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阿拉伯文学简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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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人物以更积极的解释。莎士比亚、高乃依、肖伯纳等戏剧大师，曾以西方人的观点解释过这个人物，写出了著名的作品。邵基则是首先从东方、从埃及的立场，去描绘这位女王的。某种程度上，他为这位历史人物作了辩护，突出了女王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了尊严宁死不降的牺牲精神。
其次，在表达人物内心感情方面邵基作了可贵的尝试。有些独白和叹对人物性格的完成起很重要的作用。安东尼自杀临死前向克莉奥帕特拉发出充满复杂感情的叹息：“明天人们将把我谈论，从慈悯者到幸灾乐祸的人。一个没有赢得战争的英雄，怀着渴望和热情在爱的旗帜下死去。”
第三，运用歌舞、祭神、宴筵、民俗等手段使作品增加了东方色彩，东方情调。
《莱伊拉的疾情人》是根据阿拉伯古代著名爱情传说扩充改编而成的五幕剧。故事的悲剧结局，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结尾极为相似。男女主人公的惨死与殉情，是对禁锢爱、摧残青春的传统习俗、社会陈规的抗议。
《冈比斯》是三幕悲剧。背景是公元前四世纪初的古埃及。
《安塔拉》则是根据伊斯兰教出现前阿拉伯骑士诗人安塔拉·本—夏达德的故事写出的。
《大阿里贝克》的主人公是十八世纪末流浪埃及的马木鲁克国家的领袖。剧中描写了濒临覆灭的王朝政治道德的沦丧。
《胡达女士》是邵基诗剧中唯一的喜剧和现代题材剧本，三幕。全剧的中心是一位拥有钱财和大片土地的太太，在她周围是一群觊觎着她的财产的男人，而一些女人又利用这些男人的争夺出他们的洋相。胡达女士先后和八个男人结过婚，他们中有村长、赋闲文人、死硬的法学家、军官、掮客、职员等。他们有的死了，有的离了，这使她聚敛了一大笔财富。当胡达太太死时，写好遗嘱，把自己的财富统统遗赠她的邻居、仆人和慈善事业，使贪心的丈夫落得一场空。
邵基剧作中有一部是用散文写出的，这就是由五幕剧本《安达鲁西亚公主》。此剧是邵基1910至1915年期间在西班牙蛰居时构思的，故事发生在阿拉伯人流浪行结束时的西班牙。剧本把安达鲁西亚历史上发生过的亡国悲剧和想象中的爱情故事结合起来写，所以此剧不能算做真正的悲剧。
邵基的剧作，擅于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题材和利用民间故事，把历史的陈述和人生爱情的感人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剧作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他的诗剧，诗文优美，词句富有韵味，加进许多格言警句，有文化的读者观众在追踪情节时又能增添品诗的情趣。剧中主要人物大都表现出庄严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符合民族心理和时代的要求。但他的多数剧作缺乏生动的生活气息，表达思想不如表达感情那样得心应手，情节进展比较缓慢，动作性不强，不适应现代舞台的要求，而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诗句，也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在搬上舞台时遇到较大的困难。
在这一历史时期，从事诗剧艺术的还有不少作家，如黎巴嫩学者、剧作家阿卜杜拉·布斯塔尼，埃及诗人阿吉兹·阿巴扎和阿里·巴克希尔，叙利亚诗人欧麦尔·阿布—利沙等。
阿卜杜拉·布斯塔尼（1854——1930）是一位学术权威，曾在纪伯伦上过学的那个希克玛 （睿智）学院教过书，但他也积极从事戏剧创作。他的作品既有话剧，也有诗剧，一般都以古罗马时代和伊斯兰教出现前中东地区的历史和传说为题材，被认为是阿拉伯诗剧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诗剧作品有《杀死双亲的希律》、《对希律之子的判决》、《两朵蔷薇之战》、《优素福·本—雅古卜》、《塔奎尼乌斯暴政时代的布鲁特斯》、《恺撒面前的布鲁特斯》等。他的诗剧寓教于史，注重历史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阿吉兹·阿巴扎（1899——1973），1923年毕业于法律学校，担任过报刊编辑、印刷厂董事长和议员等职务，做过埃及诗人联合会主席。他被公认为是邵基诗剧艺术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诗剧诗作品多数取材于埃及和阿拉伯的历史，如 《莎吉拉·杜尔》、《阿芭赛》、《胜利者》、《安达鲁西亚的没落》。有的则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如《山鲁亚尔》。此外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秋叶》及其他各类题材的《光明之旅》、《恺撒》、《珍珠树》、《一枝花》等。阿巴扎的诗剧题材丰富，视野广阔，善于表现历史大事件，这一点与邵基相似。在艺术上，他更注意加强戏剧冲突和人物刻画，语言上相对较为平易，更适于演出。这些方面对后来的诗剧作者起借鉴作用。
叙利亚抒情诗人欧默尔·阿布—利沙 （1908——）的剧作也颇负盛名。他共创作近十部诗剧，主要有《赛美拉美丝》、《祖格尔》、《洪水》、《诗人法庭》等。代表作《赛美拉美丝》，以亚述神话中舍玛斯·阿达德时代著名女王赛美拉美丝为主人公，表现美的慑服力，美的崇高与可畏，具有象征主义特征。女主人公以其惊人之美征服了将军，征服了国王，取得了对王国的绝对统治权。当居民起来反抗，攻入宫殿时，又被她的美所震慑，纷纷拜倒在她的面前。她教人们懂得崇敬美，完成这一使命后弃绝尘缘，飘然而去。此剧从1943年开始构思创作，到五十年代才完成，凝聚了这位“爱与美的诗人”丰富的想象和细微感情，表现作者阐释历史的独特视角和唯美主义立场。
