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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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九军的10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年7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的。
1936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4月末，田中参谋成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人），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4万人。
8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伕参加内蒙古伪军。
9月末，田中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不顾日本陆军部的反对，暗地通过。此时，田中已经升任为内蒙古特务机关长，同时，田中强硬要求指挥这支“谋略部队”。11月12日，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两个炮兵连等，在三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
13日与守军发生前哨战。
14日上午8时，2000余名日伪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猛烈进攻，守军只有2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及当地自卫队百余人，战至下午5时，守军将敌击退。
15日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步骑兵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七次。守军得到当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5日晚，守军骑兵两个连在团长亲自率领下驰往增援。
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派秘密突击队，抄袭敌穴，令孙兰峰所部星夜乘汽车驰往红格尔图之西的月岱沟。
19日凌晨2时，两部分别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驻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敌阵地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死抵抗，仓皇向东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东面防守单薄，被汽车冲出。
后知，车中所载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日上午7时，敌人全线溃退。21日敌飞机又来投弹、扫射。被守军用步枪击中油箱，返飞途中坠毁。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傅作义部捣毁伪政权所在地百灵庙，派王英部2个旅进占百灵庙东100公里的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沿百灵庙四围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指挥官。
傅作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未发动进攻之前，出敌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将百灵庙收复。
要收复百灵庙，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就是部队要在零下20℃的寒冷天气里，秘密奔袭170公里。傅作义将军命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各部限于11月23日午夜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25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孙兰峰部驻守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孙部为迷惑敌人，傅作义将军命令孙部在出发前几天，每日到归绥东15公里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再返回驻地，使日特务机关以为部队出动是例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23日夜12时，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
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各部队行动极其秘密，日伪军毫无察知。百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伪军防守，及至将敌警戒哨兵捕获，日伪军听到枪声大作，始从梦中惊醒。伪军在日指导官的威迫下，慌乱进入阵地，进行抵抗。
傅作义部在步、炮、装甲车各兵种密切协同下，向敌发起拂晓总攻。
山炮12门，苏鲁通小炮8门，用破甲弹向女儿山敌之轻重机枪掩体直接瞄准射击，掩护装甲车及步兵进攻。短时间内，敌阵地为猛烈炮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向敌猛烈冲击。
最前一辆装甲车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又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兵，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6辆汽车满载步兵跟进，冲入山口。
