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阿拉伯文学简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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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之母”，因此她更需要光明和文化。
十九世纪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艾哈迈德·法里斯·沙迪亚格（1805—1887），他的文章充分反映出他的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他积极宣传思想、信仰、言论自由，反对因袭保守，支持妇女解放。他在家庭方面要求两个“解放”：妇女从男性压迫下解放出来，儿童从父母的无知愚昧中解放出来。他重视教育在开发民智上的巨大意义，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两方科技发明的新消息。他善于写游记，他的《马耳他游记》、《欧洲艺术真相》、《法里雅格的经历》等。向自己的同胞热情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注意在知识中引导读者作出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判断。他在社会上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对宗教的辛辣嘲讽和批判，表现出挣脱信仰主义束缚的强烈倾向。
此外，翻译过《圣经》的易卜拉欣雅兹吉（1847—1906）和翻译过《伊里亚特》的苏莱曼·布斯塔尼 （1856—1925）等，也都对文学复兴作出了很大贡献。
黎巴嫩境外的侨民作家，对阿拉伯文学复兴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许多剧作家、小说家、新闻工作者，在埃及等地充分施展了才华，如诗人穆特朗、小说家乔治、剧作家法拉赫·安通、女作家梅娅·齐稚黛等，就是在埃及做出巨大文学贡献的人。但在把阿拉伯文学引向世界文学主流航道的，应数旅美文学家，他们中的纪伯伦、努境曼、雷哈尼等，都具有创造阿拉伯现代文学的自觉意识，特别是纪伯伦为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坛争得了一个十分醒目的位置。二十世纪上半叶，在黎巴嫩本土的诗人和作家们，有小艾赫塔勒（1885—1968），马龙·阿布德（1886—1962）、伊利亚斯·阿布一沙伯卡（1903—1947）等，在诗歌、文学批评等方面，也都做也了不容忽视的成就。
叙利亚具有古老的文化传统，早在公元四世纪时这里的文化学术翻译运动就已以一定的规模开展起来了。叙利亚成了中东移植希腊文化成果的重要基地。在伍麦叶期时，大马士革是首都，曾一度辉煌。在阿拔斯朝开始走向意落时，叙利亚地区崛起了赛夫·道莱为首的哈姆丹尼王国，又成为文化中心。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叙利亚的文化受到压制，但重视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被丢弃。在近代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兴起时，这里也很快出现了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发掘阿拉伯中世纪文化的热潮，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不断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启蒙学者中间有艾迪布·伊斯哈格 （1856—1885）、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布（1854—1902）等。1919年在大马士革成立了阿拉伯科学院，成立该地区文化学术中心。札希利亚书局印行了许多阿拉伯古籍。1922年大马士革大学成立，开始培养许多文学之士。在 1920年到1939年两次大战期间，叙利亚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或翻译，或现编，或摘译，发表了许多欧洲文学作品。在美洲阿拉伯侨民文学家中，也诵现出一批叙利亚作家、诗人，比较著名的有纳希卜·阿利达、乔治·赛达赫、贾瓦德·纳迪尔、伊勒亚斯·巩苏勒等。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期间，叙利亚的文学界都很活跃。他们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类人，倾向于保守，他们专注于发掘传统文化，如塔希尔·杰札依里 （1850—1920）、阿卜杜勒麦西赫·安塔基 （1874—1920）等。其中有一批人表现出民族主义、使命感，在文学上坚持使用古典形式，他们是穆罕默德·贝札姆（1887—1955）、哈利勒·穆尔丹姆（1895—1959）、沙匪克·贾贝里（1898—）等。第二类文学家，表现出对现出对现代文学的追求，主张从古老文学内容和陈旧形式中解放出来，使文学成为表达平易、具有反映个人、社会、民族光荣的功能属于这一派的诗人、文学家有：巴达维·杰白勒 （1908—）恩维尔·阿塔勒、苏莱曼·伊萨、萨拉迈·奥贝德等。第三类文学家是积极的变革派或浪漫派，他们向英、法诗歌学习，热衷于象征主义和纯诗、神秘主义、启示、超现实主义。他们中最著名的有欧然尔·阿布一利沙（1910—）。在五十年代由于受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叙利亚也现了自由诗新潮。在长篇小说方面，比较重视翻译，如穆罕默德·阿里（1876—1953）、马鲁夫·艾尔纳伍特（1892—1948）。后者既从事译介，也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创作，颇有成就。阿布一利沙主要写诗，出版了很多诗集，但也写小说，如长篇小说《洪水》颇为成功。库尔德·阿里也写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有《无辜的罪人》，短小篇有《雅与俗》、《大马士革一神奇和诗歌之城》等。
复兴派诗人
埃及的复兴派诗人