在现代剧作家中，还有一位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祖籍为也门哈达拉毛的阿拉伯人阿里·艾哈迈德·巴克希尔（1910——1969）。他在出生地接受阿拉伯和伊斯兰教育后，曾游历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在旅居圣地麦加诸地期间，写出一部诗剧《赫马姆》（沙丘之都）。1934年去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不久写出诗剧《驼轿宫》（1936）和以著名法老和王后为主人公的《埃赫纳顿与奈菲尔蒂蒂》（1940）等。他的剧作题材极广，有数十种，有些是进入当代时期创作的。“阿拉伯现代戏剧之父”陶菲格·哈基姆
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不但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而且在戏剧创作领域作出了任何一位阿拉伯剧作家都难以匹敌的贡献，被誉为“阿拉伯现代戏剧之父”。
哈基姆祖籍在布海拉省农村，生于亚历山大城，其父为地方法官，其母是土耳其族。幼时曾读私塾，后转开罗读中学。1919年入法律学校。他热情投入当时全国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反英爱国斗争，曾被当局拘禁。1924年留学法国，遵从父命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但因自幼爱好文学艺术，便把注意力转向欧洲文学艺术的广泛涉猎和研究之中。因而失去获得学位的机会。留学期间他构思并写出了长篇小说《灵魂归来》。1928年在父亲的催促下返国，被安排在司法部门工作，担任过乡村检查官等职，这对他了解埃及国情民情提供了机会。1934年调开罗政府部门工作，并开始发表小说、戏剧作品，陆续写出剧本《洞中人》、《山鲁佐德》，长篇小说《乡村检查官手记》、《来自东方的小鸟》等，在短短数年内便成为埃及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奠定了他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牢固地位。
1934年他辞去公职。从1945年超担任《今日消息报》专业作家。1952年革命前被华夫脱内阁教育部长塔哈·侯赛因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革命后留任，直到1956年受任埃及文学艺术最高委员会专职委员。1954年当选开罗阿拉伯语言科学院院士。1959年出任埃及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任代表。1962年任埃及国家奖评委。1976年当选埃及作家协会主席，后为名誉主席，直至逝世。
哈基姆一生共创作近百部作品，其中长篇剧作三十五部，短剧四十一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一部。此短篇小说数百篇，此外还有大量文论、随笔、杂文、述评、札记、回忆录等散文作品。他的作品早在三十年代就被译为欧洲文字，至今已有三十多部作品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各国文字。由于他对发展阿拉伯文学所作的贡献，曾获多种殊荣，例如，1958年获共和国勋章，1961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77年获地中海国际文化中心颁发的“最佳文学家思想家”奖，1979年获尼罗河大勋章。他还担任过世界剧协主席，1959和1982年曾两次获诺尔文学奖侯选人提名。
早期戏剧创作
早在学生时代，哈基姆就醉心于戏剧艺术。出国留学前已写出五六个剧本，其中最早的一部为《不速之客》（1919年末）。此剧显然是影射讽刺英国占领者的，显示出哈基姆戏剧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象征主义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后来的《山鲁佐德》、《彷徨的苏丹》、《喂，爬树者！》等剧作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出国前写出的剧本还有以法老时代为背景的爱情剧《艾米努莎》（1922），具有浪漫风格的轻喜剧《新郎》（1924年上演），描写骑士生活和爱情的歌喜剧《苏莱曼的戒指》（1924年上演），从《一千零一夜》故事选材表现善恶斗争的轻歌剧《阿里巴巴》（1926年上演），以及反映妇女解放运动出现的新问题的喜剧《新女性》（1924）。这些剧作有的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有的是参照欧洲剧作家的作品加工改造的，具有“埃及化”的倾向。歌剧、轻歌剧在当时非常受人欢迎，所以这些剧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加入许多歌段，这一特点在哈基姆后来的许多剧本中也常常表现出来，如《天使的祈祷》（1941）、《王后陛下》（1954）、《各得其所》（1967）、《驴儿著述》（1970）等。
留学前后哈基姆还写出一批喜剧，其中有《售票口》（1923）、《走出天堂》（1928）、《自杀女人的秘密》（1929）、《破碎的生活》（1930）、《子弹留心中》（1931）；《吹笛者》（1932）等。喜剧性成了他这一阶段戏剧创作的最重要特征，其实这一特征是贯穿他后来的全部创作中的，只是有时较为公开的，有时较为隐蔽罢了。
