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阿拉伯文学简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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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波罗诗人中，易卜拉欣·纳基　（1898—1953）的诗是首屈一指的。他生前出了《云层外》、《开罗之夜》两本诗集，纳基曾在曼苏腊等省行医，并在曼苏腊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的诗绝大多数是抒情诗，也有少量挽诗和数量有限的表现爱国主题的诗歌。他的诗歌的主要成就在爱情诗，这些诗表现了心灵的爱、灵魂的思念，缠绵委婉、温情脉脉。他在诗中很常常运用比喻和象征，有时也使用设问的方式，以求得对生命和爱情意义的深入理解。在写爱情诗时，他的不同寻常之处是他能够从这种普遍的、流行的感情中发掘出一种绝妙的艺术，从中引出一种轻盈如“以太”的特性，甚至常常是幼稚纯朴甜美的特性。他的悼亡诗多采用与逝世者对话的方式，借此教训启示活着的人们。纳基的爱国主义题材的诗篇数量不多，其诗风更接近于甜美，而不是崇高。他的诗中有时表现出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相似的情趣。他的诗集《云层外》出版后引起一场争论，尖锐的批评对纳基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他一度对自己的艺术才能发生动摇，但他并未放弃诗歌和文学。

　　二三十年代之交，阿拉伯其他国家的浪漫派诗人中，阿布—卡赛姆·沙比（1909—1934）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强调阿拉伯文学必须革新，提出“诗歌应当把当代人放在首位，它的最高使命是再现人的内心世界；阿拉伯诗人应创造性地接受欧洲浪漫主义，摆脱对古人的偶像崇拜和模仿。他的诗歌有丰富的主题，调子是乐观的，他歌颂生命、爱情、光明、真理、祖国、春天，诗中洋溢的生命意识，反映民族觉醒过程中阿拉伯知识分子，青年文学家心灵的感悟，个性开始确立。但他的诗是在极有限的生命中完成的，因此在广度、深度上都未到达顶点。

　　此外，黎巴嫩的阿布—沙伯卡、叙利亚的阿布—利沙、苏丹的哈姆泽·马立克·顿布里、摩洛哥的阿卜杜勒—克里木·本—萨比特等诗人也都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纪伯伦与旅美派文学

　　纪伯伦和他的　《先知》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移民美洲的阿拉伯侨民文学家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学团体，在南美，主要在巴酉、阿根廷，中心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在北美，主要在美国，中心在纽约，其中大多是黎巴嫩与叙利亚人。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1883—1931）是阿拉旅美派文学星空最璀璨的星。在东方与世界文学中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其文学艺术成就，特别是散文诗创作成就，堪与印度的泰戈尔相对媲美。他的作品被称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的礼物。”1920年起他担任旅美文学家团体“笔会”主席，直到逝至。

　　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一贫苦山村人家。十九世纪末随母来到美国。其最初作品多为小说，如小说集《草原新娘》（1906）《叛逆的灵魂》（1907）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　（1911）。这些小说产生很大影响。纪伯伦的小说人物不多，情节也不复杂，其主要特点是带有浓重情感和哲理色彩的叙述，和主人公饱含辛酸的或壮怀激烈的大段倾诉。他运用象征的笔法把主人公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的爱情悲剧融入民族悲剧中。从　1911年，纪伯伦进入以散文诗创作为主的阶段。主要的散文诗集有《泪与笑》（1913），《暴风集》（1920），《珍趣篇》（1923），这些都是用阿拉伯文发表的。用英文发表的诗集有《疯人》（1918）、《先驱者》（1920）、《先知》（1923）、《人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3）等。

　　纪伯伦热爱祖国、热爱东方民族、热爱全人类。在《暴风集》中，他鼓励人类摆脱束缚，成为自己的“主”，成为自尊自信的“神性的人”。他在《麻醉剂与解剖刀》、《龋齿》等文中指出，东方的病症在于他们竟然习惯于灾病，宁愿被麻醉而不肯以手术刀根治其病。纪伯伦在《奴隶主义》、《言语与夸夸其谈者》等文中，揭示奴性的普遍存在，针砭东方人尚空谈，少行动的现象，强调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在《珍趣篇》中他热情讴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充分展示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认真剖析民族心理的消极表现，深入探讨新思想与旧思想，积极寻找通向心灵和人性完美的道路。

　　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纪伯伦的诗风开始从哀叹人生转变为批判现实，从孤独寂寞到坚强自信，从纤丽型到力量型，激情型转向哲理型。

