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的思想(汪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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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急速发展之后，构成上述转型期主要内容的三类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将更为显著。为协调这三类冲突所需要的智识，一方面必须基于中国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的熏陶，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理性传统的以变化而求通达的策略与制度。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理性，它较多关注“做”的过程而较少关注“说”的过程，它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而不是分离，它愿意为实践目的而放弃逻辑的自洽。借用当代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述（2002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国传统智慧所表现的这种实用性被称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西方传统的理性被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我们所需要的，如史密斯所论，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
未来十年，那些有能力感受到并以恰当方式表达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而不是琐碎问题的政治领袖，才可能顺利化解上述三类冲突从而避免发生历史性倒退或窒息性停滞。这样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首先，意味着本土政治经验的积累和对民众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次，或许在当前显得更加重要，它还意味着丰富的制度想象力——在反常社会中寻找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表达方式而且具有高远的历史视角从而将当前的利益表达转化为更长期的制度创设。具备了这些品质的人，通常被称为“具有政治智慧”，从而能够从那些被称为“政客”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
由于以感受和求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琐碎问题为己任，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不能不具备的另一品质，是“豁达”——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此处“过”是与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息息相关的大过而非小过，于是，过则勿惮改，就表现为豁达。具备了这一品质的政治领袖，被称为“具有政治家风度”。
最近，经验与判断让我们有了一些理由相信，经中共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会而入选政治局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们，将为这样一个肩负重任且自身也经历着根本转型的政党带来更多的智识，或许还有更多的豁达。假以时日，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期待他们在感受和表达世界性的重要问题时表现出的更高级的智识与豁达。
我们不必列举或寻找中国社会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反复表达过，虽然它们还需要被恰当地表达，其中最重要从而应当被再次表达出来的问题，是对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
政治体验和常识判断都告诉我们，在地方和在中央，行使着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们的声誉，与他们对公开批评的喜好程度成正比，与他们的下属对公开批评的压制程度成反比。也因此，他们的那些下属当真是在努力地“帮倒忙”，当真只是要助长“巧言令色”和“文过饰非”的风气。考虑到长期的制度创设，最有利于新政治领袖们养成智识与豁达品质的途径，就是逐渐减少官僚机器对公开言论尤其是对公开批评的审查和管制。
言论的充分自由，不仅是政治领袖们品质修养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引导民众向着更高尚生活方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令人遗憾地，它不是充分条件。或许，我们应引入一套简易可行并且独立于行政干预的程序，允许任何一位公民向任何一位人民代表要求质询任何一位公务员压制公开批评的行为并由一套独立的司法程序介入调查。或许，在能够引入上述保护议论的程序之前，我们应将党内初见成效的民主实验拓展为人民代表的选举程序。或许，我们应将“差额”比例增加到足以形成公开竞争的程度。或许……
谨以此文，寄望于未来十年的中国政治领袖们。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常识、假设、真理
常识可错，这是一项真理。但它之所以是真理，只因为它可以独立于情境。按照“常识”这一语词的意思，它一定与经验有关，它必须是关于经验世界之内“常”发生的某一类情境的“识”。因此它可以错，因为经验只能是类似而不能是一模一样，后者叫做“同一”。既然是类似，就可以有类似的程度，于是“常识”便可能因为类似程度足够低而成为“错识”。以上推理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它所推断的常识所依赖的情境。换句话说，以上推理是“先验”（独立于任何经验）地正确的。先验地正确，当然就是“真理”——首先它是“理”而不是“事”，其次它是“真”的。
