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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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布特合作的根本原因。
总之，这些柬埔寨人与波尔布特合作的原因就是丘吉尔与斯大林合作的原因———为了民族生存而与“杀手”合作。但是，所有与波尔布特合作的人后来都遭到了污蔑和诽谤，其中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很少有人去思考在越南占领之下，柬埔寨人是否有合理的恐惧感、柬埔寨民族是否会消失，以及柬埔寨人民是否遭受库尔德人一样的命运这样的问题。几个世纪前，越南扩张主义使柬埔寨少数民族鞑靼族背井离乡，柬埔寨人不想遭受同样的命运。
从柬埔寨人的观点看，西方反对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的凶猛运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他们同情柬埔寨人民命运的话，他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将红色高棉消灭，但是西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军事干预。他们没有看到，这场争斗已经被越南人利用了。而西方许多新闻社评对柬埔寨人的潜在看法是：“我们知道越南扶植下的政权并不好，但是因为它是最适用的政权，因此就是它了。”柬埔寨人的这种反应可能是公正的：任何西方社会能接受这样可能致命的殖民化吗？
越南战争对美国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使得西方人对越南人的看法复杂化了。由于美国人在印度问题上的让步及对越南的妥协，又使柬埔寨与越南在印度扩张的古老问题更加混乱。
这就意味着柬埔寨人提出的问题在西方并没有得到解答。比如，柬埔寨人问：如果抗越战争失败了，他们的境况是否更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质问。那时难道就没有波尔布特这样的人了吗？纳粹大屠杀时保持缄默的人的记录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但是，鼓励导致波尔布特在1975年接管柬埔寨的各种力量的记录却没有触及到。这还是一个太敏感的问题。
西方某些人显然受到了越南战争的影响，对越南这个国家敌人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相信了越南进入柬埔寨是为了将那里的人民从波尔布特的政权下解救出来的说辞。可是，冷静地看看1978…1979年导致越南入侵的事件吧，很清楚的是，在一些国家的复杂权力斗争中，柬埔寨不过是个人质。但是，在巨人间的权力争斗中，大多数西方媒体不是聚焦于卷入其中的受害者的困境之上，而是红色高棉问题，从而对越南侵占柬埔寨保持沉默。柬埔寨人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奇怪的状况上：大多数西方人试图将他们从昨天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包括柬埔寨这个人质在内的正在进行的权力游戏却继续上演，他们却未加报道。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大众舆论的作用 2
联合国和平协定
虽然一些主要的问题遭到了大众的歪曲，但是1991年10月还是达成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全面和平协定。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这个20世纪最大的历史讽刺之一里，试图利用柬埔寨这个人质的人失败了。到1991年后期，没有人愿意在柬埔寨这一棘手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解决方案是智慧而简单的协定。为了“保全脸面”（亚洲人的要求），没有承认任何主角为胜利者。建立了一个高级国家委员会以代替柬埔寨领导地位的两个申请人，充当国家主权名义上的合法单位，但是实权掌握在联合国管理机构手上，该机构管理这个国家直到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和平协定签署后，停火就业已生效。柬埔寨所有的军事力量将被重组，70％的军事力量最终将被解除武装。外部军事援助将终止。最重要的是，没有柬埔寨人投票赞成红色高棉（现在和以前的干部），自由公正的选举有效地阻止了红色高棉重返权力舞台。
和平协定是一个很好的进展。签署后不久，东南亚历史就揭开了新的篇章，长期分裂的东盟和印支开始了重新协调的进程。该地区每个国家都支持这种新趋势。但是，协定签署之后，柬埔寨人民发现他们又一次成了西方矛盾的牺牲品。
根据和平协定的安排，红色高棉的两个代表于1991年11月到达金边。但是迎接他们的是有组织的抗议和示威，暴力冲突完全失控。红色高棉代表之一的乔森潘差点被吊死。在这次事件的报道和分析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声称这是反对红色高棉的自发示威，他们没有去问一下这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饱受战争和镇压创伤的国家，如何突然发生了自发的示威活动？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红色高棉可能再次统治柬埔寨人民是何等的可怕。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1991年12月1日，星期天）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忘记那些被谋杀的人民。这正是柬埔寨人民不能，也不愿做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这些文章不会也没有报道事情的真相：当时的金边政权试图破坏和平协定，因为他们对投票箱也同样充满恐惧。红色高棉赢得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金边政权同样如此。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这个特殊事件真相大白了。《纽约时报》的全面分析揭示了当时的金边政权在整个事件中是如何精心策划的。这篇文章指出，“柬埔寨人民完全有理由怒火冲天地攻击红色高棉，与此同时，客观事实是柬埔寨没有任何事情是自发发生的 13 ”。在乔森潘返回金边前一天，当时的金边政权的内务部拟订的布告散发给金边大学的学生，要求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红色高棉代表抵达金边。当攻击乔森潘的行动发生时，实际上只有20或30名左右操着越南语口音的柬埔寨语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现场的警察和士兵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攻击者。警察们不是阻止而是始终帮助这些人痛揍乔森潘。当时在场的几十个西方记者怎么会如此失真地报道这个事件？他们是害怕报道真相会对红色高棉有利吗？正如《纽约客》所指出的，他们怎能没有注意到示威活动有助于那些力图破坏和平协定的人，这对柬埔寨学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经济学家》（1991年12月7日，第14页）非常勇敢地指出，支持和平协定的人应该保证红色高棉代表团在金边的安全，直到大选举行为止。