　　《疯人》、《先驱者》、《沙与沫》、《流浪者》、《人子耶稣》、《先知园》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1923年发表的散文诗集《先知》是纪伯伦的代表作，这篇哲理抒情散文诗，使纪伯伦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永久的位置。他在文中通过东方智者亚墨斯达法　（艾勒—穆斯塔法）在回故乡前临别赠言，谈到爱与美、生与死、苦与乐、罪与罚、婚姻与友谊……等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全面展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为人类心灵纯化、精神升华绘出的一幅蓝图。他提出了人的目标——成为“神性的人”，又指出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听从“爱”的召唤，坚持“美”的追求。关于婚姻，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夫妻要“彼此相爱，但不要做成爱的系链”。在父母长辈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他强调“生命是不倒行的”。

　　纪伯伦在《先知》中对所有问题的阐述都是同其生命哲学相联系的。他提出“在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他认为，人类精神发展是沿着“侏儒——人性——神性”的轨道发展的，这与尼采的“超人”哲学颇为相似，但又与尼采不同，纪伯伦是带着爱去启示人类的。

　　《先知》是纪伯伦创作生涯事的一个里程碑，是其作品中最优秀的。与同时代作家相比，纪伯伦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他不仅从民族和地域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且从世界和人类的角度提出问题。他的反“奴性”的思想，“神性的人”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界的重要成果。他在艺术风格上善于学习与创新，形成了以丰富的想象力、激越的感情、深沉的哲学思考、富有启发性的比喻、新颖的意向和象征、音乐性的语言、强烈的主观色彩等为主要特征的崭新风格——“纪伯伦”风格。纪伯伦的作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受到欢迎。他中年而逝，是阿拉伯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大损失。

　　努埃曼的小说和文学批评

　　米哈依勒·努埃曼（1889—1988）是黎巴嫩海外文学“三杰”之一，在艺术创作上，他的知名度仅次于纪伯伦，有时难分伯仲。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他是三杰中的翘楚。

　　努埃曼性格内向，爱思考，他的诗中除自然景物描写外，还透露出人生凄苦悲凉的压抑感。其早期诗歌创作中的这一特点，后来发展成某种苏菲主义　（即神秘主义）倾向。他曾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这场战争使他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反战意识和人道主义立场，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有《往事悠悠》、《大人物》、《粗腿壮》等，中长篇有《相会》、《最后一日》等。努埃曼的短篇小说大多收入于三个集子里。这些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生活中选取题材和人物，通过现实中存在的、被人们看惯了的事物，表现深刻的主题，揭示传统社会的种种丑恶与荒谬。《不育者》是他写出的最好的短篇之一，其成功之处在于不仅令读者感动，而且让读者深思。努埃曼小说的选材特点，是把普通劳动者作为主人公并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粗腿壮》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小说不仅题材广泛，善于从小故事引出大主题，还善于运用多种艺术风格来凸现主题。《不育者》、《杜鹃钟》是深沉的；《老实人沙迪格》是幽默的；

　　《贝克阁下》是讽刺的；《过路客》、《阿勒芬斯先生》是神秘的或浪漫的。他重视小说中的性格塑造、人物对话、叙述方式、情节转换、心理刻画和结尾处理，显示出现代小说家的自觉和精明。他的短篇小说在艺术质量上居旅美派之首。

　　除小说外，他还有诗集、剧本、传记、自传等其他体裁的作品。他的诗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采取多韵变韵隔行韵，重视诗本身的完整性，各部分之间的统一性，有时带有神秘主义的气息。他写出《纪伯伦传》，为阿拉伯现代散文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艺术性评传。

　　努埃曼在1923年出版文学批评专著《筛》，在阿拉伯批评界引起轰动。在《筛》中，努埃曼全面论述了他的文学理论。他提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认真鉴别作品的优劣和其中的美丑，达到取优去劣的目的。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有主观性的，这要求文学批评家们感觉敏锐，具有较好的区分鉴别能力，同时要善于从人类的精神需求中寻求批评的客观标准，而这些标准应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稳定性。他还提出了“创造性批评”的概念，指出文学批评家不应满足于跟在文学创作后面，而应超越它，为它指引道路，揭示新前景。这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在书中的实践部分，努埃曼论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提出“文学是生活的体现，诗歌是生活的气息”。他认为加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十分必要，阿拉伯人需要从西方文学中摄取、“拿来”。本书最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是论述阿后伯文学革新必要性的部分。努埃曼认为，文学负有人类的精神使命，应能帮助人认识他自己，认识使他得以前进的力量。他主张摧毁陈旧的文学传统，扭转文学运行的轨道，呼吁为文学艺术世界注入新价值，将诗歌从韵律、格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筛》被认为是阿拉伯现代文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书中提出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原则、新标准，其目的是与笛旺派一致的。

