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英国文学简史(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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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粪上苍蝇一样，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也旨在揭露“体面的”资产者不体面的财产来源。有才能的女学生薇薇无意中发现她母亲华伦夫人供养她受高等教育的钱竟来自于开办妓院的收入，薇薇虽然谅解了母亲在生活重压下的经历，但她脱离家庭，试图独立地谋生。华伦夫人的合伙人、富有的克劳夫茨爵士嘲笑薇薇的清高：“如果你想要根据道德原则去挑选朋友，你最好离开这个国家，除非你想跟整个体面杜会断绝关系。”两个剧本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追求财富背面的道德沦丧，这出剧由于它的批判性曾遭到禁演。《鳏夫的房屋》和《华伦夫人的职业》都收入肖出版的第一部戏剧选《不愉快的戏剧集》。他的第二部戏剧集《愉快的戏剧集》里则收入了有趣、发笑的“愉快”的戏。《武器和士兵》（1894）将“军官兼绅士”与讲求实际的两类兵士作比，抹去了理想英雄的虚假光环，也讽刺了浪漫爱的虚幻可笑。
在19世纪最后几年，肖又写了《给清教徒的三剧本集》，其中的历史剧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1898）改变了莎士比亚和德莱顿都写过的爱情主题，用凯撒代替了安东尼，这个智慧的政治家并不为埃及女王的美色所动，肖把凯撒这样有才干领袖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作于1903年的《人与超人》一剧中，肖借一个女子追求男子的喜剧故事，提出“生命力论”、认为自然界是在“生命力”影响下发展，“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女人身上。他以“生命力”理论补充“点滴改良”的理论。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和《巴巴拉少校》（1905）是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年里的代表剧本。“另一个岛”指的是爱尔兰，几百年来，爱尔兰人为摆脱英格兰人而斗争，爱尔兰独立是当时英国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也是这个政治剧的中心问题。自由党英国人博饶本在爱尔兰充分施展手段，竟然在当地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肖在剧中揭露了英国人的侵略行为。《巴巴拉少校》里，大军火商安德谢夫的女儿巴巴拉参加了慈善团体救世军，担任少校职位。她努力从事宗教事业，试图拯救穷人灵魂。但救世军却又是靠像安德谢夫那样没有道德标准的资本家兴办的。面对宗教与经济的冲突，巴巴拉从幻灭到妥协。剧中肖犀利的批判与改良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皮格马利翁》（1913）是肖上演极为成功的剧本。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雕刻了少女雕像并爱上了她，女神赋予少女生命，国王与她结婚。剧中语言学教授希金斯教导满口土腔的卖花女伊莱莎说标准英语，使她俨然成为贵妇人，轰动上流社会交际场合。但伊莱莎并没有嫁给希金斯，她成为贵妇人后，感到自己成为无用和没有生命力的人。
《伤心之家》（1913）动笔于一次大战前，于战后完成，反映了作者的精神危机。全剧3幕戏都发生在船长肖特非家里，在肖特非家中聚集着一群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失去信念，相互欺骗。老船长女儿的朋友爱丽，从赫克托身上寻找爱情，在资产者曼根身上追求金钱，向老船长汲取智慧，但都遭到失望。剧本结尾时敌机的轰炸炸死了曼根和进来偷珠宝的贼，对生活已无兴趣的人们反倒苟活下来。剧本副题为《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有意识地摹仿俄国作家契珂夫的《樱桃园》的风格，具有丰富的潜台词。
《圣女贞德》（1923）是肖创作中唯一的悲剧，也是他后期创作中《伤心之家》以外另一部著名剧作。贞德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出现的法国爱国女青年，领导农民击退英军对奥尔良的围攻，但被勃艮第人出卖给英军占领军后，被教会诬为女巫处死，肖着重表现了贞德的人民领袖地位。
1926年，70岁的肖获得192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经济危机席卷欧美的时期，他又以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为题材，创作了《苹果车》，嘲笑资产阶级议会制，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打翻苹果车”英文中指打乱了如意算盘，剧中则比喻内阁计划的落空。首相普罗梯厄斯及内阁企图迫使国王马格纳斯接受通牒，降为无关紧要的人物。国王表示要放弃王位去进行“民主”竞选，自己组织内阁。最后通牒无效了。
肖发扬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揭露、批判，在情节中引进“讨论’因素，对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等方面进行探讨、剖析，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论争性。他又巧妙地结合自阿里斯托芬以来欧洲古典喜剧传说，擅长发表似非而是的反论、生动风趣的对话和插言，笔锋犀利。
