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的思想(汪丁)-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理论模型。经济学能力的第三项训练是就已经辨识的行为主体及约束条件建构一套逻辑关系，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目标——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可以有多重目标。不仅一石二鸟，而且一石多鸟。因此，如贝克尔反复指出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每一特定场合，指出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标——回答“哪些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以及“这些变量怎样集结为效用函数？”这类问题。又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受到多层次的条件的约束——包括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无意识世界”的约束，以致我们往往难以判断一项行为究竟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故而，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设——在给定的认知约束与信息约束下，对给定的目标和情境，建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参阅38页以后对盛柳刚同学提问的回答）。关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当他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时，我的行为是否理性就要依赖于我对他人理性选择的回应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认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我的理性行为的约束条件。这导致博弈论框架内的经济行为分析，其特例，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其当代拓展，就是主观博弈分析。（4）数据检验。这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极端重视的能力，也是毅夫所论经济学能力的第四项训练，其哲学基础是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一方面，对遍历陈述的否证在于发现反例；另一方面，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端赖于它是否能够推演出否证自身的检验条件。

　　　　以上所论“四能力”之外，在这本书里，毅夫还多次论述了“一心态”——以“常无”的心态对待一切理论。我觉得这一心态十分关键，读者不可掉以轻心，以为不过反映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承接着上面关于理论建模和数据检验两项能力训练的探讨，让我首先引述毅夫在67页的一段阐释：“……但是，能不能从构建模型中体味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将这一部分认识转化为真正存于心里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知道’和‘悟道’的差别所在。……‘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这段阐释，恰与我在上面介绍的中国思想传统的“体悟”、沟通为同一观念。

　　　　不要被任何既有理论束缚了视野和思想，这是毅夫阐释的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最要之点：“……‘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之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18页）从日常经济分析和许多具体的理论建模及其数据检验出发，感悟经济分析之“道”。这一黑格尔式的“殊相—共相”辩证过程，被毅夫和他的学生们称为“渐修”与“顿悟”，或者，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过程（65页）。

　　　　直觉，西方思想传统里有笛卡尔的几何般精确的定义：从前提推演出结论，每一环节的论证都了然于心，这一过程反复多次，最终可以从前提未经思考而达到结论，就表现为“直觉”（参阅笛卡尔《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笛卡尔的定义，就我所知，实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传统可以提供的最接近东方智慧的定义。当然，西方思想传统里还有神秘主义的潜流，与东方智慧不仅相匹，而且根本上就是同源的，所谓“静以通天下所感”的直觉，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直觉。

　　　　但是这一从“渐修”到“顿悟”的过程，若要有所大成，殊非易事。故而，毅夫在140—141页这样论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要成为大师，就必须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破万卷书，顶多也只能达到‘多学而识’而不会成为大师。……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由是，古往今来成就大学问者，诚如静安先生所言，无不经历过求学三境界之第一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受到这一境界的感召，安能坚守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寂寞并且终于获得“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呢？

　　　　道之不远人，尤道心之合一也。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如毅夫所论，持“常无”之心态，从“常有”之观察入微，感悟其通理，终可成就对经济学整体的贡献。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合作的发生学或为了正在被…

　　　　生物经济学（biologicaleconomics）已经有了三十多年历史，以“自私的基因”为出发点，它把个体生命的适存度当做经济学家所论的“效用”（utility）或“回报”（payoff，博弈论教科书译做“支付”，此处不甚自然，遂以义译）。这样，它就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有了对话的界面。

　　　　合作行为怎样发生而且怎样演变成为稳定的行为模式？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博弈理论家们喜欢用“囚徒困境的多次博弈”来解答。所谓“囚徒困境”，说白了是由这样三项条件构成的：（1）大家通力合作所得的回报将使博弈的每一参与者都得到多于大家都不合作时个人所得的回报；（2）当大家通力合作时背叛合作者所得回报将多于通力合作者所得的回报；（3）当大家通力合作时被背叛的合作者所得的回报将少于大家都不合作时个人所得的回报。

　　　　这样，但凡有“工具理性”的博弈参与者，就都可以算计出来：与其合作而被人家背叛，不如干脆不合作（根据第2和第3条件），尽管大家都知道合作比不合作好（根据第1条件）。这一结论称为“悖论”，因为现实世界处处存在着合作，否则人类社会早就瓦解了。悖论者，理论与现实相悖。

　　　　为解释现实世界的合作，博弈理论家们假设了囚徒困境的“多次重复博弈”，即参与者们以完全相同的支付方式重复进行满足上列三条件的博弈。例如，当重复无穷多次并且参与者们未来回报的贴现率都足够低的时候，确实存在均衡策略可以导致全体博弈者的合作。所谓“均衡”，即一旦处于这一策略所导致的格局内就没有谁再有动机偏离这一格局。

　　　　我要警告读者，在这种无穷多次重复的博弈里，均衡策略的数量几乎是无穷多的，在如此多的可能的均衡策略当中，导致了全体合作的策略的数量相当少。其中，与下文相关的一种策略是这样的，先假设博弈参与人数是2，双方宣布自己的策略：合作，直到对方背叛合作，然后永远不与对方合作。这样，一切自利的理性个体都会计算出来，不论在哪一时刻背叛对方，因对方“以后永远不合作”所导致的损失——合作超过不合作的那部分收益的贴现值，当博弈次数无穷且贴现率足够低时，肯定超过一次性背叛合作所得的收益。

　　　　可惜，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合作现象的如上所述的博弈论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当博弈参与者人数是任意的N时，那些能够导致合作的均衡策略，在几乎无穷多的导致不合作的均衡策略的集合当中，迅速地随着N的增加而被淹没了。