敌不支，纷纷向庙内败退。
傅部各队又将庙内前后院分割为数段。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飞机场，将敌后路切断。
敌遂惊惶失措，无心再守。伪蒙军一排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指挥官及伪蒙师长，见事已危机，援军又一时难到，顽抗下去，必成俘虏，乃急乘汽车数辆，由日本指挥官用机枪射击掩护，朝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激战至24日上午8时，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之后，日军连续不断向百灵庙及集宁一带侦察、扫射、滥施轰炸。
12月2日晚，日伪军4000余人乘汽车百余辆再图反攻百灵庙。
守军景彦青营长，得知上述情况，急电傅作义将军和孙兰峰旅长，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将军接电，极为震怒，对景营长严加申斥，并令孙兰峰旅长亲自率部前往坚守。之后，孙旅长击溃反攻之敌，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俘200余人，并将其副司令雷中田击毙。遂之向傅将军告捷。
后，傅将军决意乘胜收复大青山以北地区，日伪已成惊弓之鸟，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反正。致使日伪军再无力反扑。
绥远抗战无疑是中国对外作战最成功的范例，空前的范例。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可以说，无懈可击。无论是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还是兵力配备使用，采取突然出击，或是袭击敌指挥机关，分割包围，断敌后路等，以至处理俘虏（每人给一袋面，银洋五元，释放回家），争取伪军反正都非常成功。
但有其重要一点：面对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在关东军军官指挥下的汉蒙伪军，这些伪军的作战士气，训练水平，观念心理又极类似国内军阀混战。
无疑，绥远抗战的胜利是关东军的耻辱，日本史学家称：“参加作战的日本现役军官不过4名，此外参加的预备役军官也不过数名。”而中国方面估计至少200名。
绥远抗战又掀起了如长城抗战一样的举国欢腾庆胜利的场面——支援抗战服务团、慰问团、代表团……捐款等。
官方报纸居然用大泼墨的手法报道“被打败的内蒙古军是戴着内蒙古军标志的关东军”，“田中部队”等。这个概念又令人误认为傅作义将军是直接和关东军作战。报道的目的似是好的，以打消中国官民中间存在着的对日军的自卑感，而给他们能战胜日军的自信心。
获得“自信心”的中国人看到日本人如此可打，对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抗战开始怀疑。尤其是对抗战前线，平津封疆大吏宋哲元大加诘责。把成功鼓吹得玄玄虚虚，也会有人相信。如果你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大家会认为你猥琐，是懦夫。所以标语口号，豪言壮语在那时候就非常盛行。
第十一章 儒将镇守南苑
南苑，距北平永定门16公里。古南苑四周有围墙120里，是一座广大的皇家园囿。元代称放飞泊，明代称上林苑。育养禽兽，设24园。清代为阅武田狩之所，并修建行宫4座，以团河行宫最为豪华，距南苑约20里，团河之河出南苑墙称为团河。团河行宫内有前殿、后殿、配殿、别宇亭台，及松柏花卉，宫堂之间有游廊，共有宫堂124间。这一切，均在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进攻下毁于战火。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南苑开始驻兵。1913年北洋政府在南苑设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1922年的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之始，1924年北京政变驱逐清帝，此处是冯玉祥司令部。陆军检阅使署设在七营房。1936年春，佟麟阁将军主持军司令部工作，军部也设在检阅使署旧址。
南苑兵营陆续建成，有营房18所，每所营房有平房6—10排，每排10余间，每间可住一个班的兵力。另设有马厩、车库、弹药库、厨房等。原行宫建筑逐渐荒废，寨墙大都残破，砖瓦被乡民取为它用。尤其经过八国联军及1937年两次战火以后，南苑、团河这座宏大宽广的皇家花囿，已是残垣断壁，满目荒凉。
话说回来，佟麟阁出山，当夜回到东四十条家中，第二天天明向父母问安以后，即到南苑军部上任。前面已经说到，军部虽在南苑，实无人主持，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都家住北平城内，政务缠身，无暇兼顾，宋将军不过是每周来视察一次，听听汇报，或做一次演讲，日常工作多由副参谋长张克侠管理。
佟将军到任以后，要速办两件大事，建立军事训练团、军官训练团和马上筹建军事情报处。筹办这两件事的消息，不胫而走，建立军事训练团的消息，因登报招生，日本人知道，还可理解；而建立军事情报处的事，日本人怎么马上知道的？
待我们下边细说。
佟将军带着随行人员，无非是参谋副官，把整个兵营的每个营房视察了一遍。完整地看了两个连的术科竞赛。两队竞赛的终点立着一个炊事兵，炊事兵用绳子牵着一头肥猪，猪身上用红墨水写着东倒西歪的一排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者冲到前面，到肥猪身边就是一刺刀将肥猪挑翻，其他战友也跟上来，将哀号的、奄奄一息的肥猪抬回自己的食堂，改善胜利者的生活。
佟将军虽然离队两年，对这种生活感到陌生，但他知道这是西北军——二十九军传统的训练方法。他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似乎也想不出什么绝计。
佟将军只好向他们说了声：“很好！”转身带着随员又视察别的地方去了。
他走到大操场边上的主席台，只见台高丈余，上面用竹篙和席搭起幕壁和台楣，他对这个地方并不生疏。不过那时候他是在台下的训练场上，不过是个排长。往事好像还都在眼前。
他抬头看见台的中央挂着三个人的画像，中间是孔子，右边是孙中山，左边是蒋介石。这种偶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