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红色高棉代表团返回了金边，希望柬埔寨和平的外部力量说服了当时的金边政权停止其闹剧，联合国和平协定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在和平协定最终在柬埔寨贯彻之前，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局面还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在美国认为和平协定“赋予了红色高棉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以及该协定的成功“严重依赖红色高棉的合作” 14 的情况下，一些美国众议员威胁要撤回对联合国和平计划的资助。其意图是从红色高棉那里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切断了援助，和平计划将会泡汤，战争也会死灰复燃，红色高棉将会拥有如鱼得水的合适环境。此外，如果这些议员的想法实现了，对于柬埔寨人民而言，道德上的正确立场将会导致灾难。伊里莎白·贝克明智地提醒他们，1975年也是国会决定“削减美国对金边政权的援助”，其理由是这“将更迅速地在柬埔寨带来和平”，但是这直接导致了红色高棉的胜利 15 。柬埔寨人民迫切地期望美国国会不要重复1975年犯下的错误。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道德义愤对临床处理
当一个新疾病或瘟疫出现时，正常来说，即便人类没有忽视或任性，对付这种新病毒的任何道德义愤是冷静地进行寻找其病因和处理办法的临床分析。红色高棉只是代表了柬埔寨社会的一个瘟疫，义愤已经浮出水面。但是，临床分析没有构建另一个道德悖论。在表达对红色高棉的义愤上花费如此之多时间的人为什么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寻找扑灭红色高棉的有效解决办法？
新旧“左”派强硬地抵制任何关于红色高棉的冷静分析，指责试图如此做的可怜人在道德上是迟钝的。这样的恶意有一个原因。“左”派将红色高棉描述为一个独特的病理现象，而与任何其他的“左”派运动毫无瓜葛，他们这样处理具有强大的既得利益。波尔布特及其同志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教条地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们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时，波尔布特认为这意味着肉体消灭，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消灭。在掌握政权初期，波尔布特及其同志对其创立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自豪不已。对波尔布特的起源进行进一步的冷静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他决不能凭自身的力量夺取权力。在越南军队的支持下，他被推进到了金边。
要求一些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西方官员在应对红色高棉时严格公正，这在感情上是困难的。抵制他们或者在金边政府攻击红色高棉时保持沉默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没有比认为协定没有得到公正执行更能危及和平协定的事情了。人们一直认为，能够医治红色高棉创伤并确保其最终从柬埔寨舞台上消失的最佳良药是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公开、公平和有效的贯彻执行。当柬埔寨所有的武装力量被解散和重组时，当金边公民觉得他们不担心掉脑袋，可以自由地讲话，那么一种新的政治氛围将出现在柬埔寨舞台上。
结 论
整个1992和1993年，柬埔寨人民迫切地希望和祈祷危机四伏的联合国和平计划能够成功实施，并将他们从20余年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成功地执行和平协定。如果失败，就剥夺了柬埔寨人摆脱几十年苦难的最后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人民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在波尔布特健在且对柬埔寨人民影响甚微之时，西方要发起针对波尔布特的凶猛斗争，将这个人丑化为像希特勒一样的最大历史恶棍？即便在西方的观念中这是20世纪悲剧最强烈的信号之一，即便在西方主导全球时，为什么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如此之久的时间？当西方公民和媒体对柬埔寨悲剧如此焦虑之时，为什么西方政府如此困难地援助联合国和平行动？再次引用一下马克斯·韦伯《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中的一段话，“如果……在信念的战争中首先追求终极目的的纯粹伦理，然后追求根本利益，那么这些目标可能会遭到破坏，并很难取信于人，其理由是缺乏承担后果的责任，演员对进入舞台的魔鬼一无所知” 16 。
或许西方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停止其为柬埔寨人民寻找道德上纯粹的解决方案，而集中精力确保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有效和全面的执行。当西方这样做时，柬埔寨就能从20世纪的悲剧象征很好地转向希望的象征，西方的道德良心也能得到充分的安慰。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衰落的危险