阿拉伯现代文学生成期最早涌现出的一派诗人，以阿拉伯古代大诗人为楷模，作品题材与表现手法基本遵循阿拉伯古典诗歌传统，讲究严格的格律韵律，风格典雅，他们力图恢复因受土耳其异族统治摧残而凋敝的阿拉伯诗歌传统和光荣，并把诗歌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故被称作复兴派诗人，或传统派诗人。复兴派诗歌是阿拉伯现代诗歌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有的阿拉伯史家和评论家曾对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将其看作是诗歌革新的对立面，但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看法，因为大多数复兴派诗人都突破了传统题材的狭窄范围，把诗歌和民族的历史及现实联系起来，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所创新，甚至“离经叛道”的“无韵诗”也出自他们之手，可见他们对阿拉伯诗歌艺术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复兴派诗人在埃及的代表除巴鲁迪外，还有艾哈迈德·邵基、哈菲兹·易
卜拉欣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誉为“诗王”的邵基。
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是本世纪初埃及和阿拉伯诗坛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出身贵族家庭，且有土耳其血统，是在埃及宫廷的优越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他早期的诗歌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采取亲土耳其的立场。诗作的主题多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他一方面赞扬奥斯曼帝国君王英明伟大，反对麦加的谢里夫领导的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表现出对阿拉伯民族根本利益的无知与对宗教与政治的混淆，一方面又谴责残酷杀戮，呼唤仁慈与和平，显示出深沉的人道主义。
在其初期诗歌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爱国主义诗篇。189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欧洲东方学者大会上，邵基发表了长达290联的长诗《尼罗河谷大事记）。这首诗从伟大的法老时代开始，追述埃及民族和宗教的历史，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国家和英雄，反映了青年诗人对民族历史的珍视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代替了土耳其在埃及的统治地位，邵基因与亲土耳其政府有关联而受到牵连，被远逐到西班牙，但他将“流放”变为第二次留学，系统地钻研了阿拉伯古代文学遗产，并写出大量具有安达鲁西亚清新明快风格的“穆沃沙赫”体诗歌。一战期间，他还在异国写出了《我们的琴师》和《辉煌者》两首著名的爱国诗歌。
1921年，邵基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连续写出了
《尼罗河哟！》、《狮身人面像》等长诗，进一步歌颂埃及的光荣历史和古老文化。1927年邵基达到了他荣誉的顶峰。这一年，来自阿拉伯各地的诗人、文学家为他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并为他戴上“诗王”的桂冠。
据统计，邵基的诗歌总量达24，000个联句共48，000多行，是阿拉伯现代诗歌宝库中一笔很大的遗产。邵基诗歌创作具有以下特点：（一）重视借鉴古代文学遗产，采用传统诗歌的格律韵律，特别是向穆台纳比、布赫图里等独具风格的大诗人借鉴。（二）注意艺术技巧、特别是修辞技巧的运用，词藻丰富，句式华美。（三）述史与抒情相结合，诗歌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纵深感，并常穿插寓意深刻地哲理警句。
邵基是一位诗歌创作的实践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很少提出系统的诗学主张，即使偶尔谈及创作，也显得比较肤浅。但他提出的“掌握知识，进行实践”、“不要将诗当作一种装饰，来掩盖对世事的缺乏了解”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没有一位诗人承受过邵基所受的那样多的批评。但他逝世后，随着对复兴派古典主义诗歌研究的深入，否定和批评过邵基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邵基是那个时期“给阿拉伯诗歌重新带来力量、恬静和地位”的人。
号称“尼罗河诗人”的哈菲兹·易卜拉欣（1876—1932），是与邵基齐名的埃及现代诗人。
哈菲兹出生于普通家庭，父早逝，自小寄人篱下，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但靠个人的勤奋与努力，终于成为一名诗人。
他的社会地位卑微，个人经历坎坷，因此早期作品多倾诉，多慨叹。1900年他退役回到开罗，目睹了国家在内忧外患中破败，人民贫困而愚昧。哈菲兹将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写出一首首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其中，为控诉1906年英殖民者制造的“丹沙微惨案”的罪行所写下的诗篇《丹沙微》最为著名，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义愤与炽热的情感。
哈菲兹的诗坦率、明快、大胆，有时矛头直指英国占领者中的最高权力者。在思想感情上，他是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一致的，这在他为烈士所写的挽诗中可以看出来。这些诗激动人心，不仅表现个人的友谊和感情，而且抒发了民族的哀恸和心声。
哈菲兹支持一切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改革主张，支持教育救国并要求改善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但他主张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即对妇女既不要“束缚”太紧，也不要过于“放任”。这与他思想中落后于时代的陈腐观念有关，这也导致他政治上有时的自相矛盾。