2、爱尔兰文艺复兴
爱尔兰的戏剧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非常活跃。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叶芝、格雷戈里夫人等共同致力于创建爱尔兰民族戏剧，1899年在都柏林建成爱尔兰文学剧院，1902年组成爱尔兰民族剧团，1904年迁入著名的阿贝戏院，大力上演爱尔兰民族戏剧，对于爱尔兰现代戏剧的发展以及文艺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叶芝根据爱尔兰民间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创作戏剧，诗剧中有不少美丽的抒情诗段落。诗剧《伯爵夫人凯瑟琳》（1892）写神话中的伯爵夫人为拯救灾年濒死的人们，献出全部财富，甚至不惜卖掉灵魂。《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采用爱尔兰神话中关于女王凯瑟琳的传说，表达了民族独立愿望。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取材爱尔兰农民生活、民间传说的戏剧，幻想与现实交织，对话生动有力。她的独幕剧《日出》（1907）描写了一位爱尔兰爱国党人不仅逃脱了政府的追捕，还赢得了警官的同情。辛格 （1871—1909）是这群戏剧家中最优秀的，他的6部剧作中的五部都是在阿贝戏院上演的。《骑马下海的人》 （1904）是他最佳的悲剧。爱尔兰西部阿兰群岛上，老妇人莫尔耶的丈夫和4个儿子葬身大海，她仅有的两个儿子又被大海夺走了生命。为孩子们担心受怕的母亲得到了绝望的平静：“现在他们都走了，大海不会再给我灾难了。”悲剧描写了渔民与大海的搏斗，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1907）是辛格最成功的喜剧。青年克里斯蒂在争执之中伤了父亲，出逃到一个村子里，讲述自己的弑父故事，赢得众人钦佩，女人的青睐，待父亲活着出现，村民们立刻不再敬慕这个“英雄”。作者讽刺了爱尔兰人浪漫习性，喜剧娱乐性强，对话富有诗意。辛格的戏表现了农民和他们的语言，为“优雅”而沉闷的英国舞台送进清风。奥凯西（1880—1904）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他于1918年开始写戏，第一个被阿贝戏院采纳演出的剧本是 《枪手的影子》（1923）。他的戏剧创作一直维持到50年代。
三、诗歌的创新
1、“乔治诗派”和“意象派”
本世纪的头20年，哈代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多卷诗表达了与他小说相似的主题。大诗人叶芝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两个桂冠诗人罗伯特·伯立杰斯和约翰·梅斯菲尔德写出一些著名诗篇，而伯立杰斯对英国诗歌主要的贡献是介绍了已故诗人霍普金斯的诗作。霍普金斯（1844—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可是他的作品在他生前从未出版过。1918年，在他死后30年，他的朋友布立杰斯编辑出版了他的诗集，他的诗风影响20世纪诗人（如艾略特、奥顿）很深，有人把他看作20世纪现代诗的开山祖师。他是天主教耶稣教会神父，又深为艺术美感所诱惑，把自然美看作神的实体的反映。他努力表达人或物的独特性质，在诗的技巧上百般出新，诗的节奏仅以重音为基础，音步的音节数字不断变换，又杂以内韵和头韵等手法，形成“跳跃性的节奏”，还使用盎格鲁撒克逊古字、杜撰的词语、复杂的比喻，用词遣句往往含有好几层次的意义，一般读者感到晦涩难解，而现代诗人极为欣赏。
继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是她的长子爱德华七世，他在位只有7年。1910年，爱德华的儿子乔治继位，开始一个似乎和平繁荣的“乔治时期”。但这个时期只维持4年，当时没有想到世界大战这么快就爆发了。一批年轻诗人在这时期创作大量诗歌，从1912—1922年出版了题为“乔治诗派”的五部诗集。大多数“乔治派诗人遵循19世纪传统形式写作，技法并无创新。他们努力使诗歌避开现代文明颠覆力量，雅俗共赏。他们的诗题多关于自然美或逃逸到奇异幻想中。一次世界大战可怕地降临，越来越多的青年诗人死于战争，幸存者感到幻灭。布鲁克（1884—1915）表现了战前短暂的黄金时代。他喜爱乡间美景，以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写作，讲求韵律优美。大战刚开始，加入英国海军的布鲁克便病死军中。他的《士兵》充满年青人保卫祖国的理想热情，以古典的十四行诗体写就，似乎成了现实的一种嘲讽。而像奥文、沙逊这样的士兵诗人开始从自身悲惨的体验出发，怀着同情、悲伤和反讽写作“战壕诗歌”。奥文 （1893—1918）在大战中阵亡，在战争中他改变了济慈式的浪漫主义诗风，表达了对残酷的战争的愤慨，对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的同情，感人至深，技法新颖。他的诗被公认为一次大战中写得最好的，深深地影响了30年代的诗。奥文的朋友沙逊 （1886—1967）在战争中受伤并得过勋章，但他逐渐认识到战争残酷性，发表了反战诗歌，当时人们以为这位“战斗英雄”疯了。他在诗中表达普通士兵对战争的诅咒、停战的愿望和祈祷。战后一些诗人继续以“乔治式”诗风写作受自然启示的冥想诗，但诗歌的主流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后来评论界以“乔治式”指“陈腐的”、“枯燥无味”的、“落后”的诗风。“意象派”是1908—1918年间英美一些年轻诗人组成的诗派。1913年，美国诗人庞德和英国诗人休姆·弗林特发表意象主义宣言，提出直接表现主客现事物，删除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英国的“意象派”诗人还有奥尔丁顿等。他们重视用视象、意象引起联想，表达一瞬间的直觉和思想，一般用自由体写作短小篇章。意象派诗歌主要兴盛于20世纪头10年，它的影响在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还能感觉到。这一诗派对于英美现代诗歌采用口语、自由体和铸造意象方面很有影响。