非西方世界能教给西方世界什么？
1993年的夏天，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西方知识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对其加以公开谴责和否定；另一方面这篇论文激起的辩论恰恰说明亨廷顿的观点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当《外交事务》邀我写一篇公开评论时，我认为有必要再阐述一下以下这个事实，即尽管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实际上外部世界更有理由担心来自西方的威胁。当然，如果今天让我再重写一次这篇评论，我会基于后知后觉删去其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观点。
我是在1993年写这篇文章的。那时，美国经济还没有起飞，而亚洲经济欣欣向荣。这个背景解释了我文章中的自信基调。
7年之后，亚洲经济处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欧元也不景气。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在继续打破各项记录。这番景象是我在1993年时不曾预见到的。
但难道这意味着我在文章中给出的那些长远问题的答案因此改变了吗？恐怕还没有人能对以下这个问题做出实实在在的肯定回答吧！即西方世界是不是已经具备了适应亨廷顿所阐述的“文明相对力量变化”的能力？
我的文章强调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点，即从培养一种可行的长期战略以应对实力相对变化的角度讲，没有谁能比西方世界从中获利更多。虽然西方世界时不时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如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主要战略家尝试制定一套全球策略来应对变化后的新世界格局。这一直是西方战略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我的文章就旨在指出一种不同世界观的存在，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对西方会像过去四五个世纪一样继续主导21世纪的自信正让位于一种不祥的预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出现，东亚的崛起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对西方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种被围困的情结由此产生。在这些麻烦的包围下，萨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注定会在西方人中引起共鸣。因此，当很多西方人得知外界对西方世界（特别是一个受伤的西方世界）的恐惧比西方世界对外界的恐惧更大时，他们感到很惊讶。
亨廷顿是对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当世界历史的构造像今天一样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发生改变时，每个人对这些改变的看法就受各自立场的影响了。这篇评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醒西方观众关注非西方世界的观点。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西方世界的退却。目前还没有什么能替代西方世界的领导，特别是美国的领导。美国突然取消对中东或太平洋盟国的支持，有可能会引发没有人愿意看到的大规模动荡（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西方的退却可以和西方的统治一样危害不浅。
从任何历史角度看，现今的西方主导时代（特别是在美国领导下）都一直发挥着良性作用。人们不愿想像，如果是纳粹德国或斯大林式的苏联在所谓的20世纪“西方内战”中获胜，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矛盾的是，西方主导的良性本质同时也可能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决策者，因为在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里成长起来，因此想像不到他们的言行会导致罪恶而不是益处。西方媒体加剧了这种盲目。大多数西方记者带着西方人的假设去观察其他国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在他人眼中不是仁慈的化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不是解决之道，在全球同时传送同一画面会激起敌对意见。当巡航导弹袭击巴格达时，西方人鼓起了掌。但生活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无论怎么说都充满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西方世界会毫不迟疑地“惩罚”非白种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但不会把矛头对准白种的塞尔维亚人。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亚洲游牧民族 1
亨廷顿谈到了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威胁。自从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人也开始患上欧洲人关于伊斯兰主义的妄想症，把伊斯兰主义看成是徘徊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黑暗势力。当我们想到穆斯林们每天都被提醒着自己的弱点而西方世界却越来越害怕伊斯兰主义时，我们就会觉得西方世界的恐惧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亨廷顿说：“伊斯兰主义的边境是血腥的。”但是在一切穆斯林和亲西方势力的冲突中，穆斯林（不管是阿塞拜疆的、巴勒斯坦的、伊拉克的，还是波斯尼亚的）都是失败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