　　努埃曼热爱祖国、热爱东方。他于1932年就返回了黎巴嫩。他的后期文学创作已成为阿拉伯——黎巴嫩本土文学的一部分。“笔会”与安达鲁西亚文学团

　　1920年4月20日，纽约的侨民文学家聚会，讨论了阿拉伯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他们认为，为使阿拉伯文学摆脱僵化和停滞，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积极有效力量，必须为阿拉伯文学注入新的精神，侨民文学家应该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在这次预备会之后，1920年4月28日在纪伯伦的居所举行正式会议，参加者有纪伯伦、努埃曼、《旅行家》周刊的主持人阿卜杜勒一麦希赫·哈达德和他的兄弟纳德拉·哈达德、《艺术》杂志主持人纳希卜·阿里达及伊利亚斯·阿塔拉等人。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努埃曼为笔会起草的章程，并一致选举纪伯伦为会长，努埃曼为顾问，卡茨菲利斯为司库，宣告笔会正式成立。

　　笔会章程序言阐述了旅美派文学家的基本文学主张和目标。序言强调指出：真正的文学是从生活土壤中汲取营养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家应具有敏锐的感觉、严密的思想、远大的目光，而且能阐释生活的变化以及对自己心灵的影响。笔会的宗旨是：为阿拉伯文学的肌体置入一种“活的灵魂”，以新精神抵制旧精神，把阿拉伯文学从凝固僵化和陈旧模式中解放出来，在确立新精神同时，向卓越的古代诗人和思想家寻求启示。

　　笔会成员以《旅行家》为主要阵地，发表作品，展开论战。他们还联合出版了汇集九位成员五十六篇作品的《笔会诗文集》（1921）。笔会成员生活在美国，与西方文化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关注着阿拉伯本土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东西方精神、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敢于发表本土作家在政治高压下难以发表的言论，不但在文学上是一支反传统、求革新的力量，而且在社会变革、政治斗争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笔会成员热爱阿拉伯民族，同时也珍视民族平等和人道主义原则，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和个人风格的确立。他们中最有成就的除了纪伯伦和努埃曼，还有杰出的诗人伊利亚·阿布—马迪（1889—1957）。他的诗集《溪流》、《丛林》等，荟萃了许多精彩动人的诗歌。

　　笔会的文学活动持续了十余年。1931年纪伯伦逝世，1932年努埃曼回国定居，笔会失去中坚，作为文学团体渐趋沉寂。通过创作和理论，笔会对阿拉伯海外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发展，对新与旧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笔会的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它的影响已远远传播。1932年，南美最大的阿拉伯侨民文学家团体安达鲁西亚文学团在巴西圣保罗成立。成员多为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侨民文学家和诗人。首任主席为米沙尔·马鲁夫（1889—1943），副主席为达伍德·舒库尔，秘书为纳济尔·宰通。在几年内，成员增加到三十多位。

　　文学团的基本原则是：促进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加强侨民文学家之间、侨民文学家与本土文学家之间的友谊，提高阿拉伯民族的思想水平，反对极端主义，与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传统作斗争。成员基本都倾向于文学革新、主张自由表达，重视艺术创造性。他们的兴趣和创造力集中表现在诗歌领域内。

　　以“乡村诗人”为笔名的拉希德·萨里姆·扈利（1887—1984）是文学团的第二任主席，也是一位具有批判力、战斗力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村夫诗集》以思念祖国、青春寄语和人类理想等为主题，《飓风》集则是旅美诗人中出版的第一部爱国主义诗篇专集。他信奉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剑——而不是耶稣和他之类——创造文明”。他被人称作“争取自由的红色革命喉舌。”南美旅美派另一代表诗人是伊里亚斯·费尔哈特（1893生），他的代表作品有《费尔哈特四行诗集》和《费尔哈特诗集》等。主题多是反对人类社会中传统习俗和宗教、政治、社会偏见，显示出改造社会的决心。

　　安达鲁西亚文学团第三任主席是沙菲克·马鲁夫（1906生）。二次大战期间该团会刊暂时停刊，战后重新发行，1953年终刊。这一团体对阿拉伯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现代小说的繁荣

　　概述

　　阿拉伯现代小说产生的主要动因，是阿拉伯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和西方文学、西方小说的传入。阿拉伯古老的故事文学，如《一千零一夜》、玛卡梅韵文故事、安达鲁西亚骑士小说等，是阿拉伯现代小说产生的温床，而且为现代小说的民族化提供了土壤。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则为小说找到了读者市场。

　　阿拉伯近代小说的起步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的小说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包括缩写、改写、经过所谓“埃及化”或“阿拉伯化”的西方作品，另一类则是以玛卡梅韵文故事为基本模式，反映近代历史变化的小说。

　　以玛卡梅为参照形式创作的小说，曾风行一时，其中故事性较强的有埃及阿里·穆巴拉克　（1823——1893）的《阿拉姆丁》（1883，三卷）和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穆威利希（1868——1930）的《伊萨·本·希沙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