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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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将恶人处死，将苦主放生。
教我语文课的老师两鬓星星，桃李满天下，资历可谓深矣。其谆谆教诲还能有错？课中先生例举某某与某某循规蹈矩，依其妙法作文，现在已是某名牌学府的教授，某中央大报的主编；某某与某某标新立异，悖其靓招数出笔，如今正在扫大街，收荒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便打足十二分精神，严格遵照先生指引的思维路径，绝对不敢偏离分毫，以求早日学会“降龙十八掌”。强化训练确实收得奇效，我们再作议论文，无不轻车熟路，健笔如飞，单就文思敏捷一项而言，简直比得上袁虎草檄，倚马可待；温庭筠作诗，八叉手而成。
正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时。一九八二年的高考作文题赫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有何难？我欣然命笔，千万朵心花顿时怒放，宛如一座春天的花园。那年夏日，我闱场大捷，跻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去母校辞行时，语文老师一如既往地眯着笑眼对我说：
“我没骗你吧，依我的单方抓药，包你妙手回春！”
他很得意，也应该得意。
如果我的那篇作文不曾见报，我对它的记忆肯定早就付之阙如了。既可幸又不幸的是当年它变成了铅字，而且被我视为宝贝似的收藏起来，如今再看，简直味同嚼蜡，不忍卒读。行文颇为流畅，思路也很清晰，但通篇充斥了正确的废话，很少有灵性的闪光。这样的作文能获阅卷老师的青睐，能得高分，还能见报，绝非偶然，也非孤例，个中奥妙确实耐人寻思。
试想，要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极具政治意味的试题作文，他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废话，又能说什么？再者，利益原则正牢牢地控制着这位考生，假若他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就将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真的只能去扫大街，或者收荒货，也未可知。
作为受益者，我这样揭看底牌，反弹琵琶，肯定会有人骂我忘恩负义。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一道命意僵至毫无发挥余地的作文试题硬逼着莘莘学子在一个小时内忧国忧民，急中生智，而且完全是袭取前人故智，难有新巧。考生心力交瘁，气血偾张，痴人说梦，大发热狂，称之无病呻吟，绝不为过。唱不了高调的人，举不出实例的人，连废话、空话、套话、假话、大话都不知从何说起的人，便只好灰溜溜地出局。
我们的幸运固然有限，但与父辈相比，似乎应该知足常乐。他们写过“增产节约的意义”（1951），“记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3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1958年），“我在劳动中受到锻炼”（1960年），“一位革命前辈的事迹鼓舞了我”（1961年），“说不怕鬼”（1962年），“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1963年），“谈革命与学习”（1965年），从这些题目就可闻到一股大葱似的浓郁冲鼻的政治气息，真够为难他们的了，然而为难并不等于难为，谁若能将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废话写得合格合式，有条有理，谁就能登堂（大学殿堂）入室（高校教室）。虚浮的文风造成了新一轮的八股泛滥，如今再读当年的“文章”——已是一堆硬梆梆亮晃晃的金属垃圾——我们不免感到惊讶，汉字的另一种通行的排列组合竟然会变得如此面目可憎。
正统的意识形态对教育无微不至的模铸，在作文这一小小的项目上集中体现出来。说到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语文教育便是洗脑清肠再加模铸的一体化流程，在这样刻板的教育机制下，自然而然，个性惨遭极度压抑，才智难得充分发挥，而众人对精神的自我去势早已运斤成风，真正达到了楚人斫垩的境界。在政治思想的高空钢丝绳上个个履险如夷，在道德的窄条平衡木上人人身轻如燕，这样的功夫既已普及，便不再成其为祖传绝技。青春时期的绮思幻想被极为僵固的革命公式取而代之，任何带有个人主义情调色彩的东西都被逼至死角，打入冷宫，如此整齐划一，还能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模铸式教育的隐性目的即在于：弱化学生的想象力，钝化学生的感知力，僵化学生的思辩力，最终尽收奴化的显著功效。通过这样“四化”教育出来的人实则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人，而是大政治一体化背景下的“水泥预制构件”。将模铸式教育称之为典型的奴化教育，毫不为过。
“文革”十年，教育归天，斯文扫地，人们用先前所学的红色八股挥写大字报，使之变成杀人利器，至此，模铸式教育的负面效应尽显无疑。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尚且没有傲视狂流的独立人格，没有深中肯綮的批判精神，没有披沙见金的认知能力，全体国民除了盲目盲心，还能如何？
