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阿拉伯文学简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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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关系，又有与他们相关的各种事件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达到一种“双重性”的效果。总的方面是主题层面上的善与恶、智慧与盲目的权力之间的对比。其他许多故事中都很突出对比关系，如“海上的辛伯达”与“陆上的辛伯达”、理发师与洗染匠，等等。再次是《一千零一夜》中塑造了大量鲜明的、具有特色的艺术形象。山鲁佐德、阿拉丁、阿里巴巴、辛伯达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各自的故事都具有跨时代的象征意义，成为历代作家、艺术家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材料。
当然，《一千零一夜》中也有许多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明显不足与缺点。粗浅、平庸、繁琐、枯燥的地方确实不少，有的是一般民间故事中不可避免的，有的则属艺术加工粗糙而致，一经编定就不便更改。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某些故事中对宗教信仰、权力、妇女、金钱、生死等问题的看法，这些属于价值观念的东西。在信仰上的狂热与偏激，对统治者的讴歌与赞美，对天堂的憧憬与对地狱的恐惧，对命运的无奈与忍耐，对金钱的追逐与崇拜，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所有这一切，既有真实纪录历史的一面，又有历史局限性的一面。对这些问题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待。应看到，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作为偶像崇拜的对立而出现，是一种进步，具有促进阿拉伯民族统一团结的作用。对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等的歌颂与美化，是对他开创的阿拔斯朝的黄金时代的一种肯定。美化商人，崇拜金钱，与当时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有关。严厉对待女性、谴责“淫乱”和“背叛”，似乎与刚刚确立的伊斯兰式婚姻制度有关。
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斯欧迪（？—956）在其名著《黄金草原》中指出，山鲁佐德的故事源于波斯故事集《赫左尔·艾夫萨乃》即《一千个故事》。另一阿拉伯史学家伊本·纳迪姆（？—约1047）在其《索引书》中提到他曾见到过《赫左尔·艾夫萨乃》的早期阿拉伯译本。有人认为这本波斯故事集的译者就是《卡里来和笛术乃》的译者伊本·穆格法，但未成定论。有一些学者指出，波斯故事集可能源出于印度，原文为梵文，后译为古波斯文巴列维文，最后才译为阿拉伯文。
《一千零一夜》的最初编定者已难考证。根据故事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以及笼罩全书的民族精神和宗教气氛，多数学者认为它出自阿拉伯人特别是埃及人之手。在编定之前有一个逐步构筑和完善的过程。据载，十世纪中叶，巴格达作家哲海什雅里（？—942）曾想从当时流传的各类故事中选取一千个故事，每个故事称一夜，编成一个故事集。但他只编到四百八十夜就逝世了，这一工作即告中断。这可能是阿拉伯人编纂《一千零一夜》这类书的最初尝试。以后又有许多作家从事这件工作。及到十一、十二世纪，阿拉伯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埃及，于是又加进不少埃及故事。据埃及历史学家马格利齐 （1364—1442）记载，一个生于法蒂玛王朝阿迪德哈里发时期的被称作“古尔蒂人”的埃及文史家，第一次使用《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在此之前人们只称作《一千夜》。在一百或者一千之后加上一，极言其多，是中东地区许多民族的一个语言习惯。
《一千零一夜》成书的上限，即它的早期手抄本开始流传的时期，大约在八、九世纪之交，即中国史称“黑衣大食”的时期；成书的下限，人们根据故事的增补、衍生、变异，甚至根据书中提到“咖啡”之类和“咖啡”传入中东的年代加以考证，再对各种手抄本进行比较，最后估计该书到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才在埃及基本定型。由此可见，《一千零一夜》不是某个作家独创的，也不是在一时一地形成的，而是中近东地区广大市井艺人、文人学士经过几百年收集、提炼、加工而成的，它的故事和成书过程凝聚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及与阿拉伯民族相邻的许多民族人民的智慧、知识和历史经验，此书是东方文化交流的结晶的见证。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奈比亚·阿波托教授，在埃及古籍里发现了两页
《一千零一夜》的抄本残篇，经鉴定是九世纪的抄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抄本。此外，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阿勒颇、撒马尔罕、突尼斯等地，也曾发现过一些抄本，不过年代较晚，多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抄本。这些抄本故事已趋一致，但内容上也有一定出入，篇幅长短也有某些不同。
十八世纪初法国外交官加朗根据叙利亚抄本首次把《一千零一夜》译成法文出自版。这个译本比阿拉伯文印本还早一个世纪。1814年至1818年第一个阿拉伯文印本出现，称“加尔各答头版本”。之后德国东方学家哈比希特根据突尼斯抄本印行了十二卷本，称“博尔斯伦本”。1835年开罗发表了正式订正本，即著名的“布拉克本”，此本被公认为是阿拉伯文印本中的善本，但缺 《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两个著名故事。
