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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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⒐缱骷衣蹩硕じダ锥鳎∕ichael Frayn）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此剧将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这次会面作为它的出发点。更为特别的是，此剧重新激起并加深了业已存在的科学史家之间有关海森伯去哥本哈根的原因和会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等问题的激烈争辩。涉及到玻尔从未寄出的有关那次会面的一封给海森伯信的草稿。
这份草稿是玻尔家属几年前存放于玻尔文献馆中的十一个文件之一。这些存放的文件是玻尔或口授或书写，都是有关1941年那次会面的。除一封海森伯的来信外，它们都是信的草稿或私人笔记，从不曾成为一封信的样式的最终产品，既不曾寄出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公布。为此，文件存入时即附有条款，它们只能在玻尔死后五十年即2012年公开。到目前为止，有关1941年会面的唯一可得到的源于玻尔家属的探讨，就是玻尔儿子奥格·玻尔写于1964年的“战争年代和由原子核武器引发的前景”那篇文章。
奥格·玻尔是玻尔的儿子，物理学家，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唯一的例外其实不能算是例外，因为按上段文章意思，这“唯一”似乎是利用了玻尔文件，而奥格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用。奥格此文被选人由Stefan Bozental编的《尼尔斯·玻尔：朋友和同事所见的生活和工作》一书，其中涉及到海森伯1941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只有两段：
（一）战争爆发后，特别在丹麦被占领后，留在哥本哈根的我们在追随同盟国原子能领域研制上完全断了联系。然而，却传来了德国在这方面研制的各种谣言，有关德国极端强调原子能军事利用可能性的这一想法，更被沃纳·海森伯和魏茨泽克1941年秋天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所加深。他们来哥本哈根是为其他事，但在与我父亲的私人谈话中，海森伯提出了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问题。我的父亲很少说话并表示了他的怀疑，因为必须要克服很大的技术难题，但我的父亲有一种印象，即海森伯认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新的军事利用的可能性将决定战争的结局。
（二）在罗伯特·容克撰写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书中宣称，德国物理学家提交了一份秘密计划给我父亲，目的是通过与同盟国同行双方达成一致，来阻止原子武器的发展。这一说法没有事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海森伯的访问，还是以后容克书中也提到的德国物理学家廷森对哥本哈根的访问，都没有提到过任何这样的计划。相反，正如前所述，在占领期间与德国物理学家极其稀少的联系只是加深了这个印象，即德国当局极端强调对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要性。
从第一段来看，像是奥格利用了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但这也可能是玻尔生前告知奥格的。第二段中所提到的“计划”，玻尔文件中不见有任何驳斥，可能玻尔认为这是“小说家言”无须认真对待，他只想和海森伯讲明事实真相。
“介绍”接着说明，玻尔家属“决定解除存放五十年的规定”，是受公众高度兴趣的推动，也为避免更多的误解。而决定提前发布文件并不是无前例的，以前也有过，一是1998年将一部分家庭通信公布，另外就是公布“玻尔政治论文”，论文中包含一个1954年3月21日的文件，其中，玻尔对他1941年的那次会面作了简要记述。这个文件出于玻尔口述，由玻尔另一个儿子艾里克·玻尔笔记：
1940（最后一个数字应更正为“1”，页边添加有一注“似平41！”）年夏天，海森伯和魏茨泽克来访，参加在Norre Alle德国机构的原子物理学会议，此会U．I．T．F（玻尔研究所正式名称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此为全称的缩写——张桂华注）无人出席。在海森伯充满信心的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原子武器的准备。玻尔立即努力想将此通过瑞典告知英国（然而，正像玻尔以后在英国所知，瑞典朋友做得极其拙劣，以至这一报告并未被伦敦所理解）。
“介绍”接着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作了背景简介，然后就是对这整个十一个文件的分类说明。
二、每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文件，就是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海森伯：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从信的开门见山，可知玻尔写信完全是由容克的书、尤其是书中摘录的海森伯的信所激起。海森伯写给容克的，严格说不是信而是一份备忘录。玻尔这封信虽没有写明时间，但可判断写于1957年末或1958年初，因为容克的书的丹麦译本于1957年出版。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它发生在对留在丹麦的我们来说是
