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英国文学简史(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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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看到越来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压抑和愤懑的情绪逐渐替代了原先的轻松幽默感。他依然倚重小人物温情和道德的感化力量去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上，这时期作品也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旅居国外的末期，狄更斯写作了《董贝父子》（1846——1848）。“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犹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切亲情、人性都让位给对商业发达的追求，是具有新时期典型特征的资产者形象。董贝把公司的利益作为衡量万物的中心，他盼望有个儿子，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女儿弗洛伦斯与公司利益无关便受到漠视，妻子完成了生产继承人的任务、分娩死去，也没有给他带来悲痛。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教导儿子，扼杀他的正常的人的天性。保尔被迫与姐姐分离，在寄宿学校里更是没有童年的欢乐和幸福。他的早夭并没有使他父亲悔悟，反促使董贝更不爱他的女儿。他的再婚也像是商业契约，后妻爱迪斯终于不能忍受他对她情感与尊严的践踏而私奔。董贝的经历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有些相似，在破产、失去他骄傲的资本后，他的人性开始复归。被他遗弃的女儿弗洛伦斯在他被别人抛弃的时侯来到他的身边，董贝在女儿的温情的感召下，成为慈爱的父亲、外公。狄更斯运用夸张的手法、谴责的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傲慢冷酷的资产者代表人物，同时又希望为富不仁者经过痛苦体验，懂得“仁爱”和“谅解”。他描写了另一个贫困简朴却充满温情、友爱、善良的世界，弗洛伦斯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里，我们继续发现这样由地位低下、心灵美好的人组成的小团体。
童年的辛酸回忆常常出现在狄更斯的脑海中，他把自己的人生写入了自传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1850）里。在序言上他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内心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 ‘大卫·科波菲尔’。”小说写入了作者本人大量的生活经历，他的父亲、恋人、朋友等都被他艺术加工为重要人物。小说并非是由于它的自传性，而是以它动人的艺术力量赢得读者的热爱。
大卫·科波菲尔是遗腹子，受到母亲和保姆辟果提的爱护照料，但是继父摩德斯通过先生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大卫被送进寄宿学校，他的母亲则在丈夫姐弟的摧残下郁郁而终，10岁的大卫不得不进啤酒作坊当童工。他逃出伦敦去多佛投奔素未谋面的姨婆，得到好心的姨婆的救援，上了学，后又到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经过努力成为作家，在经历了愉快而又不无缺憾的一次婚姻后，他与情投意合的艾妮斯结成幸福的伴侣。在大卫的坎坷经历中，作者写了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孤儿的命运、寄宿学校的不人道待遇，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的监狱等表现出对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金钱势力侵蚀人的心灵、损害了家庭关系；冷酷的摩德斯通过婚姻骗取了大卫母子的财产；渔民的女儿爱米丽在“做阔太太”的引诱下，离开爱她的青年渔夫海穆，与富家子弟斯提福兹私奔。事务所的书记尤利亚·希普是贪婪和卑鄙的化身，他表现极为谦卑，实则心地歹毒，设计攫取了威克菲尔律师的财产和地位，还想霸占律师的女儿艾妮斯。风度翩翩的斯提福兹对爱米丽的始乱终弃，代表着富人的自私，对社会下层人们的冷酷。与他们的道德沦丧相对，以辟果提一家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则善良可亲，彼此友爱谅解，表现出高尚的品性。辟果提始终无私地挚爱和帮助大卫。她的哥哥收养别人的孤儿寡妇，旧船里由几个姓氏组成的家充满温情的友爱，大卫把他们引为自己真正的朋友。他不论在逆境在还是在顺境中，都正直、诚实、善良、努力，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竞争中，保持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情感，信奉：“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
这部小说在人物型造上颇有成就，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保留了前斯创作中乐观、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严肃、忧郁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不占主导地位。小说《荒凉山庄》（1853）则渗透着阴沉的情绪。
