事实上，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而早在濮兰德和巴克斯之前，已经有不少清官题材的出版物在西方流行。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几乎都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在这些人当中，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夫人、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康格的夫人莎拉·康格、苏珊·唐莉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等，都曾因种种机缘不止一次地会晤过慈禧，所以由她们撰写的文章也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众多西方的男性评论家对其所作出的“无知而琐碎”的评价。人们似乎更乐意于传播濮兰德和巴克斯关于慈禧性格和宫廷秘闻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濮兰德和巴克斯笔下的慈禧，更能满足这些人的癖好，因而大家宁可将这个女独裁者看作是一个用堕落、腐败和阴谋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的暴君、一个天性狡诈、性欲旺盛的“丑陋的老巫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