那样一个悲痛和焦虑的背景之下。它特别给玛格丽特和我，以及你和魏茨泽克两人对之讲话的研究所每一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你们表达了关于德国将赢得战争的明确的信心，因此，对我们而言，如果坚持对不同的战争结局的希望以及对德国所提供的合作不予理会，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我听了这些没有说话，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大事。
对玻尔的沉默，海森伯在备忘录中解释为“震惊”，玻尔在此作了驳斥，指其为“是十分离奇的误解”，因为早在三年前，玻尔就知道铀235、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并举例证明，自己两年前还在英国做过一次公开讲座。玻尔指出，如果说“震惊”，那不是因为原子弹是新闻，而是因为知道了德国正积极参与发明原子弹的竞赛。
下面一段话可能令人费解：
此外，当时我一点不知道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走得有多远，我只是在第
二年，当被告知丹麦的德国占领军准备逮捕我，我出走到英国以后才知道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似可推断，海森伯当年曾问及玻尔这个问题，玻尔作了否定的回答。玻尔这里再次说明，自己当年没说假话而是真的不知道。可照此说法，如果玻尔当时知道，可能就不作否定的回答？对此，我们无法追究，只能理解为，这是玻尔出于一个科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郑重向海森伯说明实情。
下面玻尔提到，虽然他自己以及研究所同事反感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态度和立场，但他仍然能理解海森伯的好意，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访问“是为了使你们自己确信我们没有受苦并在我们危险的处境下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们。”
这封信原本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但因为此书已在丹麦报纸上引起轰动，我想，将这封信的内容秘密地告知丹麦外交办公室负责人和0uck— witz大使是合适的。
这是信的最后一段。这里提到的杜克维茨（Duckwitz）大使是德国驻丹麦大使。杜克维茨二战时就在哥本哈根担任德国大使馆随员，当希特勒命令将丹麦犹太人送往德国的前夜，他秘密地将消息通报并暗中协助丹麦犹太人大逃亡，他还亲往瑞典要求瑞典政府接收丹麦逃亡者。玻尔也在这时候逃出丹麦，渡海到了瑞典。杜克维茨父亲一战前后任德国驻丹麦大使，与玻尔熟悉，父亲的友谊转移到了儿子，以后儿子又继父职于战后担任德国驻丹麦大使。所以，玻尔欲将写给海森伯个人的信告知这位大使，不纯是出于公事文章。但，信不曾寄出，自然“秘密地告知”的事也没有发生。
玻尔这封信早有传闻，在玻尔这些文件中也最为众人瞩目，可实际内容只不过如此。所谓“只不过”，因为并没有太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对在此以前发生的争论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即以《哥本哈根》作者的话来说，他仅仅感到“意外的东西是那惊人尖锐的语气——特别是发自那样一个以和气著称的人”。而且，这封信并未对争论中的最主要问题，即以海森伯为代表的德国科学家对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他们因此而故意停止或延缓对原子弹研制等等说法，这封信也未作出明确的否定和反驳。至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那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待玻尔来证实的。不过，玻尔最终还是提出明确的反驳的。
第二个文件写明时间，是1961年12月5日。如果玻尔文献馆排列这些文件的时间顺序是正确的话，那么第一第二封信之间相隔几乎整整四年，这段时间玻尔没再理会这件事。最后第十一个文件写于1962年3月26日，那么，其后的九个文件（除海森伯感谢电）都写于玻尔逝世前的半年之内。由此似可推断，玻尔在相隔四年之后重提此事，是由祝贺海森伯六十岁生日引发，由此而可能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需要在生前将这件事说清楚。
第二、第三个文件基本内容相同，都是祝贺海森伯生日的信，可能因为前面写的没有表达或没有准确表达出想表达的意思，才又拟了后一封信，可两封信都未寄出，最后只是发了封电报。前一封信，玻尔委婉表示，希望海森伯来年春天访问哥本哈根时，两人“能有机会交谈在战时发生的事情的更多的细节”，后信说得稍为明确一点，希望与海森伯谈谈战时的经历，因为“当两个国家长久分离造成了对许多事件和努力的不同见解”。
第五个文件是玻尔对海森伯感谢信（第四个文件）的“感谢信”，玻尔似想利用这一机会重提旧事，他从自己做讲座，联想到原子物理学家在上次大战中所担任的角色，最后明确说：希望“有机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能谈到更多的细节，特别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在1941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玻尔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是著称于世的，仅就这前后三封信来说，也是层层深入，直到最后才点出主题——1941年的访问。
第六个文件是一份记事笔记，题为“1942年秋天与德国物理学家的谈话”，出于玻尔的口授，内容与第一个文件基本相似，差别只在第一人称的主观陈述和第三者的客观记叙。
