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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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问题是它必须从零开始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历史无可借助，该地区仅有的传统的前殖民政治体系停留在“中华帝国”的概念上，东亚和东南亚要向北京进贡。日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地区制度。只要还是虚弱，中国也不能如此。要塑造一个新的地区体系，日本发现它必须建立至少五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重申日本的无核国地位。可能日本领导人私下认为具有核武器的日本依然得不到信任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懂得日本获取核武器的决定将会动摇其二战以来得到的所有好处：日本将发现不仅孤立于三个邻国，而且会孤立于西方世界。这无异于一场战略噩梦。坚决地而不是勉强地重申无核政策可以强化其邻邦相信日本的意图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继续拒绝应该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软弱。这是因为这样就缓解了邻国对日本的疑惧感。　　　　
　　　　新体系的第二个支柱是日美关系的重构。本质上看，日本不得不自问：是否继续现在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日本人民不断感到受到美国人的欺负，而美国人民则将日本看做是以美国为代价的一个日渐富有的“搭便车者”，这无疑将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在集中精力增进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本充当美国对外政策的银行家，日本的对外政策接受美国的否决权，通过支付一半的费用以帮助五角大楼在日本驻军。日本人私下里通常将美国人比喻为暴躁的公牛，这头公牛需要不时加以安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改变日美关系的愿望，因此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想弄清楚：为什么危险变化了？日本人必须意识到美国社会深刻的民主本质。美国政府保护日本的承诺只有在美国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事实。日本经不起重复1975年南越将军所犯的错误，当时这些越南人没有关注美国的大众舆论而接受了华盛顿表面上保卫西贡的承诺。　　　　
　　　　今天的日本必须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确信，日美安全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日本不是一个“搭便车者”；日本的无核化战略符合美国、西方和东亚的利益。毕竟，如果美国舍弃了日美双边安全协定，美国的安全规划者将产生许多新的忧虑。如果日本诉诸核武器，与苏联不同，它可能在技术方面要比美国先进，美国因此将被迫制定一个防范核国家的防御计划。日本同样也会成为美国武器出口商面临的新竞争者，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涉足这个领域。　　　　
　　　　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必须平等地加以应对。美国要公开承认在以前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方面，日本往往充当了美国政府无能的替罪羊。对于日本而言，它需要毫不含糊地说明一个强大的美国总体上符合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利益，它要和邻国一道制定经济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样明确的宣示及其随后的具体行动可能有助于缓解美国认为日本正在削弱美国经济的激烈情绪。　　　　
　　　　在日本需要美国继续提供保护与渴望自主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产生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本质，在日美关系框架下，禁止一个经济巨人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核国家，对美关系可能就像法国或英国的对美关系一样；但由于这不是一个选项，因此美国允许日本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其他领域上，并放弃将日本视做美国对外政策的卫星的现状。　　　　
　　　　日本的新地区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奉行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睦邻政策。西欧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长远的敌意没有必要持续下去。在苏联威胁的共同压力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率先走在一起，现在这些国家通过彼此之间塑造的紧密内在网络而团结起来。日本可以与其邻国一起复制这样的网络。贸易和投资正在引导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日本就应该寻求鼓励更多的文化间理解。东南亚曾经被描绘为亚洲的巴尔干。该地区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接近巴尔干地区；这有可能形成同样复杂和悲惨的历史境遇。虽然存在这样障碍，但是东盟国家塑造出了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地区合作。如果日本采取大胆的行动，比如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向中国和韩国人民就历史问题表示真诚的道歉，东京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日本人在接受道歉的要求上存在巨大的心理困难，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在莫斯科就二战后野蛮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示道歉之前，日本人决不会相信俄国人，日本的邻国同样如此，要求以前的敌人东京表示道歉。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新的地区体系　2

　　　　第四个支柱是建立一些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在戈尔巴乔夫说出这个词语很久之前，欧洲就以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作为共同基础构建了一种欧洲本地的共同情感，因此欧洲能够避免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敌视。日本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力图在东亚获得同样的意识。只有搭乘同一条船的共同意识才会使东亚避免陷入痛苦且危险的冲突之中。也许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东亚社会在洛杉矶决定舍弃分歧、共同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对各自的祖国产生了影响。　　　　
