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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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一九九九年六月
　　（此文为《中国启蒙文粹》的序言）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　陈平原
　　去年的这个时候，北大百年庆典刚过去不久，我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既然希望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就难免一不小心触犯时忌，但这回对方反应之强烈，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更要命的是，那边四处告状，这厢竟浑然不觉，还洋洋得意，没有丝毫“防范意识”。自以为在弘扬北大光荣传统，突然间发现被指摘为“蓄意破坏”北大光辉形象。一时间风言风语，竟有长辈私下向我的朋友打听：陈平原为什么反对北大举行百年庆典？面对众多不着边际的中伤、误解与赞扬，除了苦笑，再就只能沉默了。
　　其实很简单，不就是稍稍动摇了某些“权威人士”对于北大的阐释嘛，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异端”吧，也没必要如此“兴师问罪”。能否简单地将老校长蒋梦麟断为国民党新官僚，并抹杀其正规化教育的思路，或者北大校庆的改期到底是偶合还是有意，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商量的，可对方一开始就摆出不想局限在学术领域，非要追问“居心何在”的架势。写一小文略作回应，希望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可当我遵嘱将其交给刊登批评文章的某学报时，主编忽然改变主意，说是对方有言在先，如陈某发言，将有更严厉的言辞恭候。我当然明白，追究过“用心”以后，还能使出的招数，那确实不是常人所能抵御得了的。“苦口婆心”劝说我不要申辩的主编，后来还是自食其言，再次发表没有对手的“商榷文章”。懒得与其计较，只是将当初自己压下的《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收入本书，大致表明立说的差异。
　　不过，更严厉的批判终于还是来了，那便是今年第五期《中流》杂志上发表的《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领导。承蒙领导提醒，拜读之后，甚感悲哀。不考虑我的专业领域，指责我老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提“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认定这是别有用心，已经让我很不服气了。更吓人的，还是下面这段罗织罪名的妙语：“许多北大校友对陈氏说的‘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表示困惑，但也有人提出：十月革命节那么伟大，现在不是不吃香了吗？提得好，提到要害处了。这就是说中共垮台了怎么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怎么办？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不只是北大校庆‘再改期’的问题了，连国庆日都要改了。这确实‘危险’得很。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做学问，免不了因意见相左而与人打笔墨官司，可商榷文字，原本讲究“单打独斗”，如今对方不断变幻叙述角度，一会拉上“许多北大校友”，一会平地冒出“也有人”，最后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此泰山压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只是讨论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即便我的考辨失误，也不值得将区区小文跟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再说，依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资本主义”阶段，陈某即便有心，也无从“复辟”。至于将我和其他学者之改变“诠释框架”，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更像是文革中常见的“无限上纲”，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潮流似乎不太合拍。据说，类似的言论，还由某公在不少重要场合广为传播。
　　承久经风雨的长辈告知，像我这样因言得罪且被强烈关注的，要是在二十年前，“早就给灭了”。如此危言，确实耸听，不由得冷汗一身。并非特别勇敢，硬要闯禁区，而是不曾意识到禁区的存在，没想到有关北大校史的考辨，竟有如此大的风险。好在校方还算开明，没有要求我去“说清楚”；要不，我怎么可能说清自己的“用心”是良好的呢？
　　面对众多赞赏、商榷与中伤，我反而日渐意识到此课题的巨大潜力与思想价值。正像《辞校史专家说》中所说的，我不是站在为北大辩护的立场来审视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的——虽然我对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只要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就难免发表与“正史”不太协调的言论，并非故作惊人语，而是立足点不一样（参见《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另外，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不太相信二十年前的“权威”能够永远避免后来者的挑战。
　　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学术野心”。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百年校庆期间，传媒的地毯式轰炸，使得北大的历史与现状广为人知，没必要再由我来饶舌。发掘众多“人所不知”的故事，并提出若干“独立不羁”的见解，需要较长时间的知识准备。而我去年刚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如今虽穷精殚虑，也不可能突飞猛进。
　　在短短的一年半后推出新著，其实不是我的本意，纯粹是为了配合这套关于世界名校的丛书。我认同主事者的看法，谈“世界名校”，最好不要局限于“海外”。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但并非世界一流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丛书第一辑收入北大。经受不住出版社的再三劝说，也就只好仓促上阵了。
　　好在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包括对于北大传统的诠释，以及对百年庆典的若干反省；还有，就是“人在燕园”一辑所体现的，经由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这既符合北大的特殊身份（说实在的，假如选择如此视角，北大还真是无可替代），也更能体现笔者的学术追求。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还涉及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本书最后一辑，除了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外，将其纳入此书，更想强调的是关于历史写作的思考。明眼人很容易看到从《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到《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主编，广州出版社，1999）的内在联系。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希望兼及“文”与“学”，这是我的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我称之为第三种笔墨。正在尝试，还不到以成败论英雄的时候，因此，也就不想多说了。
　　当然，以我的“学术野心”，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不过，即使拟想中的“大作”得以完成，我也依旧怀念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所品尝的刺激、困惑与烦恼，以及这两册“半文半学”的小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在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激励，其中也有反对我的学术观点，但依然表示理解与支持的。自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和“东方之子”做了专访后，我收到了不少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向我查询其曾在北大念书或工作的祖上的情况的，有以知情人身份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的，也有纠正我文章中若干细节失误的，更有撰写书评大加揄扬的。这些都让我感动，起码是意识到“吾道不孤”。时至今日，每当我到外地高校做学术演讲，总会被要求“讲讲北大”，而且每回的演讲都很成功。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北大”自身的魅力，可也与我如此投入此课题、如此认同所谓的“北大精神”，不无关系。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在“人在燕园”一辑，我选录了一则此前已经入集的短文《十年一觉》，目的是使前后的叙述更为流畅，也让读者略为知晓我的燕园生活。小小私心，敬请原谅。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三日于京北西三旗
　　（本书年内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历史像个小姑娘（外三则）

