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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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用虽为普及，要求应是精品。倘能如愿，当可流传。从熟悉其人物、故事，到体味其思想、意趣，进而欣赏其辞章、艺术，恐怕是接近戏剧名著的便捷之路。
　　中国的传奇剧目，起首都有一首或两首词隐括全文。戏仿此例，填《沁园春》一阕，置诸篇尾，以作收煞：
　　曲海茫茫，
　　杂剧传奇，
　　珠玉争光。
　　有窦娥冤苦，
　　飞霜东海；
　　崔娘情重，
　　待月西厢。
　　幽梦难寻，
　　黄粱易熟，
　　千古琵琶赵五娘。
　　氍毹上，
　　看精忠义烈，
　　须发贲张。
　　
　　推移时序堪伤，
　　渐兰圃无人识异香。
　　或言殊今昔，
　　难明词意；
　　典因秦汉，
　　费解华章。
　　就简删繁，
　　新编故事，
　　要向人前说胜场。
　　锺情者，
　　鼓入门余勇，
　　排闼登堂。


祈念世间友好和平
■　陈乐民
　　《博览群书》第一期中颇有佳作，而最使我深切触动、有感于怀者，是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副会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之《中日关系之我观》和与刊发此文相关的常大林先生与竹内实先生之通信二件。
　　竹内实先生的文章是去年11月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竹内先生用汉语发言，故文章亦为上好的中文。先生讲话时出示了他带来的东汉光武帝赠给日本使者的一枚“金色发亮的小东西”——金印。此物现已在福岡市美术馆展览。同时，福同市正在构思筹建“中华街”，竹内先生就是受福同市的委托来讲述此一构思，并顺便讲到这历史佳话的。他发言的题目原为《二十一世纪中华街的构思——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来看的一个考察》，作为文章发表时用了《中日关系之我观》这个题目；先生因古推今，是深有感怀于心的。所以，在文章中特表达“怀古”的苦心说：“日中关系，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想：这现象下面有根底、有底层、而这底层是一贯不变的，我们需要留意这个底层。”这底层就是“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源泉在于中国”。这些带有真挚情感的话是我们经常从日本朋友口中听到的。
　　竹内实先生讲的是古代。至于近代，则由大林在互致信函中很正确地补充进去了：“中国人也不应忘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等方面，日本也是中国人的老师。”
　　这些本来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今天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到一种紧张的空气的时候，这些极平实的事和话，竟格外使我觉得是一股清凉剂，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我自从老病退休以来，早已“淡出”了令人神经紧张的“国际问题”领域的研究，而日益觉得文化、包括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弥足珍贵；或许“为万世开太平”的希望所在终当寓于恒久的、持续的文化繁荣和沟通，而不在于在时空中一时（即使是在很长的时段中）的政治冲突和利益争斗。这是不是也包含在竹内先生所说的“底层”里呢？
　　文化与政治，哪个更具有历史韧性呢？讨论这类问题或被讥为蹈空之论。但这是我的一个信而不疑的理念。
　　读了这两篇文字，不由得想到我平生结识过的为数很少的日本朋友。姑举二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受遣随李一氓同志在维也纳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同在一起的有一位来往颇为密切的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他大约与氓公同龄，我属他们的晚辈。西公是日本声望甚隆的贵胄后裔，我们的老一辈如廖承志等都与他相熟。那时在那个国际组织中谈的问题离不开“战争与和平”一类话题。我们的办公室与西公毗邻，氓公与他谈的却都是朋友间的话；我是“小青年”，只有旁听的份儿，但十分欣赏那种友邻间的友睦的气氛。氓公是很超脱的人，西公也是文人气质，彼此撇开时下的严肃而索然无味的话题，很自如地谈文物、风习、书画、美食……我粗浅地感到，中日战争结束虽已十年，政治关系依然紧张，人民之间却在无形的链条的连结中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谊。后来，西公蛰居北京很久，住在我们同一大院里，经常见面。我同他差着“辈份”，个人交往不多，但总把他和他的家人看作东邻好友。政府之间的关系之外，人民间的相通的常情常理，本更是天赋的。西公回国后在垂暮之年还不止一次携同夫人、子女来北京看望老友。
　　转眼二十多年后，联合国一项决议，把1986年定为“国际和平年”，决定要搞一个关于“国际和平”的文件，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准备一个草稿，委托设在日本的“联合国大学”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修订、定稿。我不知何故作为这个“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去了日本。大学校长自然是日本人，一位很儒雅的学者。与会还有英国、奥地利、法国、德国的十多人。日本方面除校长作为主席外还有一位日本的哲学教授。总之，大家都是“文化人”，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家”。开会“审订”文件草稿，都是文质彬彬的，没有相持不下的情况，因为都是为了“和平的理念”。有时对某个概念和提法发生歧异，彼此也客客气气，既无疾言厉色，更无尖酸刻薄，终于求同存异，圆满结束。会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公推大学校长、英国学者和我代表委员会出席；讲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类的吉祥话：祈盼世界永无战争、世代和平。
