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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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多亏“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只知道孔子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这样一些话，而不像八十年前的人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所领会的，极其繁琐的、据说都是孔子说的或转述的、一体遵行不得有违的那一套“周公之礼”。那套细致严格的规定，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言之略备，现在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弄不清了。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先贤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处的，那一套是非“非”不可的。
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惟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所谓“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
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谁叫我们早早当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还是四夷“向风慕化”的“天朝上国”呢？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从戊戌到五四，不论看起来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何等强烈，其实还是刺激不到深处，刺激不了全民。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现在是已经超过十二万万了）”的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足够的生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来包容、来消解，尤其厉害的是还可以篡改与转化这些刺激，使许多一度反对之者最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以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是对“五四”精神的完全背离与反动。
正如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不论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染成一团墨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进行持久的、全面的、认真的启蒙，历史不但已经重复了，而且还不是没有可能再重复，至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足以防止的保证。
我们当然不能对历史提出苛求，但是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还不够全面。第一，“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正统的法家。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结论还是归到儒家。然而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其实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千多年来未尝到有一日脱出这个循环。
中国近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政治/伦理哲学”，然而很多人都不去注意既然是政治/伦理哲学，它对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主导与规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次强烈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个人，扼杀个性。
宣统逊位以后的民国历史实际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起作用的点。虽然风云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当皇帝不可。虽然只当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嚣然，一方面群臣劝进，这是最初的表现。贤哲如孙中山，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还说“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蒋介石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以后，以国民革命的名义誓师北伐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他利用民族主义来转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口号，作为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的理论基础。抗战胜利之后，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献九鼎的个人迷信的国粹丑剧。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学者受了他几十年的教育，但是却很少有人研究，既然“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古训。
青年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大匠不但示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与成因。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据他自己对斯诺讲）又对胡适倍致敬仰，但是，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尊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正脉。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所必需。到文革中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出来批判，又在中国历史上举出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四个人许为同道。到文革末期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还举出了一个盗跖以反衬孔子之恶。盗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自他以下，毛泽东对不少人都有过评论，最著名的如大跃进期间号召全国学《张鲁传》，学习五斗米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精神。
以上是指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作而言。就意识形态而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扬法抑儒，而且提出儒法斗争是中国思想政治史的主线。说实在的，当时颇有一些自以为对中国历史有点知识的人口虽不言，实际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毛泽东的确可称独具卓见。不过说儒法斗争，也许还是说儒法合流或儒法互补更妥当一些。他说，“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后一句是批郭沫若扬儒抑法之非），实与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也与许多史家评中国历代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相一致。如果我记忆不错，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他革出文庙，不得配享从祀。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以我愚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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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主义”或“过激党”。但是它在“五四”时代，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而且中国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二十一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虽然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是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同日本与其他列强的态度却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以前同革命以后，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就全然改变，成了世界上惟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想使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且想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共产主义思潮强过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但是它们后来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铄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极左”这个词儿倒是外来语，而且确实是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当然，苏联模式，或者干脆就说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不应低估，但是它顶多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中去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模式的“主动创造”特别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经济。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实际上都是沿着严复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亦即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人作为全体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我浅陋不学，于外国的事情所知极少，不敢妄议。但是总觉得民族国家虽然在它最早的发源地——欧洲已开始弱化，却仍然还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单位，仍然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我们如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龙去脉来，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相似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很可能如此。甚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邻的日本，上个世纪末就由落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战后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名列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忽然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以我之陋，不敢深论，只能以此一孔之见作野人之献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参考。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的历史，前几年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要求个人自由的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界与整个国有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古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平心而论，如果抗战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和各界开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同。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顶政策，也包括民主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出生在“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历史不能假设，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政策，径自进入社会主义，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除本世纪中期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就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