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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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考生可能会问，“心中有话向党说”，又没规定所说的是什么“话”，考生不也可以向党提提意见、发发牢骚吗？是呀，单纯从审题上考察，这一写法是允许的，尽管谁这么做，就将付出与大学校门永别的人生代价。该命题其实是那首著名民歌的文字版。学生们坐在考场上只会想着放声歌唱，一个劲地把党比成母亲或太阳，因为冥冥中他意识到，党在侧耳倾听着呢。
归纳起来，七七年的高考作文，文学性是被排除在外的，降格为最原始的文从字顺。为了给文章增添一点文彩，排比句（我个人认为它是修辞法中最可恶的一种，搞政治的比搞文学的对它更感兴趣）也许会在试卷上大面积泛滥。
回头再看一九九九年的高考作文题，如果让七七年的考生（主要是一批三十大几的老知青）来做的话，他们也许同样会目瞪口呆，不知从何着手。“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不知道，因为那一届考生即使对政治不是有着超常兴趣，至少也有着超常敏感，他们显然会考虑如何将材料挂靠到政治表态上去。
与以往高考作文题最本质的区别是，今年的题目，让考生重新回到了文学的立场。这在具体要求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写作时可以大胆想象。”“想象”就是文学的立场。它还鼓励不同的“角度和写法”，它要求学生“题目自拟”，在字数上它只提供下限为“不少于八百字”，上不封顶。结果，这成了一道非常开放的试题，考生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尽情施展笔墨才华，只要留神别写成诗歌就行（那是明令禁止的）。考生再不会因为体裁上的不合己意而抱怨运气，无论你擅长横说竖说的议论，还是迷离惚恍的幻想，都可以一展所长，个别有志于当作家的考生，甚至还能过过写微型小说的瘾。“怎么写”的权利回到了考生手中，甚至“写什么”，考生也有了相当的选择权。这道试题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保证了最优秀学生的利益，如果“最优秀”指的是文理科均衡发展的话。
时事政治的因素，也被不动声色、水到渠成地排除在外了。
有怎样的高考体制，有怎样的命题方式，就会相应派生出怎样的语文教学法。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弊端，识者多有质疑，但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却不该受到诘难。因为在严峻的升学压力下，他们根本无暇考虑如何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如何展开学生飞翔的文学翅膀，不管白猫黑猫，获得高分就是好猫。如果他们令人诟病乃至不齿的教学方式，居然屡试不爽地有助于学生在高考语文试场上敲响得胜鼓，他们就不该受到批评。比如，如果语文试卷中永远只会询问某某作家有哪几部代表作（一种与文学素质关系最远的提问，曹雪芹就没有听说过莎士比亚），一次也没有要求学生分析莫泊桑为何要这样塑造人物（这是真正属于文学的“中心思想”），一次也没有鼓励学生指出朱自清散文的不足（余光中先生就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朱氏散文的种种可笑），一次也没有让学生比较不同比喻的优劣（比喻，正是鉴定作家才能的方便捷径），学生死记硬背“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就一点错都没有。
可见，虽然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让人欣慰，但国内语文教学的种种不足，追溯孽债的话，历年的高考命题难辞其咎。
一种有系统的错误，如果给它二十来年的发育时间，其结果将是可怕的。它形成一种如同生物链般环环扣扣的教学环节：拙劣的高考作文命题，直接影响了中学语文教学方式；高中教学又影响到初中（现在升高中时的竞争压力，比考大学还大），再有条不紊地向下渗透。今天的孩子几乎不读课外读物，不是不想读，而是根本没时间阅读。我每年为两个外甥女买的书，她们甚至在暑假都无法阅读，因为暑假，早已被开辟成名目繁多的第二课堂了。该生物链还直接导致了语文教师的集体退化。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时，他们只能以相同的方式，向学生施加以泯灭灵性为特征的教学。在该教学系统中，所谓“特级教师”（最能确保升学率的“好猫”），只能由那些最优秀的灵性屠夫来充当。由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变得“德高望重”起来，各类参考教材都以拉上他们任主编为荣，以使他们高效低价的教学思想、教育模式，得到更全面的辐射。刚刚踏入中学教学岗位的青年后进，还需见大头鬼似地向这些屠夫“见贤思齐”一番，整个中学语文师资队伍，便有可能被抽走了脊髓。如果高层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意对高考语文的命题方式来一次革命性改变（今年高考作文已微露端倪），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可敬的师长，是否还具备适应能力。而要将这些平均分为不及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来一次大换血，也许再有二十年都不够。因为他们培养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成长壮大。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在以往十多年的语文课堂上，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创造的自由和艺术欣赏的快感。
我过去站在大学讲坛上时，也曾试图以芥豆之力，鼓励学生的创造力。只要有一丁点可能，我绝不布置命题作文，绝不轻易限定体裁和言说方式。为了鼓励他们的创造性，我一般还会将自己阅卷的游戏规则告诉他们：别指望陈腐老套的标题会在我这里得高分，别指望假大空的高帽子语言会打动我，就像别以为任何不够成熟的思想火花会被我打压。虽然如此，在交上来的作文或试卷中，像样的标题，令人欣喜的表达，仍然百里难挑一二。甚至，我特地举例反对过的若干迂腐模式，学生们仍会无视，照写不误。
一个关于自由的老生常谈，就此掠过眼前：如果人不具备对自由的驾驭能力，给他自由，就等于给他增添了一条镣铐。所以，虽然我对今年高考作文题非常赞赏，但对考生文章质量的普遍提升，完全不抱希望。从高考作文题中瞧出民族文化的走向是容易的，但它很可能会有二十年的潜伏期。
不动声色的变迁
？ 方舟子
在一九八五年七月考完高考语文后，我以为就跟命题作文永别了，没料到现在又接到命题作文谈命题作文。不过，这个命题甚合我意，题目也出得好，既“不动声色”又“变迁”，一听就透着深沉，是考大学生的题目。虽然主编给了两周的期限，我还是重温一下旧梦，按作文考试的规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交差。今年的语文试题一公布，我就从头做了一遍，只漏了作文没写，现在算是补上了。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摆显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
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也许正是在大家的口诛笔伐之下今年的出题者才对语文试卷做了“改革”，到现在除了听到中学语文老师叫苦连天说“出题不规范”、“像这么考以后没法教学了”，以及有名作家说他写不了那个作文题之外，倒也没听到什么骂声。不过据研究过高考试题的出题趋势的专家说，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作文命题按时间顺序排一排，从最早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到我参考那一年的“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再到今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与中国从集权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恰好合拍。