　　我忘记了我是在开会时还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引起了那位日本同行的兴趣，会后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康德，颇有共同语言，他送了我一篇他写的关于“永久和平”已译为英文的论文，使我有遇到了知音的感觉。
　　临别前，校长专门请我一个人吃晚饭，只我们两个人，他穿了“和服”，一切按日式规矩。他说，“联合国大学”的唯一宗旨就是致力于“永世和平”；至于中日两国和人民，他和我都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在当时是我们这两家邻居常说的话。真十分抱歉，这位大学校长和那位哲学家的名字，我竟已忘得一干二净，实在不应该。
　　读了竹内实先生的文和常大林先生的信，使我想起这些点滴往事；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交谈的事又多又深，应该体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和胸襟。
　　我性喜联想，于是接着想到宋人陆九渊的一段话：“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先生真可算是超越时空而大其心了。其实说的不过是人类本有的常理；只不过现实中世事纷扰，把常理打得粉碎了，必待“有圣人出焉”而后才能“此心同，此理同”。难哉！
　　此系闲话，最后仍要回到竹内的文章和大林的信上来，并用大林的最后一句话结此杂感：“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亦是中日和平最坚稳的基石。”说得好，“内心和平”是一境界，却又是常人所难企及的，奈何！奈何！


从乡音说起
■　叶子南
　　几年前回老家探亲，与亲友交谈时，我那口浓重的绍兴话，让一些人很觉意外。一位晚辈说，有些回乡的人常喜欢在说家乡话时夹杂几句普通话，要不就索性说既不像绍兴话，更不是普通话的“官话”，让人觉得好别扭，像我这样长期住在外面的人，能一个洋音不发，一句官话不说，真不容易。我听了心中一笑。要让我在过去的熟人面前说“官话”，听者不难受，我自己就先别扭了。
　　对于背井离乡的人，返乡本是为了重温旧梦，再续前缘。听惯了“大码头”的官腔洋调，能在江南的庭院中，“品尝”乡音的抑扬顿挫，真是一种享受。此时，乡音便是编织亲情的媒介，它拉近返乡者与故乡的距离，让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亲朋口中吐出的乡音，让你想起当年的父老，农家的腊酒，而返乡者居然还能把家乡话说得字正腔圆，也让故乡的人倍感亲切。在乡音的带领下，我们故地重游，网罗犹存的记忆。你遂想起，这位西装笔挺的访客正是伸长脖子偷看你试卷的同桌好友；这位手拿名牌提包的女经理原是你少年时暗恋过的姑娘；而那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还为你补过破旧的衣裳。此时此刻，你若蹦出一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岂不大煞风景。“四不像”的语言会惊扰你已沉入的梦乡，在主客间筑起一道高墙。
　　我当然不是反对说普通话，只是觉得乡音与普通话原本应是井水不犯河水。语言有双重功能，既是人际交流的工具，也是族群认同的符号。华人圈内，普通话只是范围更广的交流工具，方言则更多地具有地域性族群认同的意义。不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普通话也算是一种方言，但普通话只是在与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概念粘合起来时，才衍生出更多的文化意义。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氛围里。生命的意义并不主要落实在航班穿梭的国际机场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儿孙绕膝，亲朋叙谈的炉火旁。从实用交流的角度看，普通话的作用十分大，但作为族群内人际交流的工具，普通话的作用显然不如方言。它对地域的族群来说，只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庞然大物，具体把握时几近虚无。你说不出那位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籍贯，他不属于任何省份，纯正的普通话已经抹掉了他的特征，抹得相当彻底，毫无痕迹，抹得让你感到真没劲。你更喜欢听赵本山的小品、侯宝林的相声，浓重的乡音里才有情有义，才韵味无穷。没有乡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没有故乡无异。我曾经有过一个同学，他是东北人。我问他会不会说东北方言，他说自己在军大院中长大，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却不会地道的东北方言。我很为他感到惋惜。人生中缺少了有根可寻的乡音，生活的浓度就淡了不少。他的精神也许能常徘徊在军大院的围墙内，追忆当年“火红的年代”，但墙外东北方言传达的苦辣酸甜他却无缘参与，少有品尝。
　　我们当然必须说普通话，因为我们必须走出故乡，到更大的范围里寻求生活的资源和养料。所以学习普通话便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我奉劝说普通话的人，不要忘掉自己的方言，特别不要将方言与普通话混在一起，讲出一种既非方言，也非普通话的话语来。绍兴人有一种自嘲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绍兴人说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在方言里夹杂几个普通话的词，安排几个普通话的韵。说普通话时彻底忘掉方言，讲方言时完全抛弃普通话，做起来不容易，但至少是努力的方向。把两样糅合在一起最令人感到别扭。
