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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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创立一个“公平的竞赛场地”，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场地上发挥自身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它对全球生产力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当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遭受挫折之时，几乎没有多少抗议者。也许这仅仅被看做是一个贸易问题，因为欧盟极力保护其某些工业免受全球竞争的冲击，因此布鲁塞尔会议失败了。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终将证明这些举措是徒劳的。试图保护其工业免遭新的竞争，实际上，这是西方正在试图冻结一个不可冻结的进程。　　　　
　　　　只要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历史影响以及它与将来的核心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战略家不关注该组织就会令人困惑。不关注是错误的。如果否认发展中社会的大众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从关贸总协定及其后身世界贸易组织后退到保护主义将会迫使他们撞击西方的大门。　　　　
　　　　在冷战后的年代，西方战略的重新定位是一项主要任务，这要求美国在战后熟练地提供合适的领导类型。遗憾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在西方领导的必要性从未如此重要的时刻，西方的领导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分化了。遗憾的还有，在应该面向外部世界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着向内看的强大压力。西方已经创建了各种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希望由此延伸到了西方的门口，现在西方有关闭大门的强烈冲动。这是毫无意义的冲动，因为新技术已经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系”构成当代秩序的世界。　　　　
　　　　就像新加坡的保卫者一样，旧的挑战应接不暇的同时，新的挑战已经泛滥成灾了。西方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这是真正的危险。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

　　　　1993年1月，纽约的亚洲社团和三家新加坡机构———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际基金和政策研究所———在新加坡举办了题为“亚洲和美国视角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研讨会。我应邀发表“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的讲演。我的小组同伴詹姆斯·法鲁斯对我的论文感到吃惊和困惑。我清晰地解释了“十大异说”，我相信西方无视或压制了这样的观点。与此同时，我补充了可能导致亚洲与美国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五项原则。自从我触及了如此之多的“圣牛”后，我认为喜欢论争的西方刊物不会出版我的作品。但是，无人理睬的局面直到《华盛顿月刊》勇敢地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为：“年轻人，到东方去！”随后更长一点的版本出版在一个文集中，题目是“关于人权的争论”，是比特·冯·内斯编辑的。　　　　
　　　　很明显，这是我迄今所撰写的最令人恼怒的文章。如果是现在写的，我不会使用同样的语调。我还犯了其他错误：我引用了一个瑞士经济学家的论述，他断言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干预期间，债务问题就已经得到了纠正。与所有的预期相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保持着繁荣的态势，而亚洲却碰到了麻烦。世界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一些严峻的事实却没有变化。严格地说，我在1993年描述的“异说”今天依然存在。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还是未加抑制。确实，只要世纪末的美国具有绝对的权力，那么美国媒体的力量就会增强，而不是减弱。美国国内对这些媒体有各种非正式监督和平衡的措施。但是在美国之外，美国媒体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如果我可以提出另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观点，我会提出：所有的这些已经导致了西方对亚洲看法的巨大歪曲。西方媒体惟一倾听的声音是西方记者的声音。他们中的许多人以硬要别人领情的腔调写了许多关于亚洲和亚洲人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西方保存亚洲某些方面的必要性。在新闻界，根本就不存在公正的表演场地。这就是我相信年轻的西方学生应该阅读本文的原因。　　　　　
　　　　我将从一个类比开始本文，同时要对那些此前已经看到此描述的人表示歉意：　　　　　
　　　　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这些乘客还是又饿又病。但是，一旦这些又饿又病的乘客游到堤岸，想投向其恩人的怀抱时，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这不是抽象的类比。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这正是西方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攻击性地推销其人权理念的许多荒谬之处中的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荒唐事。当我试图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上挑战民主、人权或新闻自由的普遍意义时，我发现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了真正的“圣牛”，没有人可以挑战西方的固有价值观。更糟的是，当我坚持我的看法时，我遭到了他们的窃笑、自鸣得意的打量和普遍的嘲弄。普遍的看法是挑战这些概念的任何亚洲人，尤其新加坡人的意图是掩盖其政府的罪责。　　　　