《一千零一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对阿拉伯和世界各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高尔基称它是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大约在十字军东征时期（1095—1291），《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已传到欧洲。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以及许多欧美现当代作家、音乐家、画家等，在创作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或利用过它的素材。阿拉伯现当代作家、戏剧家、诗人如塔哈·侯塞因、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等，也都受到过《一千零一夜》的艺术启示，创作了许多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的作品。
阿拉伯文学复兴时期的文学
埃及文学复兴的步伐
阿拉伯各国自十六世纪初开始，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完全兼并。在随后的三百多年内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文学缺乏良好的环境和动力，难以取得阿拔期时期那样的成就。
1788年法国拿破仑率军侵略埃及，打开了长期封闭的阿拉伯世界的大门，东西方文化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重新开始接触、交流、结合。这一次与阿拉拔斯时期不同，当初阿拉伯人是欧洲人的“老师”，这一次变成了“学生”。
十九世纪上半叶以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埃及当权派，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他们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开办学校、建立工厂，向欧洲学科学，学军事，学技术。一个以塔赫塔威（1801—1873）为首的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他们成为介绍欧洲思想文化成果的先锋。
里法阿·塔赫塔威曾在开罗资哈尔大学学习，1826年被派往法国做留学生的督学，最后他自己也成了留学生。回国后他先后担任语言学校校长、翻译局局长、军校校长等职，创办过《埃及时事报》。他成为埃及翻译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本人翻译过 《法国诗选》等文学作品。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批叙利亚作家为逃避战乱和迫害来到埃及，这批知识分子为现代埃及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杂志，将埃及文化和欧洲文化越来越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塔赫塔威的学生奥斯曼·杰拉勒（1828—1898）移植了莫里哀、拉辛等的剧本，其他翻译家也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剧本，还有大仲马、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以及俄国文学作品。到二十世纪初各种文学类译本、转述本、改写本、舞台剧改编本等已达一万余种。这一翻译活动向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使作家诗人们看到了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大可能性，从而起而效学，模仿，进而进行创造。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埃及的战界地位更加突出，英法对埃及的争夺也更加激烈。1879年英法达成共管埃及协议。当1882年埃及掀起民族主义的奥拉比革命时，英国不惜代价地进行了镇压。在这次革命失败后，埃及复兴派诗人的代表巴鲁迪被流放锡兰岛，使埃及文学界遭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巴鲁边的学生邵基、哈菲兹等很快举起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诗歌的旗帜，并且使埃及诗坛出现了空前活政的局面。
1906年埃及发生丹沙微惨案，英国占领者的暴行更激起埃及人民的愤怒。这一事件大大加强了埃及作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的感情，们们的一部分作品带上了重在悲愤色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当大战结束时，埃及人民民族独立的要求变得空前强烈，一场大规模的反英爱国斗争在全国各地掀起来了。这场斗争成为埃及诗人创作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埃及文学复兴的成果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这是一次全面的复兴。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埃及的散文文学得到很大发展，并且与社会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卡赛姆·艾敏（1865—1908）关于妇女问题的两本书《解放妇女》 （1899）和《新女性》（1901），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文学家的创作也有启示作用。宗教改革家哲马勒丁·阿富汗尼（1939—1897）和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笃 （1849—1905），以及爱国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等的文章和演讲，也是这一时期散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阿卜杜拉·纳迪姆（1843—1896）和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1854—1902）也是重要的散文作家。
