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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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队叛军129人，由监田、对岛、井上等数名中尉率领，分乘汽车前往袭击日本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的宅邸。出发前遭到士官学校板垣中尉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事后尚须西园寺公望推荐首相人选，板垣中尉不惜采取暴力对抗，阻止了刺杀西园寺的行动。
安藤中尉指挥150名叛军赴裕仁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寓所，将铃木击成重伤，铃木夫人苦苦哀求。安藤中尉动了恻隐之心，率队而去，使铃木奇迹般的保全了生命。
前任大臣牧野伸显也是叛军刺杀目标。叛军分乘两辆汽车携带机枪在大风雪中向牧野寓所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别墅疾驰，抵达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以机枪猛烈扫射。牧野的家属哀哭号叫四散奔逃。叛军冲入室内没有发现牧野尸体，于是纵火焚烧，将伊藤屋旅馆别墅化作一片瓦砾。又滥射避难人丛中的老年绅士，造成重大伤亡。牧野本人在枪声起时，立即从后门匆匆逃走，直逃深山。
叛军完成袭击计划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将首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分别占领，并且切断鞠町西部一带交通。凌晨5时许，叛军首领香田清真、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三名上尉便公开露面，他们联袂晋见陆相川岛义之，由香田宣读了“蹶起旨趣书”，并提出了下列三项要求：
一、立刻逮捕统制派首要：南次郎大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小矶国昭中将和建川美次中将，并将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表少佐免职。
二、以荒木贞夫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
三、川岛陆相应引导“二·二六事件”，使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
三名叛军首领并向川岛陆相露骨表示：希望川岛迅即与真崎甚三郎大将等皇道派领导人物共商善后之策。
表面看，“二·二六事件”起因是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实则刺杀内阁重臣，一日惊扰，图穷匕见，叛军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以真崎大将为中心的皇道派政府。
川岛陆相由于接见叛军首脑直到上午10时方始脱身，马上入宫面奏昭和天皇。这时，寺内寿一、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五名大将俱已齐集宫中，内阁阁员也大部到齐。年高的农相町田治一见川岛陆相，便怒不可遏地说：
“他们不是天皇的部队，他们是叛军！所以应该立刻加以讨伐！”
但是川岛陆相已被吓破了胆，他不敢附和町田的意见，只顾低下头来喃喃自语，顾左右而言他，显出一副畏葸可怜相。
内阁阁员和军部首要对处理叛军问题开展讨论。统制派要角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力主严办，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认为对维新部队应该尽可能不予触怒。争论的结果是：暂以维持治安为前提，施行战时警备令，避免流血，叛军各自归队。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大家一致认为，收拾乱局，除延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外，别无它途。
东久迩宫组阁建议甫行提出，远在赤坂山王饭店的叛军总部即获情报。当日晚间，叛军又向川岛陆相提出三点追加要求；
一、即刻逮捕西园寺公望。
二、公认“蹶起部队”为义军。
三、绝对反对皇族内阁。
此外，在这以前，即下午1时30分，陆军部对“二·二六事件”发表了一项举世惊骇的公报：
“本日清晨5时许，部分青年军官，对左列各场所发动袭击：（指首相官邸等，略）
此批青年军官蹶起之目的，据其旨趣书所载，系在处此国内外重大危机时际，铲除元老、重臣、财阀、政党、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以伸大义，而维国体。”
下午3时20分警备司令官也发表公开布告，竟然是——
一、你们蹶起的旨趣，业已上奏天皇。
二、蹶起行动已被公认为发自维护国体的至情。
三、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协议，上项旨趣继续迈进。
日本军部、警备司令居然起哄架秧子！
第二天（27日）日本仅有的十位大将集偕行社（高级将领俱乐部）商讨对策，意见纷歧，莫衷一是。
同日，真崎甚三郎应皇道派军官之请，由阿部和西两大将陪同前往叛军本部访问，乘机苦劝及早归队结束乱局，居然也遭叛军拒绝。真崎转而会晤川岛，建议他入宫觐见裕仁天皇，请天皇下诏解散叛军。
川岛见真崎大将有平叛决心，才略安心，便遵真崎意见，入宫奏请天皇，请天皇敕令叛军各回原部队，裕仁天皇立即首肯，并向川岛表示；
“倘若此事不获解决，朕将亲自镇压叛军。”
2月28日上午5时，裕仁天皇对警备司令官香樵浩平颁下敕令，严令叛军各归原队，否则即视同叛逆，实行武力讨伐。然而敕令延搁一整天，迄至29日凌晨方由香樵司令利用无线电广播，同时发布戒严布告：
“本司令官对于在东京都鞠町区附近发动骚扰的叛徒，决定采取镇压措施。”