　　　　建立这样的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是日本人心理转换的又一困难。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将成功等同于西方的接纳。明显的是，为了赢得亚洲邻国的长远信赖，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巨人的信赖，日本必须证明尊重他们，并视其为亚洲国家同行。日本不得以硬要人家领情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的待遇他们有时在西方会遇到。比如说，如果日本具有不同的地缘利益，日本的援助政策就不应该是西方援助政策的简单延伸。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承认存在任何强人所难之处，但是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日本迄今几乎总是在屈服于美国或西方利益。比如，当马来西亚建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时，日本在考虑这样的组织是否有利于该地区之前就默许了美国的抵制。同样，柬埔寨和平协定签署之后，日本要求解除对越南的投资禁令，并停止亚洲开发银行向越南贷款的限制。但是，它最终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　　　　
　　　　在向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美国向来是毫不迟疑地行使其作为保护者的权力。但是，华盛顿应该有许多更明智的顾问。美国应该终止其要求日本的政策主要保护捍卫美国利益的做法；从长远看，这是有益的。美国抵制亚太地区形成多边机制明确说明了美国政策是短视的。随着东亚社会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爆炸式增长，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使相互联系得到润滑的强有力多边机制，并为解决东亚国家间的共同问题提供行动的平台。　　　　
　　　　任何关于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严肃思考都会引起美国和西方总体上的忧虑不安，他们尤其担心出现另一个排他性种族集团。这反映了西方对亚洲内的巨大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无知。就像欧洲本地的共同意识一样，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主要功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减少或消解种族认同，而不是强化种族认同。　　　　
　　　　最后，第五个支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公民。日本努力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反映了它的这种渴求。但是，它寻求得到该席位的方法是“车在前，马在后”的经典案例。如果没有现成的处理国际冲突的轨道，日本在安理会干什么？如果日本表明，就像美国在中东一样，在解决国际冲突上能够发挥领导作用，那么日本追求常务理事国席位的态势就能得到明显的改观。　　　　
　　　　例如，思考一下日本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上的作为吧。虽然良好的和平协定已经签署了，但是随着美国发现很难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的份额，其实施却由于缺乏资金而步履蹒跚。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日本会在一番犹豫之后，等待并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然后采取提供财政援助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应该积极主动一些，宣布填补柬埔寨和平行动所需要的任何财政缺口，并在满足柬埔寨经济重建的需求上起带头作用。日本应该声明：它将确保柬埔寨人民的长久噩梦不可更改地结束了，由此履行其地区和普遍人性的责任。整个行动花费了日本10亿或20亿美元，这只是其海湾战争后所支付费用的一个零头，但是日本在亚洲、西方，尤其在美国赢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这样的行动将会极大地改变日本人只是没有道德目的地算计的大众观念。这就是日本必须采取的那种大胆的跨越行动。　　　　
　　　　当然，大胆的步骤自从二战以来一直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小心翼翼则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征。但是，一种新的跨太平洋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幸运的是，危险和机遇都是明显的。或许东亚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增长。增长开始于日本，并扩散到整个地区。但所有东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即便现在，如果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那么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冲击。因此，日本在该地区塑造一个新的地区政治体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为了取得成功，日本不仅要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且还要符合三大邻国的利益、整个东亚地区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利益。未来将会严格检验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想像力和外交艺术。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太平洋动力　1

　　　　1994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在温哥华召开了第36届年会，我在那次会议上做了一次公开演说。那次会议把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战略思想家们都召集到了一起。在那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始终存在一个天然的假定，那就是在战略理论和实践方面，欧洲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这些领域里最关键的概念和范例都是由欧洲创造的，世界其他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仿效欧洲的成功经验。然而我的演说却从两方面使听众们受到震动：第一，我提出亚太地区比欧洲有着更优越的安全观念；第二，我认为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道路也许能够为广大战略思想家们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世界观。显然，我在大会上听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当这篇演说的摘要在《外交事务》和《生存》上发表之后（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太平洋道路”和“太平洋动力”），它们获得了更为友好的回应。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埃文斯告诉我他已经在发言中多次引用我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观点是：在亚洲和美洲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亚太地区将释放出一股具有爆炸性的创造力。　　　　
