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
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学生将批评性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建筑物和教室的墙上；大字报的集中地称为民主墙，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第一份译稿。运动发展成为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露天集会，这些活动都集中在校园内重新命名的民主广场上。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涌现出来，散发传单和油印小报，讨论会，辩论会，没有平静的地方。从校内到校外，从中国到苏联，从减少学校党委会的职权到反对官僚主义，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再评价，从人事档案制度到民主选举，甚至到所谓“新阶级”制度，他们纵意谈论，无所顾忌，公开亵渎神圣之物。从拥护党的立场出发批评党，从社会主义本身寻找标准批评社会主义，这种被称为“体制内的批评”，自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六月初，学生运动进入高潮。这时，野火从大学向中学蔓延，而且愈来愈猛烈。
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党外人士。他们没有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只是在座谈会上发言，在报上写写文章；但是言辞是激烈的，批评也显得更系统，更广泛，更集中。其中，知识分子和民主问题尤其突出。在这里，民主总是同党连在一起。章伯钧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还有关于党与非党、党与政府、党与群众等诸多的批评意见，被看作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挑战，不是没有根由的。储安平分明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同起来，所以才会在一个近于亮相的重要场合，重复使用罗隆基当年自造的语词：“党天下”。
“鸣放”的一群实在走得太远了。毛泽东开始叫停。六月八日，一直带头鼓吹鸣放的《人民日报》社论突然变调：《这是为什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击”一词，用语未免过于夸大；右派“进攻”惟用言论做炮弹，用毛泽东的话说，“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当整风运动一旦被宣告转为反右斗争之后，那些高举“义旗”的鸣放人物，便纷纷扯起白旗，换了跟储安平同样的模式检讨自己：“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共五十五万余人，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由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最后的。接着，这些戴了帽子――“戴帽”或者“摘帽”，在世界通用的政治大辞典中是查不到的――的人，便分别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或被遣返乡下，押送到劳改营，或者投荒万里作“流囚”。他们的经历，完全可以用一个右派分子回忆录的名字来概括：“九死一生”。
这次反右运动，大体上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起点，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7）同样的逻辑，也就被认为是“左”的指导思想“偏离”“八大路线”的转折点，如薄一波所说（8）。在这里，我们不妨转换一个思想文化的角度。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源头，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中断。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理的承续；在某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断，使它蒙受损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接着他说：“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9）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中，他始终是赢家，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起过类似“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政治斗争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确，理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这样，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一九六六年通过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的起源，是一个因，但更多的是果。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里翻过来看这个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不但毛泽东思想被推到了“顶峰”，流通在各个领域的被称为“左”的东西，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危机都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之上发动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够在“全面不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行他的计划而直奔目标，至少有两根固定的操纵杆与临时装置的方向盘连在一起：其一是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要制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实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说臭知识分子；其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权威主义的确立，使个人领袖处于独尊的地位。当然，个人魅力也不失为一个因素，那种享受斗争的挑战性格和自由意志，对热情、轻信、好动，具有天然崇拜倾向的青年学生是特别富于吸引力的。加以运动一开始，就鼓励采取“大民主”的手段，这在长期因为民主空气稀薄而感到压抑的广大的人们那里，自然容易产生共鸣，难怪居高一呼，天下风从了。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会性比附文革，其实大谬。文革只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放大。如果要分期，文革可简单地裁为两截：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此为红卫兵时期，特点是造反，混乱，无序；后期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为新秩序时期，建立革委会、收拾造反者、进入斗批改。同样是一乱一治，乱极而治。只是文革比反右更具规模，更复杂，也更荒诞；因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队以“支左”名义的介入；不过惟其如此，正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武斗的出现也许是预想不到的，然而无非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表现而已。其间，出现过许多“新生事物”，如样板戏、赤脚医生、“三结合”、学习班、交白卷、大批判写作组、工农兵学员等等，也都是建国后毛泽东系列试验的持续性或一次性展览，没有什么新意。毛泽东本人的“最新指示”，诸如“吐故纳新”，“走资派还在走”之类，也多是对运动现象的一种点评式总结，而非理论上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固有的东西。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对五四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五四精神，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和抵牾之处。尤其是文革，他容忍甚或鼓励个人崇拜，过于集中权力而独断专行，采取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社会，满足于一种恩赐的自由和民主，这些都是脱离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传统，而他对传统的观念多所偏爱和保留，轻视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反知识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倾向。