《荒凉山庄》的中心故事是贵族妇女戴德洛克夫人的爱情悲剧，她在得知自己过去的隐私将暴露、面临身败名裂的时刻，出走死亡。另一条情节线索是拖延20年的争夺遗产的诉讼案。贾迪斯的后代为继承遗产打起官司，一打便是数代人。大法官庭代表着英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繁琐的法律程序，诉讼卷宗堆积如山，被牵入案子的人们在无望的等待中走向悲剧。当理查德成为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可继承的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殆尽，身心交瘁而死去。“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这是作品中人物发生的诅咒，也是小说的主调。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作者还采用了象征手法，加重压抑、灰暗的色彩。作品开便描写了伦敦那铺天遮地的大雾，象征社会的黑暗势力。在法院旁有个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最后，这个破店自燃烧毁了，这暗示了清除社会罪恶的愿望。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直接描写劳资矛盾的重要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的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遍及英国的“宪章运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触动了富有正义感的狄更斯。他在小说里，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和为之辩护的理论进行抨击。
黑烟弥漫，机器轰响的焦煤镇是工业中心城市的一个化身。国会议员葛擂梗和纺织厂厂主宠得贝是镇上的两个巨头。他们控制着镇上居民的命运。葛擂梗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奉者，是“专讲实际的人”。他随身携带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如同董贝先生一样，他把自己的人生原则贯彻到家庭生活中去，用纯实际利益的“事实”哲学来教育他的一双儿女露易莎和汤姆。他们没有童年的欢乐，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接受无数的数字和概念，想象、情感，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动被摧毁。露易莎在青春妙龄也没有多少生命的热情，服从父意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庞得贝，对弟弟的友爱因为弟弟的堕落而失望，避开了花花公子的诱骗却也陪葬了她唯一的一次爱情。汤姆则以“事实”哲学为自己的自私和堕落行为辩护，偷盗后又嫁祸给无辜的工人斯梯芬。小说通过葛擂梗教育的失败，讽刺了功利主义哲学。庞得贝则是更加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代表。他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作为剥削工人的口实。他宣扬自己卑贱的出身，把工人看作“没有爱情和喜悦，没有记忆和偏好，没有灵魂”的劳动力，把工人起码的生活要求斥为奢望，是“希望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
资本家对工人的不人道待遇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狄更斯为工人的遭遇而愤慨，描写了工人勤劳、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但作为改良主义者，他同情、赞美吃苦耐劳、具有宽容谅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以漫画式笔法描写工运领袖，对宪章运动“暴力派”持否定态度。
对狄更斯来说，负债人监狱始终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魔。在《小杜丽》（1857）里，他又写了围绕负债人监狱发生的悲欢离合。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长期入狱，出生在狱中的小杜丽努力工作救援家人。她的家人刚脱离苦海，她的情人又负债入狱。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运用漫画手法，出色地创造了代表官僚主义的机构“兜三绕四部”，它由贵族巴纳克尔家族操纵，以“怎样不管事”为宗旨，它的恶劣作风造成了小杜丽一家滞留狱中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悲剧。这部小说与《荒凉山庄》一样，也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是全书中心的象征形象，小杜丽一家哪怕出狱，还感觉笼罩在监狱的阴影中，法律界的弊端和罪恶，已不能由个别人所代表了。
在表现现实阶级矛盾的《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表现出对于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在历史题材小说《双城记》（1859）里，他继续为潜伏深刻社会危机的英国找寻避免矛盾爆发的道路。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狄更斯的杰作之一。“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当今英国社会的借鉴。小说分为3部，情节围绕梅尼特医生的经历展开。法国革命前夕，梅尼特医生出诊时发现贵族厄弗里·蒙地侯爵蹂躏农家妇女并杀害她的弟弟的罪行，他不顾侯爵的威胁利诱，向朝廷告发，遭到侯爵的反诬，关入巴士底狱 18年。在革命前法国的贫富悬殊状况，贵族的暴虐无行，将人民逼向造反的绝境。狄更斯深切地同情人民，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愤概。但他又谴责革命中的暴力行为，认为流血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得伐石太太的兄姐都被贵族害死，在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下，她嗜杀成性，革命成了失去理性的疯狂的混乱。冤冤相报何时了，唯有求助“爱”，以爱战胜仇恨。曾经血气方刚的梅尼特医生在女儿爱的抚慰下捐弃旧怨，接纳仇人家族的后代代尔那为女婿。代尔那抛弃贵族特权，以自食其力、清白为人，救赎祖先的罪恶。路茜的爱慕者卡尔登代替被革命者判处死刑的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不惜以生命来实现爱的诺言。狄更斯这部小说借古讽今的意义十分鲜明，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不人道的阶级压迫，客观上表现出革命的合理性，警告英国的统治阶级，别让不满情绪酿成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大火；但他又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劝诫人们不要采取“愚蠢行为”，把“爱”祭为消除阶级对抗的法宝。