　　　　现在，我就像当时一样确信，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在第三世界富有侵略性地促进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场战役不可能让生活于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从中获益，或许对发达世界的7亿人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场战役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困难状况。　　　　
　　　　但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到这个核心论点，人们必须首先消除使这些话题成为西方话语中不可触摸的“圣牛”的障碍。在与非西方人士讨论这些话题时，西方人首先必须承认有意或潜意识里站在“布经讲道”的出发点上了。如果这能够让人得到安慰，那么我要急切地说这种态度并不新奇。《观念历史词典》中的一段话指出，这种态度几个世纪前就存在：　　　　　
　　　　专制主义概念起源于欧洲对亚洲政治及其实践的特殊观察：与东方的奴性本质相对照，欧洲在本质上被看做是自由的。专制主义通常与对奴隶制、压迫、殖民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化、解说或质问密切相关。将专制主义归结为敌人可以利用为动员一个政治单位的成员，或者动员一个地区的人民。因此，希腊人将波斯人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基督教的作者同样将土耳其人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通过有目的地反对专制主义的自由战，或者通过历史学家的描绘，这些主张通常就成了基本原理。比如，亚里士多德这样具有自由传统的学者对其他从未体验到如此快乐条件的学者的强大影响力。⑧　　　　　
　　　　21世纪前夜，欧洲对亚洲的这种态度必须终止；道德优越性的观念必须放弃。为了在亚洲人和美国人之间进行富有意义的讨论，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表演舞台。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提出一个亚洲人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看法。　　　　
　　　　公正的表演舞台　　　　
　　　　从基石之上跌落决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历。我要对我的论述可能导致任何的心理不适深表歉意。但是，为了在一篇文章里实现这个目标，我不得不无情地简洁一些。为了撤除围绕在人权和新闻自由这些主题上的“圣牛”，我将罗列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忽视、压制或被视为无关或不合适的十大“异说”。如果这些“异说”具有任何的合理性，那么我希望这将使西方学者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垄断性智慧或美德。当他们对非西方听众演讲时，应该保持更谦卑的态度。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异说　1

　　　　“异说”之一：西方记者并不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原则。　　　　
　　　　从加里·哈特到比尔·克林顿，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尊重新闻的传统，政治家婚姻问题的每个细节都是要公布于众的公共财产。但是，分享该传统的人并未感觉到，他们已经被耶稣的名言“让无罪之人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所束缚。　　　　　
　　　　就我在华盛顿短短的逗留而得到的有限知识看，同样失真的层面在国会或新闻媒体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权力真是一剂伟大的春药。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要拒绝流向他们的各种诱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团体的行为被看做是不道德的，并遭到各种的质疑，与此同时，其他团体的行为则被视为隐私问题。但是在华盛顿设计的强弱次序里（就像任何其他部族社会一样），许多知名记者比国会议员享有更有效的权力。但他们还得面对各种不同层次的监督。同样的不平等应用到了私人财务中。所有有抱负的政治家，甚至少数已经投身政治、为国服务的政治家不得不公布其每一美分的财富。华盛顿的记者拥有更为可观的财富，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公布其财产的义务；他们同样没有感到澄清这一点的必要性，那就是，讨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财产将怎样会增加其自己的财产收益。由于对部分人收入和财产的揭发，公共决策（包括游说者和新闻记者）将会在实际的决策者和寻求影响决策者的人之间的财产干预方面造成严重的失衡。虽然进行了这些合理的讨论，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制定了如此之多的不合理公共政策。　　　　
　　　　“异说”之二：权力堕落。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堕落。　　　　
　　　　一个记者所珍视的最大神话是，他是一个受压者：为了揭示真正的事实，他就像一个通常要冒巨大个人风险的孤独行者，与强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搏斗。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从不理解这样的神话。内阁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外交官和将军对勤奋工作的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打来的电话都做出了迅捷的回应。不是所有的强力官员在诱惑美国记者方面可与基辛格或詹姆斯·贝克相媲美，但是没有人敢对一个美国大报记者说“去死吧”，这就像在朝廷之上对匈奴王表示异议一样令人不可想像。但是，新闻记者处于劣势的神话依然存在。　　　　