十年浩劫之后，“文革”腥风未能一朝荡尽。一九七七年的考生多半是刚刚洗干净泥腿子的“知识青年”，喘息未定，就要“心中有话向党说”。一九七八年的作文试题也妙不到哪儿去“速度总是一个政治问题”，那股子政治的大葱气息依然挥之不散。隔年，缩写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一文，题为“陈伊玲的故事”，原文稀松平常，还夹着一条莫名其妙的荧光尾巴：苏林教授决定录取陈伊玲，并且认定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是因为她乐于救助失火的邻里。这种光灿而蹩脚的因果逻辑仍是拜巨腕的政治思想所赐。一九八〇年的考生则要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学习，一门心思“画蛋”，从极其逼仄的角度，尽说些“业精于勤”，“实践出真知”之类的老套话。一九八一年的考生拿着“毁树容易种树难”的作文试题，苦于没有恰当的例证可以列举，焦虑之下，头脑空虚，心神慌乱，那年的作文考生得分普遍偏低。到了一九八三年，作文试题别出新招，看图挖井，好歹让考生有了想象的余地，也就那么一点点，不可能更多，但这是一个信号，作文不必非要预先饱吃政治思想的大葱，弄得满嘴口臭不可，还兴说点别的什么话。一九八五年的考生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一家化工厂污染环境的问题，这样的信不写得千篇一律才怪，可见出题者仍乐于扮演牧羊人或放鸭倌之类的角色，把劲往一处使。
历览各届高考作文试题，我们不难发现，命题作文都十分无趣。一九八六年的“树木·森林·气候”，一九八八年的“习惯”，一九九四年的“尝试”，一九九八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或“战胜脆弱”，出题者一直板着后妈似的脸孔，不让考生于紧张之中享受片刻轻松。作文最容易砸锅，出题者却似乎不怀好意地专等着听考生将一口口“饭锅”砸烂的声响。直到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他们才奉献了一道尽管玄虚，但容易出彩的作文试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肯和盘托出“迟来的爱”，总算是天良未泯。
恢复高考以来迄今二十三年间，高考作文的出题者在形式上可谓玩尽花样：缩写原文、读后感、议论文、记叙文、书信、简讯、说明文、单独的肖像描写、气氛描写、场景描写，其中纯粹命题作文为三次，看图作文为三次，材料夹命题作文为八次，材料自拟题作文为八次。不知出题者基于何种考虑，多次强调，作文不能写成诗歌、抒情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抑制考生才情的展露，这似乎是他们要严防死守的准则。他们亮出作文试题的同时，也派赠一把快刀，要他们乖乖地削足适履；或者分送一块结实的裹脚布，让他们折腾出三寸金莲。当然，久而久之，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九十年代后，作文试题中开始强调想象的成分，比如说，要考生把一个圆想成除满月之外的其他物体（1991年），根据一首名为《鸟的评说》的寓言诗想象两种鸟儿的对话（1995年），这样的想象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可谓戴着镣铐跳舞，舞姿再怎么好看，也可怜巴巴。回顾二十二年来高考作文的行迹，我们不难发现，出题者确实在一点一点地给自己也给考生松绑，但以往绑得像粽子似的，过于牢固，现在放脚，还能否回复为天足？着实令人疑虑重重。
曾有人愤激地说：“我不是自然长成这样，而是被教育成这样，我思想贫血，精神缺钙，人格畸形，灵魂瘫痪……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万千考生都宛若龚自珍笔下受尽刀斧之伤绳索之苦的“病梅”，居上位者却视若罔顾，听任甚或怂恿那些铁血的园丁“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谁肯像定庵先生当年那样痛心疾首，“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一九九六年高考的看图作文，图为两幅漫画，其中之一是给六指整形却惨兮兮地切去了大拇指，不打自招，五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圆满功德”已尽见于此。
革命的艺术与艺术的革命
？ 邹建平
一本精装且颇有分量的《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搁在我的案头。信手翻来，《人桥》这幅作品深深地勾起了我的回忆。还是在三十五年之前——一九六五年，我九岁，正在一所完全小学念书，语文老师是我的家门，姓邹，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有天正好给我们上《人桥》这一课，突发性的胃痛使他弯下腰，冷汗沿着帽檐往脸上淌，但面对《人桥》这篇充满英雄气概的作品，他仿佛成为一名战士：他蹚着冰冷的河水，扛着一座无形的“人桥”，让我们这些不谙世故的毛孩子从他肩上走过去……第二天，邹老师因为胃溃疡大出血住进了医院。他因此再没站起来，直到胃癌夺走了他的生命，《人桥》这堂课成为他的绝唱。
三十五年之后，我们这个世界浮躁风气日盛，它消失了往日的安宁与淳朴，金钱正成为一种时尚，由此它掩盖了许多昔日的理想。清明刚过，这是一个奠祭亡灵、怀念亲人的日子，艺术是一种亲情，它牵动了我对逝去日子的思念。一九九八年，有人在《江苏画刊》上撰文吁请：“在沸沸扬扬的社会洪流中，听不到画家的心跳，看不到画家的旗帜，我们只听到拍卖槌啪啪的爆响，我们惟独没有看到过感动过我们的作品。”作为一个负有使命或良知的艺术家，对现实的关怀应该成为世纪末的重要课题。一本《明朗的天》使我怦然心动，抑或其中有我开始识字时便能读懂而熟悉的木刻版画，但更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情绪昂扬、奋发向上的现实主义因素。从收集的近八十四位画家的三百二十八件作品中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关怀人民，贴近现实。当时的解放区物质条件极为匮乏，而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多，他们在表现领域中自觉地加入“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文艺创造，以笔为刀，以笔为枪，配合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创立新中国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就艺术而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画史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内，木刻版画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日后新中国美术、人民艺术的先驱。