《远大前程》（1861）是狄更斯在艺术上很受称道的一部小说，充分表现出人物心理矛盾发展过程，结构严谨。孤儿匹普与姐姐和当铁匠的姐夫共同生活。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钱人的庇护，幻想起自己的“远大前程”。他一心想作“上等人”，疏远了真正的朋友。但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保护人实则是他帮助过的在逃的苦役犯，而并非情场失意的贵族老小姐郝薇香，他爱慕的高贵女子艾斯苔拉是罪犯的女儿，关键时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贫贱朋友。贫困帮助他恢复了纯朴的天性，对伟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场幻梦。作者在小说中再次以劳动者的纯朴、无私的美德与上层社会背叛、自私、卑鄙等道德堕落形成鲜明对照。
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小说围绕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遗产继承问题展开情节，又把人性与金钱关系作为主题。书中出现了一个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狭隘、贪财爱势的资产者波德史奈普，以后人们便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波德史奈普主义”。
狄更斯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媲美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他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为普通民众鸣不平，同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抗议。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英国小说发展到狄更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小说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集中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努力向上，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这些形象体现了狄更斯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大卫·科波菲尔从不堕落或消沉，匹普在一段歧路后又回复正途，而小耐儿、艾妮斯、小杜丽、路茜等善良纯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得到热情的赞美。他劝善惩恶，描写了一批处在道德光谱另一极的坏蛋形象，进行嘲讽和鞭挞。法琴、塞克斯、奎尔普、庞得贝等等都是丧失人性，极端自私的“恶”的化身，往往不得善终。而董贝，葛擂梗，斯克路奇舅舅等在人生教育和道德情感化下，恢复了人生。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对于善恶有极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更加复杂，他们的结局也并非遇到报应，社会罪恶的表现往往是由大雾、监狱，破烂店、垃圾堆，而并非个人作为象征了。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充分发扬了英国文学创造的“癖性人物”的传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令人如见其人。天真可爱的胖绅士匹克威克先生；穷困潦倒却快活乐天的密考伯先生；怪癖又善良的姨婆，都是文学画廊中的著名人物。这些被称为“扁形人物”或“只有二度空间”的人物，以其自身的鲜活性弥补了缺少心理深度的欠缺。狄更斯作品的幽默与诙谐，很大部分来自于这些“怪人”形象的塑造。
狄更斯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喜欢采用戏剧化的传奇情节，奥立弗的身世之谜，德洛克夫人的隐私底细、匹普的庇护人真相、梅尼特医生被囚的实情等，都构成作品很强的悬念性，很多小说有犯罪谋杀和探案成份。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强烈的感情倾注上。狄更斯是位情感性的小说家，他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驰骋情感力量，使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悲怆、感伤情调，天使般的小耐儿的死，让无数读者痛苦流涕。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受到根本的摇撼，他既毫不粉饰地揭露现实，又相信人和社会的进步，相信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和幸福的可能性。在道德上受到时代的虚伪观念的限制。但是狄更斯的作品以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丰富多彩的小说技法，不仅代表着英国维多利亚盛世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冷眼俯看名利场——萨克雷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 （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税务员兼行政官，家境富裕。在他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继承了大笔财产的萨克雷回英国接受教育。1829年，他从查特公学毕业进入剑桥大学。他喜爱美术，不久离开学校去国外游历，有段时间学习法律。1833年，主办报纸《国旗》失败后，他去巴黎专攻美术。这一年，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存款的印度银行倒闭，他的悠闲时光便告结束，开始卖文为生，他在报刊杂志上用各种笔名写幽默讽刺故事，还自己配上插图。他个人生活的第二次打击又接踵而至，1840年，他结婚4载的妻子精神失常终生未愈。经历人生剧变的萨克雷，以新的眼光观察和认识生活。他从1842年起，为著名的讽刺性杂志《笨拙》撰稿。1846—1847年间，他写了一系列讽刺性特写，后来结成《势利小人集》，为他带来最初的文学声誉。集中有40篇速写，塑造了一系列势利者的形象，作者认为 ‘势利’是英国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