　　　　这个神话最悲惨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体现。抵达第三世界国家首都的美国记者潜意识里总是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前置观念，那就是他坚信，他是一个即将与邪恶腐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进行战斗的孤独行者。他绝对不会承认，他到达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并具有19世纪殖民总督一样大的权力。东道国的政府忽略了这样的使者带来的危险。一般而言，在第三世界国家首都有影响力的西方记者可以请求会见总统、总理和外长。苍天不容啊！这些领导人应该拒绝他们，果真如此，西方的典型反应就是：“只要世界上的国王和总统经常接受《卫报》的采访（请注意我们最近对约旦国王进行了独家专访），有时在《卫报》上发表文章（如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就对《卫报》不值得提出采访的表示感到好奇。我们毕竟是英国具有第二大发行量的国家日报。”（注意：这是一封真实信笺的摘录。）　　　　
　　　　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出互惠的要求，一个西方记者对此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他拒绝了互惠的建议，其理由是《纽约时报》是一家比《印度时报》更出色的报纸。他决不会容忍总理，即使是印度总理，会拒绝《纽约时报》的采访请求，这是因为这家报纸控制了华盛顿特区主要思潮的大门。《纽约时报》的记者行使权力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决不会承认他正在享受甜蜜的权力之果，因为他并没有明显的官方服饰。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异说　2

　　　　“异说”之三：自由新闻可以充当社会的鸦片。　　　　
　　　　这个论点并不像马克思的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样令人恼怒，但是首次说出这句话时，会像马克思的格言一样可能迅速地遭到质问。美国媒体对其挖掘政府、大公司和其他主要组织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这样的调查性新闻传统而自豪。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他们是美国社会的鸦片这样的主张。但是，他们的确就是社会鸦片。　　　　
　　　　在过去的20年里，有两条平行的发展趋势。首先，美国新闻界变得远比以前更富攻击性。肯尼迪是最后一个受到温和对待的美国总统；他无节制的性生活已是路人皆知，但是并未得到公开宣扬。从此之后，没有人认为美国总统的所有事情是禁止传播的，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是处于广泛而严密的监督之中。　　　　
　　　　这就是平行趋势。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坏”政府。林登·约翰逊觉得，他可以打一场战争，并在不增税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好社会。这就导致了财政政策混乱的开始。理查德·尼克松的缺点与吉米·卡特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在上一个12年里，两届共和党政府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瑞士投资顾问让·安东尼·克拉马尔最近指出：“美国政府在150年中建立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而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却只用了15年时间。美国拥有5。6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状况是难以纠正的。美国的消费者欠下了7万亿美元，公司5万亿美元，政府5万亿美元。”在新闻自由的国度，没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敢于说出如此严峻的事实，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终止这种局势。其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犹豫不决的思路以及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债务。同样的打击是一些最大的美国公司产生的同样麻烦，这些有名的大公司包括从前的好公司花旗银行、通用公司和IBM，它们无不处在新闻媒体的密切监督之下。　　　　
　　　　纵使时间充裕，要我在更富侵略性的新闻媒体与越发肆无忌惮的“坏”政府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做出论证，也是不可能的。二者之间可能只是纯粹的偶然联系。毕竟，美国媒介在揭露美国政府所做的荒唐事上是首屈一指的。　　　　
　　　　还有自由新闻充当社会鸦片的更可怕的例证。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一大战后成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解放。新闻媒体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表面上解放的报道是否形成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幻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洲裔美国人已经最终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大门已经打开，他们要做的就是迈步进来。　　　　
　　　　著名的人权大游行举行30年之后，如果问一下一个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你们的生活是否比30年前好”？　有多少人回答“是的”，又有多少人回答“不是”？罗德尼·金事件后所发生的大规模骚乱说明了什么？或许讨论关于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30年已经被行动的30年所取代，这在不存在多少行动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幻象。美国新闻界所说的“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是否够了？或者他们是否该问“我们为这样的失败做了什么”？　　　　
　　　　世界上自由新闻产生的如此理念是否想像到了这样的问题？　　　　
　　　　“异说”之四：自由新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井然的社会。　　　　
　　　　西方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好社会需要自由新闻以制止权力的滥用，新闻自由阻止了“坏政府”的形成，而缺乏新闻自由将导致更严重的权力滥用和“坏政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