但这位司令又深恐讨伐行动势必引起巷战，为避免冲突，他用气球广告，在东京的半空中飘扬起“放下武器，返回原队！”“此刻尚不为迟，迅速归回原建制！”等，同时出动战车、军用飞机等威胁叛军，又一面发表情词恳切的“告士兵”广播，频频劝促软化叛军。下午2时叛军决定接受天皇敕令，军官宣告投降，赴陆相官邸自首，士兵就地解散，各自回原部队。
“二·二六事变”在表面上看似已告一段落，叛军首脑有二人引咎自杀，其余均囚禁于代代木监狱。真崎大将等人亦因涉嫌叛乱暂遭监禁。3月4日陆军部遵照天皇敕令特设特别军事法庭，在不公开无辩护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村中、矶部等13名低级军官，以及幕后主持人北一辉等被判处死刑，但被认为背后策划者真崎大将被判无罪，多方庇护叛军的香樵、山下奉文等将领未受审判逍遥法外。
上起裕仁天皇，下迄日本平民，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被“二·二六事变”的暴行所震惊，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日本的舆论工具也不敢向这些跋扈嚣张的少壮军人公然挑战，各报纸各电台只对此不幸事件略表遗憾，《朝日新闻》说了几句公道话，马上就受到袭击。从此以后，日本军部控制了全国舆论。
冈田启介在“二·二六事变”中幸免于难，这一任首相当然做不下去了。于是由西园寺公望推荐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方面建立“内阁阁员甄选委员会”，由陆军部武藤章中佐，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佐二人组成。阁员必须由两名中佐通过。
日本帝国此时也是太阿倒持，国不成国。
那些青年军官们稍不称心如意，立刻出语威胁，东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吼叫！
“‘二·二六事变’可以说是一种叛乱，但是策动者的主张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令人遗憾的是，引发‘二·二六事变’的形势迄今仍毫无改变。因此，这一局面必须打开，而能够打开这种局面的，非军部莫属！”
“我们不能使‘二·二六事变’毫无意义地结束，我们必须继承同志们的意志，军部绝不屈服！”
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下彀觫战栗，广田弘毅内阁首当其冲，广田内阁不能不成为军部的傀儡、军部的尾巴，唯军部之命是从了。而且叛乱刺杀的阴影永远笼罩着内阁。政权落入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的手里。
叛乱的尘埃落定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竟促使统制派与皇道派化除分歧，渐趋合而为一，甚至于连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共同拟定了共同纲领。如：3月8日寺内寿一和永野修身联合向广田首相提出的四项主张：
一、彻底显现国体。
二、加速充实国防。
三、建立积极自主的外交。
……
日本人虽然被“二·二六事变”震惊和激怒，对皇道派的极端行为非常憎恶。日本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岛国，日本的军人政权认为，要发展必须面向海外，无非是武装占领他国或是经济向外侵略。日本隔海而望的近邻——中国，恰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腐败、经济落会的弱国，自然激起日本军人的经济侵略和武装占领的欲望。这一点无论在日本政客或军人的潜在观点都近似的，只是理智和蛮干的差别。军人们在中国行动屡屡得手，自然使日本人对少壮军人的激怒憎恶渐渐变成屈从，又由屈从到接受，甚至支持。
当时，日本对我国华北所采取的策略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力图华北政权在日本的卵翼之下，先使华北特殊化，不必完全脱离中央，只求实际上听从日方摆布，经济上完全受日本控制，即成为日方对外战争的能源基地。日方眼见迫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特殊化已无可能，乃改变方式，向秦德纯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修筑沧州到石家庄铁路。
二、开发龙（关）延（庆）铁矿（也称龙烟铁矿）。
三、开辟塘沽新港。
四、冀察二省，平津二市重要行政人员任免必须征询日方同意。
五、日本在华驻兵，不受限制。
第一至三条似属经济要求，第四五条该属主权问题。如果日本人从沧州修铁路至石家庄，实已将平津与中原隔离，日军将利用沧石铁路自南向北控制平津，平津将孤立无援，进退无路，四面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二十九军将是守孤城立死地，只等束手待毙。开发龙延铁矿，除以钢铁支援日本东亚之战以外，龙关延庆界于北平张家口之间，宣化附近，从地理位置看，为平津一翼，军事要地，如答应以上五条，华北将是名存实亡。日方虽然没有强调“关东军入关”一类的武力威胁，从条件内容上看，日方胃口很大，态度也比以前更强硬。似最后通牒，没有商量余地。
秦德纯在这几年和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长了见识，总结出不少经验，除逐渐了解到中央政府的底牌以外，也渐渐摸到了日本人的底牌，不再听他们的虚声恫吓了。对这五条，秦德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
“关于第一至第三项，须呈请中央核示。第四、五项事关国家主权，根本无从研讨。”
一下子空气凝窒。冲突升级。