2、从唯美主义到象征主义：叶芝
这时期独步诗坛的当推爱尔兰诗人叶芝。他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母亲是爱尔兰西都斯利哥郡一个富有商人的女儿。斯利哥荒山叠嶂，俯临大海，保留了古老的爱尔兰生活方式和民间传统。叶芝幼时随父母去伦敦上学，但到母亲家乡度假，培养了他对古克尔特文化的热爱。他15岁时，全家搬回都柏林。都柏林、斯利哥、伦敦三地对叶芝一生产生影响。对于叶艺，都柏林代表爱尔兰盲目的、追求金钱的中产阶级；斯利哥保留爱尔兰真正的文化；伦敦则是英国文学和艺术的中心。
叶芝进入都柏林艺术学院，但不久就弃艺。他来到伦敦，遇见当时一些重要作家如王尔德等，与唯美主义者交往。1891年，他与一些诗人组织了“诗人俱乐部”，主张诗的语言要含蓄和超俗，他还接受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这时期叶芝的诗作表现出脱离商业文明社会的唯美主义倾向，带有浪漫主义梦幻色彩，富有音乐美感。诗作的爱尔兰体材和语言运用表现叶芝的独物的诗风。
24岁时，叶芝遇见并狂热地爱上了美丽的女演员莫德·她是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叶艺积极参加民族自动运动，既出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由于对莫德的爱恋。他领导了爱尔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来以爱尔兰文艺复兴而著称。他研究爱尔兰历史、民间传统和语言，鼓励其他作家转向民族题材。1896年，叶芝与爱尔兰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相识，结为终生朋友。他们建立爱尔兰文艺戏院，1904年改名为阿贝戏院，获得世界声誉。叶芝为戏院写了26出戏，他的戏努力将精致的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学结合，以创造精美的爱尔兰艺术。1908年，年轻的美国诗人庞德来向叶芝学习写诗，这时，43岁的叶芝已名誉天下，发表了百余卷诗歌、戏剧、散文等著作。庞德的现代的诗风感染了他，他开始在选材、处理手法及选词用字方面表现出浓郁的意象派新诗的特征。他的最好的诗成于他最后的30年间。192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保护旺盛的创作精力和高水准，直到70四岁逝世前几天才辍笔。
在哲学和历史观上，叶芝认为人类历史和个人生活呈盘旋上升状，一切在重复中提高。希腊罗马文明结束了巴比仑的时代，基督的降生结束了希腊罗马的文明，20世纪代表一个2000年螺旋的结束，将要出现新的盘旋，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充满喧嚣和骚乱；“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大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热的狂热”。 （《基督重临》）他不信仰现有基督教，但信仰超自然的力量。他在《幻想》（Vision，1925）里表达了他的思想。
叶艺是著名诗人和剧作家，但他的声誉主要是建立在他的诗名上，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茵纳斯弗利岛》（1892）代表他早期抒情诗诗风：“我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独个儿住着，荫阳下听蜂群歌唱。／……”，表现出“拉斐尔前派”的唯美主义的影响。他的大量抒情诗是为莫德所写。《当你老了》（1896）是一首构思新颖、情感真挚的动人情诗。诗集《苇中风》（1899）中的许多诗、《在七森林中》（1903）中的《亚当的罪孽》及《特洛伊不再》一诗，都叙述了一生苦恋莫德的内心痛苦，爱情中理智与情感方面的交织，颇有邓恩“玄学诗”的风格，这标志着诗人逐渐脱离了唯美主义时期，转向一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
后期，叶芝从感官世界转向永恒的艺术世界，在两首诗《驶向拜占庭》（1923）和《拜占庭》（1933）里记录了他的感情。诗人想象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生死死的人间尘世，“他们都迷恋于种种肉感的音乐，忽视了不朽的理性的杰作”，一个是理想的永恒世界。拜占庭即今之伊斯坦布尔原为东罗马帝国首府，东正教的圣城。叶芝用这历史名城象征他理想的所在。拜占庭文化昌盛于公元1000年左右，按照叶芝的人生观。正处于一个文化学演变周期的高峰。所以诗人想象着航海来到拜占庭，呼唤教堂壁上金色瓷砖嵌镶显示的圣徒来接引他进入永恒的境界，把他“收进／那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象拜占庭宫中金银树，枝叶上小鸟鸣唱。诗哥表达诗人对情欲、现代文明的厌恶和对理性、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他把拜占庭看作是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政教与文艺得到了和谐统一的理想世界。他晚年的诗常将青年与老年、感官与精神生活、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