《洞中人》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的剧作开始转型，从载写现实生活变为借助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素材反映人与时间、空间、命运的斗争，原来的喜剧风格变为较为深沉的正剧或接近悲剧的风格，这是他戏剧创作的第二阶段，即所谓“哲理剧阶段”。这一阶段最著名的剧作是《洞中人》、《山鲁佐德》、《皮格玛里翁》。
《洞中人》（1933）是受圣经和古兰经有关故事及古埃及关于人能“复活”的宗教影响、启发而写成的，首演于1935年，是埃及民族剧院揭幕时上演的第一个剧目。
此剧描写三位逃避迫害的基督教青年，在山洞中沉睡三百年后苏醒，走出山洞，发现世界已经发生巨变。他们试图适应新的时代，陌生的环境，结果却遭失败，于是殊途同归，再次回到山洞。
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哲理剧。哈基姆在谈到写作动机时曾说：“我的梦想是写一部建立在埃及基础上的埃及悲剧。我们知道，希腊悲剧的基础是 ‘命运’，即人与命运的巨大搏斗。但埃及悲剧的基础——在我想象中——是时间，它的基础是人和时间的巨大搏斗。”哈基姆在 《洞中人》中表现的是人与命运的斗争，这一斗争具体化为人与时间的斗争。此剧本质上是表现时间战胜了人类。《洞中人》的山洞，就是时间的监狱，它象征人类不能在时间中获得完全的自由，时间是阻止人类成为自由的一种强制性的无形力量。
不过，《洞中人》一剧的悲剧主题并非完全消极。作者给马尔努什和贝莉丝卡的爱情赋于超越时间的意义，这一爱情在希望与信仰中得到了肯定和实现，尽管带有虚幻的成分，但作者毕竟未堵死希望之路。
《洞中人》一剧的发表和演出，成为三十年代埃及文学艺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陶菲格·哈基姆个人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深化，而且标志着埃及和阿拉伯现代戏剧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把戏剧当成纯粹娱乐工具的流行观念受到很大冲击。
《山鲁佐德》
在《洞中人》之后，哈基姆又发表了他的第二个哲理剧《山鲁佐德》（1934）。此剧借用了《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人物和场景，但对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进行了全新的再创造。
《山鲁佐德》是七幕话剧。主要人物只有三个，除国王和王后外，还有一位暗暗爱着王后的大臣格麦尔。
山鲁佐德的形象比较复杂，费解。在剧中，山鲁佐德始终像一则神话，带着难解的神秘；又像一位预言家或智者，对山鲁亚尔的思想和行动能随时提出解释和作出评价。她随心所欲，支配着周围的环境，没有多少道德禁忌，而且未受到任何惩罚。在这个人物形象上，哈基姆突出了人性的多种表现，实际上借肋她反衬出的局限性和存在的自满自足。
哈基姆在四十年代还写过不少哲理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皮格马里翁》（1942）、《智者苏莱曼》（1943）、《俄狄浦斯王》（1949）等。这些剧作表明，哈基姆不仅重视借鉴、学习阿拉伯古代文学遗产，而且重视西方古代文学的遗产。
社会剧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哈基姆的戏剧创作方向又逐渐向现实主义倾斜，而且剧作数量也以每年平均三个剧本的速度递增。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写出的社会现实题材的各类剧本已经超过三十多个，这些剧作后来分别收入 《社会舞台》和《花样舞台》两个大型集子。
《窃贼》（1947）是一部批判力很强的社会剧。
《一夜之间》（1950）是暴露官场的污浊腐败。
哈基姆在五十年代还写了反映农民贫和斗争和三幕话剧《交易》（或译
《契约》，1956）。在《交易》的后记中哈基姆单述了他的戏剧语言改革理论，被人称之为“第三种语言论”或“中间语言论”。他在《交易》中的实践，为统一阿拉伯现代舞台语言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受到广泛的肯定和重视。
现代派戏剧的试验
哈基姆的创作实践，遵循着一条为自己制定的基本原则，即“双重收获”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剧作家既要关心传统艺术，又要关心现代艺术；既要倾听传统的声音，又要敞开胸怀接受“新事物的陌生和奇特”。他十分看重艺术形式，甚至宣称“目的并不重要，全部艺术在于手段”。他反对偷工减料、逃避艰苦的艺术劳动，始终坚持艺术上的探索，显示出求新求变的创造精神。到六十年代，他已步入老年，仍用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进行试验，连续写出《彷徨的苏丹》（1960）、《喂，爬树进！》（1962）、《人人有饭吃》（1963）、《狩猎行》（1964）、《火车之旅》（1964）等所谓“非理性剧”或“荒诞剧”。
《彷徨的苏丹》（1960）以埃及马木鲁克朝为背景，写一个未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的奴隶贩子，临刑前大喊冤枉，苏丹亲自干预，命令大法官重审。原来此人只说了一句“传大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过是个未开释的奴隶”，而这本是事实。此剧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政治主题，将法律置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之上，有一定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喂，爬树者！》（1962）既是哲理剧，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