　　
　　？　韩　羽
　　戏曲《单刀赴会》，脍炙人口。早在元代就有关汉卿撰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可谓源远流长。
　　“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地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苍凉豪迈，单刀独往，好英武神威也。关云长在戏台上出足了风头。
　　然而《吴书》：“肃欲与羽会晤，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单刀赴会的是鲁肃。
　　关羽乎？鲁肃乎？成了一笔糊涂帐。历史上的糊涂帐又岂止这一桩？难道真像有人所说，历史像个小姑娘，由人任意打扮？
　　老鸹飞到猪身上韩羽
　　《白蟒台》里的王莽边唱边骂，骂邓禹、骂岑彭、骂邳彤，骂他们一个个背叛了自己。感慨万端，怨气冲天。可就是不想想自己背叛过别人没有；“老鸹飞到猪身上，只见别个黑，不见自个黑。”
　　不赢则输韩羽
　　看戏曲《昭君出塞》，想起“独留青冢向黄昏”句，不免黯然。复想及李伯元之妙论，又不由得想笑。“惟画师毛延寿，作者极口痛诋，无为平反解脱者，余颇冤之。何况美人倾国，职为乱阶，毛延寿壅于上闻，不为昭君道地，殆鉴于历代女患，欲嫁祸外人耳。”（《南亭四话》）
　　做翻案文章，为古、今文人所好。独具只眼，再辨骊黄，抵瑕蹈隙，如老吏折狱，诚然大快意事。殊不知“翻案”犹如赌博，不赢则输，不见《官场现形记》作者本欲“嫁祸外人”、反而贻笑后人乎！
　　谁能忍住不笑？
　　韩羽
　　《盘丝洞》里的猪八戒抡起耙子要打女妖精。女妖精叉腰挺胸撒起娇来：“给你打！给你打！”面对姣好的小媳妇，猪八戒馋皮涎脸地说：“我舍不得。”随着话音，那柄高举着的本是挺直的铁耙，倏地像给抽了筋、弯曲软瘫下来。看戏看到这儿，谁能忍住不笑？却又不知是该笑猪八戒？还是该笑那善解人意的耙子？

　　我的“资产负债表”

　　
　　？　何清涟
　　标题定为“我的资产负债表”，但其实并不谈净收益，恐有张扬之嫌，因为那些东西真真假假，外面也传得够多了。这里只谈“负债”，亦即负面的消耗，而且是那些没意思之极的只浪费精力，却没有收益的负消耗。
　　一
　　看了《书屋》今年第四期上题为《经济学“来了”》的文章，不禁想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篇题为《真痞子来了》的文章，文风相似，谈的内容也相似，“真”文谈的是前年那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那本书是那一年的热点；而《经济学“来了”》谈的则是现在的显学——经济学在中国的散文化写作问题。文中有两句话与我有关，一是“文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太弱了”，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为这两句话遭到奚落而生气当然没有必要，但是由这两句话想到了现在的批评之风，以及这一年半以来无端遭遇到的一切，便想写几句话，算是清理一下本人的“资产与负债”吧。
　　先谈谈对郜先生文章几个观点的看法。一是关于“文学解释社会现实的能力太弱了”这句话究竟说错了没有。这一点关系到各学科的解释边界问题。宗教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对话；哲学则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以往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济学则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就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来说，最合适的学科当然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这点是学术界同仁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过，尽管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大的殖民者”，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疆域，但毕竟也有自己的解释边界，因为它没办法为世人提供《阿Q正传》《百年孤独》《罗马帝国兴衰史》《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民治政府》《美国的民主》等文化产品，这一点正好比文学没办法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分配，总量概念上的就业与失业，货币供给及经济波动理论，国际贸易的静态均衡，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等等一样。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句话虽然也被郜先生信马由缰地走笔刺了一下，但也想不出这话有什么值得讥讽的？难道世界上还有人希望读文笔不好的文章？或者是文笔好的文章就不能算是经济学著作？
　　还有一点是经济学家能不能写散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写作之余写几篇散文，只要有市场需求——亦即有读者认可就行，即便他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专门从事散文写作，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你不承认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买他的书，二是可以写文章批评书，这是作为消费者——读者的自由选择。但权利仅止于此，不能将这权利扩大到取消人家写散文的资格。其实经济学家写散文，早已有之，号称“哈佛金童”的凯恩斯，就曾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如《精英的聚会》等；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一本经济学名著；“经济学界奇才”加尔布雷斯最爱用散文体裁进行写作，如《不确定的年代》《自满年代》等书脍炙人口。还有经济学家兼翻译家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即为一例，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他翻译的，我孤陋寡闻，没听人说过这书译得不好。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鸳鸯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