民间把高考第一名称为状元，那是因为把高考比做了过去的科举，而高考作文更是科举的嫡传。中国的科举考试，本来有两个传统，即偏于政治的策问和偏于文学的诗赋。应帖诗赋虽然也有一大堆框框，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也就只有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隋唐才能盛行一时，甚至还导致了唐诗的繁荣。但从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创制经义文取代诗赋考进士科开始，到了明清，又成了八股文的天下，科举考试也就完全政治化、程序化了。科举考试的宗旨，是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向皇帝献策，也就是“心中有话向皇上说”，在现代自然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但是这“心中话”，却不能是考生自己的“心中话”，而只能是出题者、批卷者所愿意听到的官话、套话表忠心。如果有哪个考生愚蠢到真把心中话说出来，写几句怨语、微言，如果不因此获罪而只是吃个鸭蛋，已是万幸了。而事实上在集权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早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得习惯在考试时说假话了，学校的作文也就起着这种作用。我在中学时曾在一篇命题作文中露出了那么一丁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就让老师们大为紧张，从此也就明白了不能在作文中畅所欲言。张铁生一定是没有受过作文课的管教，才胆敢在考卷上造反。集权社会得以稳固的基础，就是臣民们对威权的顺从，即使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所以也就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这种要求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考试也不例外。
随着集权社会的逐渐解体，政治已经不再无所不在，而演变成了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视。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统一思想”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要由社会权威所划定。作文成了代权威立言，向社会献策，“心中有话向权威说”，考生依旧被要求按出题者的意图发言，还是难免要说假话。比如，“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这是强求每一位考生都充当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即使他所在的地方山清水秀与环境污染无缘，即使他本人对环境污染漠不关心，也必须慷慨激昂地演一出“救救小河”的戏。一直到去年的高考，考生还在被要求写《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个个必须以强者自居，连以“弱者”为名的女性也不得赦免。
所以，今年高考作文的自由化倾向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不仅仅是由于文体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用除了诗歌以外的任何文体），更重要的是思想是自由的，考生不再被要求按某种划定的思想思考，而有权利最大限度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说假话的权利。当然，反社会的思想、过于古怪的思想仍然不会被绝大多数改卷者所容忍，但那已不是出题者的责任。
像这样让考生得以充分发挥其个性的考试是会被考生欢迎的，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自由化的一个体现。但是，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意味着对受教育者的自由的或多或少的剥夺。受教育者自由得过分对教育者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种难堪。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一些语文老师对这次高考作文的不满。考虑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过于压抑学生的个性，中学作文成了一种新的八股文；再考虑到高考对中学教育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该如此但事实如此，恐怕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影响也难以消除），那么，对这次高考语文的出奇，虽然矫枉过正，我们还是应该为之喝彩。
但是，从考试的功用来看，让考生得以自由发挥的考试却是一种失败，一些中学老师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规范”，也有其道理。现代化的教育不应该压抑学生的个性，但是，公正的考试却又不能不压抑考生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最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发达国家却又普遍采用最无个性的规范化、标准化考试。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传授语文的实用技能，而不是培养文学家，写作文也不是文学创作，相对应的，作文考试不应该允许文学创作。但是，这一次的高考作文却允许考生写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并无确定的标准，必然会使改卷者无所适从。试想，一篇构思奇特的“移植记忆”的小说，在一位改卷者看来可能欣赏其“想象力丰富”而给予高分，在另一位改卷者看来却又可能讨厌其“胡思乱想”而给予低分，这是文学鉴赏的合理现象，跟改卷者的修养没什么关系。答卷的个性化必然导致了改卷的不确定性，这对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标准化考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实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化考试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不妨看一道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写作专项的典型作文题：“‘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机会’，请举个人生活、时事、历史或文学中的一个例子，支持或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考生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作文题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许加以反驳，不必担心因为“论点不正确”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说违心话。但是，思想的内容和作文的方式却又是确定的，评分结果也就较少有异议（由两人评分，如果结果差别较大，再由第三人评）。它考的是实实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达、说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没法考），更不是政治、社会思想是否正确。
既非政治，也非文学，只是纯粹的语文——还作文以本来面目，这应该成为作文考试的变迁的结局。
模铸的悲哀——打开高考作文的引号
？ 王开林
我恍然记起了中学时代的语文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写议论文：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先提出正确的论点；中间穿插论据，展开论证，既要举出正面的例子，还要举出反面的例子，才有足够的说服力；最后一锤定音，若非如此如此，就当如何如何。作文竟仿佛古装戏中的八府巡案审结冤情，总是将恶人处死，将苦主放生。
教我语文课的老师两鬓星星，桃李满天下，资历可谓深矣。其谆谆教诲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