笔记记叙道：当年海森伯和魏茨泽克到哥本哈根的德国研究所参加物理学会议，又访问了研究所与玻尔面谈。海森伯告诉玻尔他正在研究原子核能的释放，并且确信“如果战争不是以德国战胜而结束，那将由这样的手段来决定”。海森伯说，他不想多谈技术细节，但玻尔应该理解他谈的是什么，他已花了两年时间独立地研究这一问题。玻尔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他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对此他有义务尽力带给英国以引起英国的注意”。
第七个文件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玻尔一改以往那种委婉曲折，直截了当地说明写信的目的，玻尔写道：最近几年，许多方面向自己提出询问海森伯和魏茨泽克1941年到哥本哈根访问的背景和目的。而“回答这一问题，在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当时得到的是一个与容克书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些谈话的过程，在谈话中，我自然采取了一个非常谨慎的立场。当你告诉我（没有准备地，即刻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足够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我）没有感觉到甚至是丝毫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另一方向上做努力。”
这是玻尔第一次正面地、明确地指出，海森伯根本没有表示出对原子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我）没有感觉到甚至是丝毫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另一方向上做努力。”
下面，玻尔替海森伯的记忆错误设想可能的理由，是因为随着德国逐渐失败，海森伯不愿回想战争最初几年的所思所言，可紧接着却是：“但我不能想象，在如此公然安排的1941年的那次会见，你会忘了与德国政府当局所作的那些安排，这正是所有其他政府最感兴趣的焦点所在。因此，我希望你再多告诉我一点，这将大大有助于澄清对我们所有人都最感尴尬的那件事。”
至此，信戛然而止。前面写的，使用如此直率的口气，在玻尔是极少见的也不习惯的，可能正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寄出这样的信，所以就写得直率，所以也就不写下去了。
第八个文件是玻尔自己写的，主要讲了一件事，即德国物理学家廷森（以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战时也到过哥本哈根与玻尔见面谈话，谈的是“有关在挪威努力增加重水生产的事，与此相联系，他还暗示唯有德国物理学家在考虑能源产生的一般技术问题。”对此怎么看，玻尔没说，只说当时自己极为谨慎。
第九个文件是玻尔口授、奥格·玻尔记录的，是信的形式，却有一个标题：“给海森伯的说明”。文件前后有三处中断，显然是玻尔思路中断的忠实记录。文件中，玻尔首先回忆了自己逃离丹麦到英国后的事情，他是直到此时才知道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况，而英国物理学家和政府有关部门都想从玻尔那里了解德国的进展，因此，玻尔与他们进行了讨论，并报告了自己与海森伯和廷森的谈话以及从中得到的印象。对自己被问及这些情况，玻尔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在以后几年与秘密情报机构反间谍有过联系的重要经历，我充分理解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十个文件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玛格丽特记录。据内容推知写于1962年3月15日之后不久。1962年3月15日玻尔在卢瑟福论坛发表讲演，收到这一讲演文本版本应该就是此后几天的事，收到后玻尔打算给海森伯寄上一份复印件，因而写了这封信。信最终未寄出，不知这份复印件是否寄出？
从信的内容来看，玻尔寄讲演稿是虚，想谈战时会面的事为实。讲演的事仅寥寥写了几句，主要内容都是有关会面的事，写得长却没有写完，显然知道这样的信不会寄出，因而也就作罢。这封信的内容与后面第十一个文件的那封信内容基本相同，此处不赘。
第十一个文件即玻尔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玻尔真正主动写的，开首就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不同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像是终于摆脱了种种顾虑，毅然决然地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这些玻尔文件的内容来看，这封信也应该是最后的了断，一个自然发展而达到的结局。当然，信最终还是没有寄出。
亲爱的海森伯：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此事就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1941年秋天到哥本哈根的那次访问。正如你从战后最初几年我们谈话中所了解的，对那次访问中所发生的事情，就你在容克书中所表示的，我们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
玻尔还为写此信找了个“特别的理由”，就是，有关英国战时原子能项目的政府档案已开放，成了可“彻底研究的课题”。为此他和有关人员作了详细谈话，其中提出了海森伯1941年访问哥本哈根的问题。
因为前面写的信都未曾寄出，前面几封信写到的，如玻尔理解海森伯的好意以及玻尔设想的海森伯的看法变化的原因等等，在此又提了一次。
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