真理的反面是假的理。例如，若“常识可错”是真理，则“常识恒真”就是假理。常识的“真”与真理的“真”不同。理的真，是指独立于经验世界的真，故而是抽象世界里的真。抽象的世界，可以是逻辑的，但可以不是逻辑的，因为逻辑只是抽象世界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不论如何，逻辑的真，是一种抽象的真，故而是独立于经验世界的真。例如，“A不是A”是逻辑地不真的。虽然，A若被视为经验世界里某一事物（例如“这是一片云”）的指称，则A不是A几乎就是符合常识地真确的。以我们的“时空”常识而言，这一片云总在改变着，说它不是同一片云，如同说我们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总是可以理解的。
常识于是可以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表达，例如：（1）“这一片云不是它自己，它变成了另一片云。”或者（2）“这一片云变幻莫测，但仍是它自己。”或者（3）“当这一片云不会与另一片云交融时，虽然变幻莫测却仍保持是它自己。”或者（4）“由于构成一片云的气体很难与构成另一片云的气体加以区分，所以任何一片云都不能保持是它自己。”或者（5）“如果你在这一片云之外观察它，那么它可以保持是它自己。”或者（6）……注意，每一表达，隐蔽地或明显地，包含了一些假设。事实上，表达离不开假设。
同一常识的诸多不同的表达，或许有些是真理，有些一定不是真理。否则，“常识可错”是真理吗？此处“常识可错”有两种可能的理解。其一，常识的表达有错误，不是常识本身的错误。其二，常识本身是可错的。对于这两种可能的理解的考察又导出两大问题：（1）常识的真或假是否依赖于它的表达？（2）什么是“表达”？
让我转述怀特海的看法，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在任何“理解”能够发生之前，先要有“表达”。在任何“表达”能够发生之前，先要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生命需要维持，因为——究竟这“因为”的根据何在，需要另文探讨。维持自己的生命被认为是生命的本能，也被称为“复制”能力。生命的另一本能是探索可用的资源，也被称为“创新”能力。更常见的生命形态，不像我们人类，它们尚处于无意识的演化阶段，此时，它们的创新能力被称为“变异”。复制与变异，是导致了生命演化的基本要素。
另一方面，生命通常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境内求生存和发展的，所以有了“竞争”——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很难判断，究竟是复制与变异使不稀缺的资源变为稀缺还是资源稀缺引发了复制与变异。
不论如何，（1）生存竞争，（2）遗传与变异，这两要素构成的演化过程，被认为是对地球生命史的一种概括——任何概括都是对经验世界的表达，故而是可错的。
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生命的行为，在生存竞争与遗传变异的选择力量的作用下，总是倾向于节约资源。所谓“感受”，是生命的感受，包括对它所处的情境的感受和对它自身的感受，以及超越情境与自身的感受。所谓“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怀特海试图用“表达的冲动”来界定。也就是说，生命的诸多感受当中具有“重要性”的，一定会激发生命要表达这些感受的冲动。行文至此，我想起贺麟先生曾回忆怀特海“在哈佛的哲学演讲是以‘听了不懂’知名的”，又想起我引述的这一看法，出自怀特海晚年一系列演讲的合集《思维方式》，它被认为是怀特海作品当中最难懂的作品。
我赞成怀特海的看法，我们的感受，重要的，就诱致我们表达这些感受的冲动。这种冲动必须足够强烈，以致我们能够对抗“节约资源”的行为习惯，将一部分稀缺资源配置到寻求表达的努力当中。只要感受是足够重要的，我们就会不断努力要找到它的合适的表达。语言，其实是人类这一努力的结果，它最初或许只不过是一声悠远的猿啸。
一旦被表达出来，个体生命的感受，具有重要性的，就可能以语言（或言语）为载体而流传下来，成为其他个体生命的“间接感受”。一切感受都在特定情境内发生并被表达出来，并因获得了表达而超越特定情境，流传到其他情境，成为其他情境内的感受的可能参照或“类似”感受。这样的类似感受不断增加，最终可以导致“概念”的发生。
我发了这一番感慨，目的是要指出，常识固然不是概念，却提供了概念发生的历史。常识可错意味着概念是可错的，即任一概念被运用于任何特定情境时，必须是可错的。这一可错的可能性蕴涵于概念表达所涉及的各种假设之内。这些假设，等待着新的经验的否证。
这样，我大致刻画了我所理解的“演化知识论”。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常识与判断
与此相关的题目，我写过三篇（《偏激》、《健全的理性》和《以幽默克服偏激》）发表在同一份刊物上。现在旧话重提，是有感于最近观察到我周围的一些人和一些行为的偏激的状况，似乎不能以“缺乏幽默感”来解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无可非议地要考虑一己的利益。所谓“偏激”，可以指那些过分激烈地反对人们从私利出发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也可以指那些过分自私地维护个人利益的态度。所谓“群己权界”，最常涉及的是利益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就实质而言是“无神的”，故与其他民族可能发生的宗教偏激相比，日常生活中的偏激态度是我们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最常见的病态。
幽默感和逻辑思维，如我在前述文章里论证的，是克服偏激的一般方法。对于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偏激态度，我觉得还需要提出一项特殊方法，那就是“常识”与“判断”，或者，借用我在前述文章里用过的术语，“基于常识的判断”。