　　　　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桑塔菲学派的两位经济学家，Gintis和Bowles，努力建构一种新的解释。基于计算机仿真技术、认知科学与脑科学、人类学和演化心理学的晚近发现，他们在2003年3月18日美国科学院通讯刊物PNAS上，与两位著名的文化学家，Boyd和Richerson，联合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为《利他性惩罚行为的演化》。

　　　　与发表在PNAS上的其他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很短，只有四页。但如果考虑到1953年纳什发表在PNAS上的只有一页的报告——证明了“博弈均衡存在性”定理从而成为半世纪以来博弈论发展的现代出发点，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份，就相当冗长了。

　　　　略去细节，这份报告指出，今天人类合作的深层心理结构，一方面是由一万年至十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社会结构和生存问题所塑造的，另一方面是由六百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人类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所形成的“中脑系统”（limbicsystem）所决定的。这两方面的因素——不妨叫做“演化行为学因素”，绝非我们的理性头脑可以控制的，它们的联合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今天人类行为的合作倾向。

　　　　于是，他们的计算机仿真，从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洞穴社群出发，假设每一群体的人数不超过二十人但不低于六人（否则就会解体），并且，假设在群体（洞穴）之间存在着比例很小的“移民”——通过文化融合与婚姻。这样，或许，合作的知识就通过懂得合作的原始人的移民“侵入”到不懂得合作从而即将消亡的群体中，实现了合作的文化基因的繁衍。

　　　　作者们这一模型仿真的主要结论，对主要初始条件的改变具有“鲁棒性”（不敏感依赖于初始数值），故而是令人信服的。例如，他们假设原始人口的100％都是自私的——相当于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大家都要抓住第一机会背叛合作。然后，只假设1％的基因突变概率——相当于母代人口的1％养育出了“不完全自私”的子代。这些不完全自私的人，又分做两类：（1）单纯合作者，他们不论遇到合作者还是遇到背叛合作者，都选择合作策略；（2）强对等主义者，这也是作者们在过去几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详加论证的主题，所谓“对等”，英文是“reciprocity”，常译做“互惠”，于是遮蔽了这一语词所包含的惩罚背叛者的意思。这里译做“对等”，试图去蔽。强对等主义行为的定义是：以降低自己的适存度为代价惩罚一切背叛合作者的行为，不论那背叛是针对自己的还是针对他人的。故而，这一类行为也称为“利他惩罚”。

　　　　仿真结果：经过五百代遗传之后，初始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单纯合作者，三分之一是强对等主义者，三分之一是自私的人。在以后的两千五百代遗传过程中，这一行为结构大致维持不变，故而，可以认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三张面孔构成的：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自私的冲动，有三分之一的单纯合作的天真，还有三分之一的强对等主义的正义感。

　　　　谨以此文纪念一位多年前在中关村大街上下班高峰时因拦截一辆在自行车道内逆行的小汽车而被汽车司机打死的《科技日报》记者。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

　　　　在每一学科之内，包括经济学，就学术而言，我们关注的问题可以有三类。按照通常的认知顺序，首先是“现实问题”——技术性的和根本性的，其次是“历史问题”——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思想史传统之内的和不在这些传统内而在其他学科的传统之内的，最后是“方法问题”——先验的和经验的。

　　　　我们关注的问题越是具有根本性质，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就越少受到学科分界的制约。所以，跨学科教育的基本形式，我们称之为“问题导向的教育”。与它对立的，是“教科书导向的教育”，也被称为“应试教育”。相比之下，所谓“素质教育”，显得太模糊以致难以实施。

　　　　最根本的问题，无非还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在西方表达为关于“灵魂”与“自由”的问题）。前者，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至数千年的古老问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却是一个现代问题，在以往的一百多年里纠缠着中国社会，要求解答，如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我们举办“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的目的，首先是希望引起经济学家们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对上列两大根本问题的关注。因为，我们不希望“艺术的人生”逐渐被“技术的人生”取代，我们也不希望培养一批又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我们当然更不希望未名湖畔不再有北大传统。

　　　　这一讲座将由八位经济学专业之外具有跨学科研究倾向且关注根本问题的学者的演说构成，依照我们对根本问题及相关知识结构的理解，安排为一个跨越了学科分野的演说的系列。例如，长期而言，我们希望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状况之异同，更进一步，我们希望了解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心理结构之异同，再进一步，我们希望了解近代以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基本伦理观念和基本政治观念之异同，由此延伸，我们希望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意识及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宪政的、财政的和政治社会学的，最后，我们希望了解人类或一般生命社会演化的研究方法。

　　　　我们真诚欢迎每一位学生和学者参与我们的讲座并与讲演人对话。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关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概言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可视为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阶段。此前的三十年则可视为预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正确性并据此批判其他经济学派的阶段。自90年代后期至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而发生的是经济学教育的两极化。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确立了主导地位，而它所关心的问题却因受到（1）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大学分科制度诱致的内卷式学术发展的影响，（2）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技术化倾向的影响，（3）2003年以来国内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因迅速官僚化而极大地扩展了的量化评价体系的影响，趋于形式化、数据化和琐碎化，以致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受到来自（1）诸如北欧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综合”学派等其他经济学流派的，（2）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3）经济学之外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学、政治学、哲学和史学等学科的，（4）在以往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中沦为“弱势群体”的，（5）政府官员的，以及来自其他不满意经济学家在政策制订中的平庸表现的社会群体的广泛批评。

　　　　2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转型期，根据文化的理由可追溯至明清之际（根据文明演进的“内因”说）或“鸦片战争”（根据文明演进的“外因”说），也可根据政治的理由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50年代、7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呈现的特征是：（1）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转型同时发生；（2）既有全局性的制度实验又有局部性的制度实验；（3）经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