哈菲兹认为弘扬民族文化与历史，是民族复兴和独立的前提条件之一。1925年他在《埃及》一诗中，以广阔的历史眼光，回顾尼罗河两岸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表现出了民族自豪感。关心阿拉伯语，保卫民族语言，也是哈菲兹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1903年《阿语诉苦》就是一篇很著名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诗歌。
哈菲兹在继承阿拉伯传统诗歌艺术上作了巨大努力。他能熟练地运用多种古典诗体格律，并在一首长诗中变换多种风格。在描绘事件和不寻常的场面上，他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一方面从总体上把握场景，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又通过听觉视觉的生动感受来展示细节，使描述对象显得清晰、具体，哈菲兹诗歌的语言较为通俗易懂，风格接近大众化，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
哈菲兹与邵基是阿拉伯现代诗坛最早升起的两颗明星。他们具有复兴阿拉伯诗歌的使命，并把毕生献给这一事业。正如塔哈·侯赛因指出的：“这两位诗人都为埃及带来了巨大光荣，都用最甜美的声音在半个世纪或近半个世纪里滋润了阿拉伯东方的心田。他们复活了阿拉伯诗歌，给它带来了活力、青春和解渴的甘露。”
伊拉克的复兴派诗人
伊拉克地区的阿拉伯诗歌，在古代有过极为辉煌的成就，但在土耳其统治下日趋衰败。直到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埃及与旅美派文学的影响下，伊拉克诗人将诗歌创作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使诗坛再次焕发异采。其中最具民族意识和遗产意识的，是声名远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两大诗人：宰哈维和鲁萨菲。
朱麦勒·希德基·宰哈维（1863—1936）是一位既关心阿拉伯民族命运，又关心阿拉伯文学革新的复兴派诗人，他提倡科学、擅于在诗中作哲学思考，故被称为“诗人哲学家”。
宰哈维出身于一个巴格达的宗教学者家庭，自小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曾因在一个地下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们沉睡到何时》的诗而被监禁，也曾拒绝成为国王的御用诗人；他曾因优美的诗作深受欢迎，也曾因有无神论倾向倍受攻击。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屈身垂首者的演讲》一文中，他说：“每当我看到人民进步缓慢，我就感到极大失望，每当他们受骗，我的心便如刀绞。每当他们屈服于暴君，我就被泪水窒息。”他在晚年写出了长达四百三十五个联句的著名长诗《地狱的革命》。这首诗构思新奇，蕴意深刻，以犀利的笔锋，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笔法，歌颂了反抗与革命。由于这首诗，他被许多宗教人士称为“叛教者”和“伪信者”。
宰哈维是一位多产诗人，共有七部诗集。其中五部是他生前出版的，有
《创伤集》、《宰哈维诗集》、《宰哈维四行诗集》、《精粹集》和《滴泉集》、《沉渣集》与《魔鬼的诱惑》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他还从波斯文翻译出奥玛尔·海亚姆的一百三十首四行诗。
宰哈维是第一个创作叙事诗的伊拉克诗人。这类诗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社会底层生活、挣扎的人们，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诗歌形式上，他勇于探索，主张打破韵脚的束缚，并带头创作出无韵诗。这一实践在阿拉伯现代诗歌革新上有启示意义。
宰哈维的诗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尽管他在形式上仍坚持传统格律，但内容、语言上却大大有别于传统诗。他的诗歌语言平易流畅，极少雕饰，表达自由、感情真实。这些风格使他的诗在文人圈子外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还擅长描绘令人激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日常所见却往往被忽略的普通人形象。
宰哈维的诗作也受到一些批评，如重思想而轻语言，过多地把哲学、科学问题塞入诗歌，常常使用废弃的词汇等等。哲理诗是宰哈维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领域。在《泪在说话》中，他大胆地否定信仰主义，但最终并未成为无神论者，而是摇摆于理性主义和宗教感情之间，有时又退回到宗教的避风港里。
与宰哈维齐名的伊拉克复兴派诗人是马鲁夫·鲁萨菲（1875—1945）。他生于巴格达一普通家庭。曾任伊拉克议员和教育部阿语督察，但其一生的最后十年靠养老金生活，窘迫艰辛地走完人生道路。
鲁萨菲能诗擅文，除了诗歌这一主要创作形式外，还写过大量的散文作品，包括专著、书信、批评和各种文章。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对社会、时代、传统和对政府、宪法、政党、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对大自然、生命、宇宙的描述与思考，主要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他抨击导致民族落后的传统习俗，对社会上的腐败与落后深感不安，强烈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他同情生活在苦难中的同胞，社会上的弱者，无依无靠的孤儿常常是鲁萨菲笔下的主人公。如《节日中的孤儿》、《病中的寡妇》、《孤儿的母亲》等几首长诗，就是描写贫苦人民的灾难与痛苦的。不仅如此，他还谴责造成这些不幸的腐败分子，反动分子和外国剥削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关心与忧虑。
在曾萨菲的诗中，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东方妇女》一诗描述了东方妇女的苦难，受到的束缚，抨击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