这种普遍而常见的偏激，竟因“缺乏”常识而发生吗？例如，王小波借用他姥姥的怀疑加以讽刺的“亩产万斤”的偏激，以及“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无数的大规模偏激行为。常识——阿伦特曾论证，它的原意应回溯至拉丁文“社区感觉”（sensusmune）。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具有五种私人感觉之外，还应当具备一种叫做“社会感”的私人感觉。这是一种必须通过“置换想象”才可以发生的感觉，或者，借用斯密的概念，就是“无偏并且充分知情的同情”。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试图把每一个人的行为的“合宜性”当做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由此，才可能正确理解他在《国富论》里试图表达的思想。
斯密和阿伦特的写作，都不偏离常识。对于斯密，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偏离常识的时代，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尚未被学术分工异化到偏离常识和无视现实世界的程度。对于阿伦特，她是纳粹虐犹政策的受害者，她承受了对老师的爱和对老师与纳粹暧昧关系的怨恨，她是那个偏离常识的疯狂时代的审判者。
我记得是在拉里·金主持的节目里，一位黑人母亲，把满满一包美元——是偶然拾到的，交给警察局，后者找到了失主。她这样回答拉里的问题，“Itistherightthingtodo”——可以翻译为“只有那样做才正确”，这口语所表达的，是对一种被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简单地再次认可的判断。这就是“常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或者应当从母亲和姥姥那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而生成并且毕生不会被忘记的。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周围，未必，甚至远不是能够得到普遍的再次认可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如此普遍地忘记了常识，那么，再次发生偏激的大规模的运动，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
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偏激，与大众媒体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所谓“现代”，原本含有对“传统”保持反思与批判姿态的意思，但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结合，又演变为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消费主义”的态度。这一态度得以迅速繁衍，基本的理由在于现代人生与传统人生相比而特别凸显出来的被称为“享受”的那种“方便性”。而我们对方便性的欲求，则是下列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个体在生产中如同奴隶般地服从专业分工，（2）个体收入因分工和专业化而迅速增长，（3）闲暇及消费的专业化——时间被精确切割为休息与工作，休息本身也变得紧张而有效，紧张旅游、紧张交友、紧张阅读、紧张睡眠……上述过程的结果之一是大众逐渐把读书和思考当做一种可由专业人员代理的业务，大众则只需消费别人阅读和思考的结果。
于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一些专门阅读和思考的社会成员，例如教师、法官、学报和出版社的编辑、报刊栏目的主笔、资深记者、职业政治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制度正发生着大范围变迁的社会里，例如在中国，这些原本分工阅读和思考的社会成员当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却因价值观和利益格局而未必愿意担当这一职责。结果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思想”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宣传”。按照消费主义的态度生活，民众对宣传自然不能十分信任，因为那无非也是一类广告，而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
久而久之，如果教育的失败延续两代人以上，那么在孩子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那里，既然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不再延续，基于常识的判断便会逐渐消失。古代的老师担心学生们发生两种不好的倾向——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现在的老师们仍然担心这两种倾向，不过让他们最担心的，是既不学也不思的倾向。
可见，市场和分工原理的运用必须有限度，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它们会异化我们的人生，让人生变得不再可爱，让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一方面涉及市场对人生的异化，另一方面还涉及大范围制度变迁时期的价值观与利益格局的极端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复杂情境里，许多朋友迷失了他们的生活。常识和基于常识的判断，于是显得格外重要。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自2003年开始，元化先生在《财经》杂志知识分子栏目发表了一系列信札和随笔。这些文字饱含深意，尤其是在他辞世后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言。解读刚刚开始。深刻的思想者，要么永远被世俗生活遮蔽，要么，被赞颂远多于被理解。我们，与元化先生一样，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哪怕仅仅为了祭奠元化先生在天之灵，我们也应将这一初步的工作呈现于此处。
一、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