　　也就是说，在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传承上，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应该泾渭分明，它们功能不同，应各司其职。生活中必须讲这两种话语的人，在跨族群的交流中，须使用普通话，但在族群内传达细腻的感情时，方言的优势无可比拟。使用普通话的目的是工具性的，而使用方言的动力则来自族群认同。人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时候，语言的工具性和文化认同性是在不断切换的，有些是无意识，有些是有意识的。方言与普通话这种交替使用的模式，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对语言的讨论，涉及到了社会与文化。
　　今天，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面临竞争的局面。本土和世界的位置如何安排，一直是文化人苦心思索的问题。一百多年前，面对强大的西化潮流，中国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策。可今日，在查看了自己的“体”后，我们很难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体”仍是清一色的本土货。西学不仅“为用”，它也“为体”。我们面对西化、全球化潮流的势态，实际就如同方言面对普通话的情形一样，想抗拒是不行的。本土与全球化的格局，恰如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都是以小对大，以弱对强，只是层次不同。因此方言与普通话互动的方法，也是本土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全球化环境中的人不停地轮番启动不同的机制，以便完成不同的任务，这种不停地“换行头，变角色”的能力将是本土文化在国际交流环境中求得长存的法宝。这里不必计较谁是“体”，谁是“用”，最应刻意避免的倒是文化的融合，尽管某种程度，某些领域的融合在所难免。该穿旗袍时穿旗袍，该着西装时着西装；该用儒学时儒学入座，该用西学时西学登场。两者之间泾渭分明，不混为一体。就像电脑关机启动不同的操作系统一样，中西文化之间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的场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模式最能保护一个正在与外界交流的本土文化。
　　初一看，这种“转换”的模式耗能费时，对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可言。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单一的系统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我们原本只用说一种方言，持一种文化心态，奉行一种社会准则，在单一系统中我们曾游刃有余，过得也不错。现在却杀出一个新世界，冒出一个全球化，使我们观赏时眼花缭乱，决策时瞻前顾后，心中保存已久的准则已不灵验。在参照外来系统的过程中，我们怀疑自己的文化，于是便希望融入外来的文化，使自己更强大。这本无可非议，但融合是以单系统为基点，转换却承认多元，认识到繁复系统同时存在所提供的优势。以单系统为背景的社会常能给人一种表面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在缺少参照系数的前提下保持的，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来挑战沿用已久的准则。以多系统为背景的社会却提供给人不同的参照系数，使我们更困难，更忙碌，更麻烦。然而正是这些困难、忙碌、麻烦刺激了我们的思维，新的想法、新的创造便在“穷于应付”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
　　这是一种必须看到长远利益才能看出其优势的模式。因为从短期直接经济利益来看，转换模式显然是弊多利少。单就语言来说，用一种语言要比用多种语言省事方便得多，语言间的翻译就会耗去大量资源，但多语言、多文化对人的激励却是同质社会无法提供的。
　　从乡音聊到社会，说到文化，又谈到世界，好像扯得远了些。就此打住，免得在锣鼓喧天的全球化气氛中扫了大家的兴。


不能这样对待韦伯
■　阎克文
　　2005年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文原著问世100周年，是它的第一个著名英译本（帕森斯译）问世75周年，而18年前问世的第一个中译本（三联，　1987）则使它的声誉更加卓著，因为这使它在一个相对异质但却最为庞大的文化语境中迅速获得了应有的思想学术地位，其深远影响未可估量。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能够在中国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的出版可以说功不可没，不过另一方面，那毕竟是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从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细心、耐心、诚心地进行理论建设和思想积累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中译本给读者制造的阅读障碍也是相当可观的。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它存在的问题。我不敢妄评它的整体翻译水准，只想如实罗列部分翻译错误，因为，它们堪称是标准的错误。至于更多似错非错却又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