湖南美术出版社从策划到编辑这本大型历史画册也创造了美术出版中的奇迹。《明朗的天》从一九九八年初选题策划，一九九八年十月已编辑打样成书，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如这种大八开四十九个印张四色印刷的精装本，建国以来还没有如此系统、全面、深入地介绍中国现代版画的历史过程和成长轨迹的工程。这种工作在今天看来，既有它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我们研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十二年前后的艺术倾向以及这一特殊时期的美术创造原则提供了详实的佐证，亦为新中国美术的历史研究作了一次追本穷源的工作。在建国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明朗的天》献上了美术出版中一份厚实的礼物。
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由于经济的膨胀，也带来了它的负面影响。基于此，人们吁请艺术的人民性成为一个时代关注现实而忧患未来的有识之士的内心呐喊。今天，中国艺术的发展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强烈冲击，袭用的原则和规则也赖仗着西方的标准，由此市场左右着艺术创作的动机和发展趋势，部分艺术家成为一批新贵，不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对现实麻木不仁，即便是表达现实，亦是持一种无可奈何的无聊态度；为逃避表达现实的难度，多数画家舍近求远，以逃避现实的心态在怀旧之中作一种无病呻吟之状，如此花前月下，轻歌曼舞，矫揉造作之风漫延开来，他（它）们远离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律，使人看过作品后发腻而不快。《明朗的天》从历史的角度提示我们，人民既需要引导，亦需要提示，在多元发展的时代，在新时代高速变革的时期，艺术作品尤为要观照现实，警示未来。显然，今天的现实与解放区那段岁月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们正借助媒体靠近着数字化生存，而恰恰这是艺术的革命即将到来的告示——要正视生活。
透视《明朗的天》解放区木刻版画之作品，其内核受制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基本的前提，毛泽东要求艺术“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在两个敌对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刻，革命阶级精神上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激发人之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作品。战争是各种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催化剂，战争对艺术领域的刺激与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刺激一样迅速，解放区时期新兴版画运动的诞生和发展，亦脱离不了战争对它们巨大的催化功能。读《明朗的天》后，再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进一步理会其中互相契合的关系，它们是一个高度谐和的整体，既为革命的艺术，又符合艺术创作方法、政治主张、形式风格之革命的要求！
解放区木刻版画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但它的形象冲击力却丝毫未减，通过阅读它，我们能找到它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代的启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一个民族通过艺术的方式创造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这仍然是许多国家文化战略中应该重视的部分。尽管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前苏联版画家法弗尔斯基、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对解放区新兴版画有着千丝万缕的示教功能，但特殊的个人经历以及民族文化氛围的改造，使其走出了这些版画先驱者的强大阴影，以“中国化”、“民族化”、“人民性”作为前置的解放区木刻版画，通过对各种艺术形式的改造，对传统及民间艺术的充分吸收，结合现实政治的阶级要求，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和人民性的表达战争、表现人民的艺术作品。在编辑这本画集之时，许多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画家们无不感到欣慰，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名字：蔡若虹、胡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