作为启蒙运动，五四无疑重视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五四的启蒙，思想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新生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但是，这种专政，是在反传统的名义下对本土文化、农民传统的新的发扬。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不同。一、五四是知识分子自组织，文革是他组织。“大宪章”《十六条》虽然声称“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已，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姑不论后期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文革”的指挥和控制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怎样高喊着“踢开党委闹革命”，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不能炮轰的。五四时期是弱政府，所以有众声喧哗。文革期间，即使各级领导被打倒，“靠边站”，最高权力始终不曾悬置或空缺。两报一刊，舆论一律，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效能。因此，说文革是“直接民主”固然失实，指为“无政府状态”也不确。一声令下，民主就立即收起来了，怎么可能“无政府”呢？二、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真个是摧枯拉朽。文革个人迷信盛行：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红海洋；还有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息。三、作为运动的主体，五四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着启蒙作用，青年学生是后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们目标一致，配合密切，是一支完整的队伍。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对象。五四的一代，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就说青年学生，也都具有相当的学养。文革时代的学生基本是“聋”和“哑”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除了敌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是一种畸形教育的牺牲品。由于他们的无知，轻信，往往造成过火的盲目行动，因此长期遭到在文革中受过损害的知识者的痛恨，斥为“流氓”“痞子”，把时代的暴行完全归结于他们，而始终得不到原宥。四、五四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个体性。文革的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大约有部分在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反映了社会底层的要求，从而给运动带来惟一的亮点；但是，相当部分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并不代表民间立场。五、五四是天然的群众运动，具有先在的开放性和公开性。文革则是有预谋的，有目的有步骤展开的群众性运动，带有神秘的性质，许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层拜占庭式的气氛。六、五四的参与者，都是真理的追随者，是真诚的理想主义信徒。文革的乌托邦色彩是浓厚的，但是带有欺蒙性。利用人们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条》写上巴黎公社原则，一开始就以它的权威主义，出身论，有关“正统”“嫡系”的派性争夺等等，显示了一种喜剧色彩。五四的冲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的冲突。而文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实际利益的冲突，愈到后来愈是如此。七、五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谓斗争也都处于同一层面上，是书面的争论和角逐。没有王者，没有公认的权威，也不需要大法官。文革号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在于剥夺独立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完全惟“最高指示”是从。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其间充满了政治歧视，各种凌侮、压制和迫害。《十六条》满纸是“革命”的权利，惟独没有生命权。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它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整个运动以暴力著称，毫无法律可言。单就官方承认的数字，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间，就有三点五万人被折磨致死。八、文革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只在形式和皮毛，并没有触及文化体制和观念中的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之举。这种“政治继承权”，显然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而五四是彻底反封建的。九、与此相关，文革把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称之为“帝修反”、“资产阶级货色”而加以排拒，与列宁让无产阶级“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的思想大相径庭。五四则是“全盘西化”，反排外主义的。十、五四旨在摧毁现存秩序，文革则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却恰恰捍卫了内部亟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没有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成果。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文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残酷、虚伪，告密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文革，道德的摧残尤为严重；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属于一代人的了。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说：“五四精神有退无进”，甚至说了“五四失精神”的话。倘说这精神一脉尚存，那么及至此时，则已完全为文革所扼死。知识分子跌落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变为从来没有过的卑贱。剧作家曹禺回忆说：“‘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历史学家范文澜受了中央文革组长康生、陈伯达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刘大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接着又写一信给黎澍：“你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那时候，不少人被逼自杀。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装有遗书，其辞为：“我实在交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赞成文革：“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时致信妻子说：“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在宣布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时，又致信妻子说：“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斗。……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干校本来是一个带有集体惩罚性质的劳动场所，臧克家陶然写了大量赞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