1935年12月土肥原贤二已经返回沈阳，1936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半月后调任留守第一师师团长。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工作由于土肥原的卓著成绩成为“热点”，它的顶峰就是挟持溥仪出天津建立满洲国，也由于土肥原1935年在华北成绩晦暗而失去军部的青睐，当然也由于少壮军人已经不耐烦武戏文唱。土肥原调走以后，特务机关仍然存在，新调来的特务机关长是松室孝良大佐，松室是个凶悍的骑兵，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军事顾问，也算半个中国通吧，此人办事不再如土肥原那样做出温文尔雅之态，他是个骑兵。在这之后，多田骏少将也调回国述职。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会议决定将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升格，成为日本五大集团军之一（五大集团军，即：国内驻军，朝鲜驻军，台湾驻军，关东军和华北军）。人数也由原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司令官由少将提为中将，由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即由天皇直接委任。5月1日田代皖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取代多田骏少将。原来长城战役、《塘沽协定》、冀东自治均是关东军所为，华北驻屯军只不过是个配角，此次升格，标志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已经平起平坐，成为独立兵团，可以独立所为。5月6日，日本陆军部下达对华北驻屯军的指示，规定：“……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兵力……一旦有事，制敌机先……与海军协同……先发制人……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
田代中将，早年在中国留学，两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武官。“一·二八”淞沪抗战，田代曾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指挥与中国十九路军作战。后又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第十一师团师团长等职。调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以后，一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可以说都与田代中将有关。可惜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病危，生命存于旦夕之间还在病床上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天即暴毙，终年57岁。
9月30日，田代中将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宴请宋哲元将军，酒至半酣，田代突然拿出“华北经济提携纲要”要求宋哲元马上签字。宋哲元草草一看，内容主要是以前向秦德纯提出的五条，现在又加添了开发井陉煤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和向日本输出华北棉花、海盐等。宋哲元回顾左右，他身后已经站了两个凶悍持枪的武士，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日本军人看住。如拒绝签字，必遭不测，后悔当初已经无用，只有就范签字，再图他法。
第八章 咽喉重地剑拔弩张
且说宋哲元参加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宴会，被日本军人挟持，屈辱地在“华北经济提携纲要”上签了字。狼狈地离开了宴会，回到在天津的三十八师司令部。因此事事关重大，宋哲元不得不向张自忠等人讲了在日本人宴会上发生的情况。大家听了以后，惊呆了，只好马上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封疆大吏，到敌人兵营里吃饭，这还是次要的。日本人抓到把柄岂能轻易松手，日日追找宋哲元逼问落实情况。按日本人的逻辑，宋哲元已经签下文书，下边就是如何变成现实，否则，该是传出宋将军切腹的消息，或在报章上会不断报道出：宋将军向友人表示，此次签字是国家及个人之耻辱……宋将军已邀其妻弟为助手，将于某日在私寓切腹。宋将军已聘请某著名外科医生，划定心脏位置，然后田代亲自戴着黑纱到灵前祭奠，表示对这位不甘受辱的将军的景仰……可是没有这样的消息。
其实，宋哲元对被挟签字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拖。如果这是常人，可以斥之为耍赖、牛皮糖。可是将军这么办，国家这么办，就会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玄机迭出。“拖”的含意是什么，拖的含意就是等待，或说等待与准备。
日本人早就准备了！
本来轻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目的是缓和与日方矛盾，当时已经被国人不容，连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北方元老张继等人在会上大哭要求逮捕宋哲元。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思潮本来目的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把那些明码的汉奸沐猴而冠拉进去当委员，当咨议，并给高官，授予权力，更增加了民众对其不信任。事情闹到签字这步田地，舆论对宋哲元等极为不利。秦德纯、肖振瀛等，不断出面表示“出卖朋友，出卖长官，出卖国家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干的”。话虽然通俗，定义非常明确：不当汉奸。中国汉奸的心态也很复杂，有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当了汉奸，有的也未必，可能是为了蝇头小利或是个人恩恩怨怨，有的今天慷概陈词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明天天亮又可能摇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