在戏剧小说创作方面也有相当迅速的发展。雅古卜·苏努尔（1839—1912）写出了一系列讽刺剧，把矛头对准权贵们和社会不良现象。穆罕默德·穆威鲁希 （1868—1930）的《伊萨·本·希沙姆谈话录》以目击者的身分对社会弊病进行揭露，鲁特菲·曼法鲁蒂 （1876—1924）的散文和小说用像被泪水浸泡过的语言反映时代的悲剧。与此同时，侨居埃及的阿拉伯作家法拉赫·安通、乔治·泽丹等，都创作了相当一批作品，特别是乔治·泽丹的历史小说，数量大，反映历史的面很广，很有影响。
复兴时期的诗歌基本上是被称作“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作品。巴鲁迪奠定了复兴派诗歌的基础，邵基、哈菲兹扩大了复兴派诗歌的表现空间和影响。黎巴嫩诗人穆特朗长居埃及，也显示出复兴派诗歌的特点，但他慢慢向浪漫主义走去。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舒克里、阿卡德、马齐尼为代表的埃及浪漫主义诗歌得到迅速发展，他们不但在创作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与复兴派泾渭分明，走上一条以表达内心、表达个性、表达特殊情感为主的道路。这就是被称为“新一代”的留旺派。但复兴派一直到三十年代初基本上坚守了他们的领地，只是在邵基、哈菲兹于1932年逝世后，一个更为年轻的浪漫主义群体才逐渐占领了诗歌市场，这个群体就是以阿布—夏迪、纳基等为骨干的阿波罗诗社诗人。
在引进欧洲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有鲁特菲·赛义德（1872—1963），他被尊为“一代宗师”，是塔哈·候赛因、阿卡德这一代文学巨匠的导师和引路人。他学法律出身，后投身于新闻报刊事业，创办了
《民族报》（1907—1914）。他还是埃及大学的创建者，曾担任过校长，还担任过阿拉伯语言科学院院长。他的埃及民族主义立场非常坚定，一直提倡明确埃及个性。他的人文主义观点表现在与各种迷信作斗争。
鲁特菲·赛义德积极提倡理性和科学，提出遵重理性，克服利功主义、民族主义、防止以情感主义、宗教偏见、演说式的激情，去看待现实问题、号召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受到进化论和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主张利用欧洲先进文化遗产，研究阿拉伯文化遗产，打破对古文化的神圣化。不是拜倒在古文化面前，而要站在其上，大胆审视、大胆怀疑，大胆否定、大担提出新见解。他还热衷于政治活动，他一生都在为实现两个“自由”而奋斗，一是祖国的自由，二是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建立在祖国的自由之上。他的学生阿卡德在他逝世时曾著文，说鲁特菲·赛义德是一系列旅程的历史”，他“为时间保存了民族复兴、思想自由、民主呼唤、按原则办事和信仰和记录。”鲁特菲·赛义德曾担任过1906年丹少微事件牺牲者的律师，《杰利达报》的编辑。他的敌人很多，奥斯曼政权，埃及统建，思想保守僵化者，一切反对变革的人。他的作品有《独立运动史不为人知的数页》、《哲学、文学、政治、社会沉思录》、《文选》、《我的生活故事》等。
黎巴嫩、叙利亚文学复兴的进程
东方学家吉布教授说：“现代文学复兴不是从埃及开始的，也不是受区欧洲政治压力影响开始的，而是从黎巴嫩开始的，是受外国教育团体影响开始的。”
黎巴嫩国土虽小，但在阿拉伯近代文化复兴运动所起的作用却非常大。黎巴嫩有几个阿拉伯世界之“最”，即最早建立学校（1550），最早开办印刷厂 （1610），最早成立剧团（1848），最早发行非官方报纸（1858），最早出现译著（1861），最早发表小说（1870），最早发行科学出籍。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黎巴嫩就被卷入中东一系列政治大事件。1861—1918年，黎巴嫩由土耳其直接管理，实行所谓的内部自治，为统治者便于国土屡次被分割，人民遭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压迫黎巴嫩在阿拉伯现代戏剧的建立上也起到了先锋作用。十九世纪中叶马龙·尼卡什 （1817—1855）受欧洲戏剧的启发，在贝鲁进行移植莫里忘的戏剧《悭吝人》的试验，1848年在自己家举行演出，引起轰动，欧洲报刊都报道了消息。他的作品集《黎巴嫩之杉》在他去世后由其弟尼古拉主持出版。为戏剧事业做出贡献的还有艾
卜·伊斯哈格、纳吉布·哈达德、哈里勒·雅兹吉等。有的文学史家说，哈里勒·雅兹吉的《勇敢与忠诚》（1878年上演）是阿拉的第一部诗剧。
黎巴嫩的诗人较早地表达了民族复兴的愿望。纳绥夫·雅兹吉 （1800—1871）十岁时就开始写诗，他的《青年时代诗歌集》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他还写出由60个玛卡梅故事组成的集子《两海集》。他的诗歌对“恶狗交运”现象向世人提出警告，还指出，对“新贵”的“慈善”，不要抱任何幻想。
复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似乎对社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布特鲁斯·布期塔尼 （1819—1883）的散文，宣传宗教自由，提倡国民办校，传播爱国主义，普及科学知识。他创办了许多报刊如《叙利亚号角》、《心灵》、《天堂》等。他还在儿子赛里姆协助下编纂了著名的百科全书《知识大全》。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呼吁重视教育，强调妇女受教育的必要性，说上帝创造女人是将她作为“人类之母”，因此她更需要光明和文化。
十九世纪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艾哈迈德·法里斯·沙迪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