　　　　6年之后，我提出的这个论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这场危机给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西方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伴随着权力动荡的经济危机通常会导致战争，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一样。　　　　
　　　　今天在亚洲舞台上所发生的权力动荡比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规模，同时这个舞台上也布满了地缘政治的条条虚线：俄中关系，日中关系，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不用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　　　　
　　　　为什么这个地区在经历过严峻的危机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和平？为什么这种紧张状态没有重新出现？对此我不得不承认，在我写作那篇演说稿六年之后，我更加坚信我当时所提出的有关“太平洋动力”的主张。事实证明我的观点并没有死亡，它是有生命力的。然而，持怀疑观点的还是大有人在。大多数西方战略思想家坚持认为亚太地区仍像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只有时间会证明谁是对的，看在儿孙们的面子上（如果我有的话），我希望最后持有正确观点的人是我。　　　　　
　　　　21世纪将会出现一场介于“大西洋动力”和“太平洋动力”之间的争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西洋动力”主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发展推动力的中心，因此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战略分析家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概念和假设，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21世纪将会成为独特的世纪，因为世界上将会出现三大权力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这和只有两个中心（欧洲和北美）的20世纪以及只有一个中心（欧洲）的19世纪是不相同的。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确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把世界上大部分领土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动摇了其他帝国的根基（包括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同时通过移民的方式占有了其余的大陆空间（北美和澳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随后发生的冷战从本质上说都是泛欧洲的争斗。与此相反，东亚对本地区之外的事务几乎毫无影响。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太平洋动力　2

　　　　如果战略分析家们不能从欧洲中心观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和世界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其辉煌的时代，欧洲也曾经为整个世界的前进贡献了巨大力量，然而今天的她已经精疲力竭了，其他地区推动世界进程的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崛起　　　　
　　　　在21世纪，东亚将摆脱以前的被动地位。这个地区巨大的经济分量将会为它在国际上赢得相应的地位。1960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而同期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却占到了37％；今天，这两个地区的上述指数已经十分相近了（大约都占23％—24％）。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地区实现的，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将会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相对而言）。最早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将会是东亚的巨大经济规模。这一点也许能解释两个相对的现象：欧洲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对待东亚的态度十分尊敬，相反，欧洲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却由于在东亚暂时没有看到有效的智力挑战，就坚信他们从这一地区无法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战略分析家都认为只有欧洲经验才能够解释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东亚和欧洲发生不可避免的相互比较的时候，前者总被看做是次好的。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说：“我们对欧洲和平持乐观态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每个大国都有其确定地位，我们对此十分满意。”然而在对东亚却有这样的描述：“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使地区争端不再进一步扩大，但同时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烦恼和不满的湖泊，里面潜在的冲突比冷战时期还要多。”据佛莱堡（Aaron　L。　Friedberg）所说：“从长期来看，欧洲周边潜伏着不断的内战和民族纷争，而东亚却最可能成为大国争斗的主战场。近500年来，欧洲一直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当然也是财富和知识的发源地），现在这个时代即将终结。但是，不论是好是坏，欧洲的过去即将成为亚洲的未来。”在重温了东亚斗争的历史之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吉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写道：“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历史遗迹，我们看到的是破碎的政治体制和充满敌意的国际关系。这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很少有彼此联结的纽带，反而存在不少相互分离的因素。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一地区抵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