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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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少年时期
我的家乡是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据1946 年所修的家谱记载，
我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五日戌时，即1907 年7 月14 日。
嘉禾古名禾仓堡，秦朝时为戍五岭囤粮之所。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历代
为乓防重地，故称堡。 163q 年，明崇祯皇帝在镇压了刘新宇领导的香花岭
矿工及九峰、蓝山瑶民大起义后，以“禾仓离州治甚远难以遥制”为由，决
定设立嘉禾县。
嘉禾地处湘南，名为禾仓，实际是穷乡僻壤，禾不嘉，谷不丰。从我记
事起，就看到父兄和村里人们为生计而辛劳、忧愁。
我的家庭算是书香门第。从我的曾祖父起一直到我的堂哥，四代读书、
教书。听父辈们讲，曾祖父萧人杰是贡生，后选儒学正堂。我没有见过曾祖
父，但看到他亲自用毛笔抄写的一本《书经》，字迹工整，全书万余字，只
错了一个字。我的父亲和伯父、堂哥常用它来教导我，让我学习祖辈认真治
学的精神。
祖父萧贡伯也是贡生，他教了一辈子书，直到去世前年，仍在教书。
父亲有五兄弟，其中三个是学子。三伯父考中拔贡，四伯父和我父亲为
贡生，在我的父辈中，三伯父萧覃荫学历最高。不仅在本省，还到湖北、安
徽一带讲学。三伯父家有很多书，不仅有旧书，还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
期的书籍，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未教仁的《我之历史》等。我最爱到
他家翻书看。记得读私塾时，三伯父写了一首四言韵文诗，有七八十句，记
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言简意赅，辞句流畅，读后印象很深刻，直到今
天，我还记得这样的文句“民国反正，不能善后，竟言共和，程度不够。四
次革命，枪炮角斗，我诈尔虞，甲肥乙瘦。初次革命，推倒满清。铲除专制，
帝室已倾。何人鼓吹，厥有孙文。谁能实行，克强宋卿。。”。
三伯父写的文章和诗词，本地文人互相传抄，流传新旧学界，我也喜欢
背诵他写的诗词韵文。他有着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文才而又正直、
清高。他曾在本乡第二高等小学当校长，后到桂阳第8 中学任国文教员。他
常常读报，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但胆子小，不参加政治活动，
我父亲萧覃茂早年教书。民国3 年，因参与反袁运动，坐牢3 个月。出
狱后，就在城里参加了一个名叫“嘉善堂”的组织，搞公共慈善事业，以后
又在高等小学校当管理员，有时也到本地区政府中办事，还当过“征收员”，
做的事情很杂。
我祖父活着时，家里大概有十来亩水田。他死前分家。续弦的祖母和5
个儿子各分得两亩地，我父亲后来又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我刚懂
事，就到田里参加劳动。记得那时我家有6 亩半水田，还有一点旱地。我们
那里是山区，水稻只能种一季，产量也不高。旱地种些红薯、豆子、花生、
棉花等。地不够，又租了地主5 亩水田，但缴完租谷也剩不下多少了。
我们兄弟姐妹9 个，只活下来6 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和一个妹
妹。8 口之家，开销不小。父亲是读书人，不参加农业劳动。母亲料理家务，
也不能下田种地。大哥12 岁便辍学参加家务杂事。二哥和我要读书，家里的
田请长工种。我记得这个长工在我家住了6 年。农活是有人干了，但要付工
钱，吃饭也多了一张嘴，种的粮食不够吃，多数年份要买两三个月的口粮，
生活颇为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我家仍充溢着书香气。三伯父和我父亲经常在一起作诗
联对，诵经讲史。特别是逢年过节，请他们写对联的人应接不暇。他们不停
地写，我就在一边磨墨，他们的文事活动和那些辞令隽逸、对仗工整、字迹
秀美的对联，对我的文学爱好，是个启迪。
我母亲不识字，但会背不少古诗。小时候，我常常依偶在母亲的怀里，
跟着她一字一句地学着背。我现在仍然背得出的《木兰诗》，就是跟我母亲
学的。
我家的男子差不多都入学读过书。三伯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萧武
惠（我称他为六哥）是广东大学学生，入学半年三伯父便去世了，在经济十
分拮据的情况下，他坚持读了下来。我的二哥萧克允是桂阳联合中学的学生，
后进入长沙统计讲习所学习，以后又考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
我参加革命，受了他们的影响不小。
另一位堂哥萧克勤是我的开蒙老师。7 岁那年，我入私塾，先生便是克
勤堂哥。这位堂哥是祖父亲自教出的孙子，因而继承了祖父和三伯父教书的
家传。堂哥教书正规、认真，要求严格。从认字、写字、背诵、作文，他都
一丝不苟。我记得开始学写字时，他教我们要“四正”，即心正、身正，纸
正、笔正，我从少养成这个习惯，直到耄耋之年，写字仍能坚持“四正”。
堂哥虽没有入过新学，但懂四则运算和分数。他不仅教四书，还教些数
学、地理和历史。我一入学，他就让我先读初等小学国文，这是辛亥革命后
教育部颁布的教科书，共8 册，4 年8 学期的课程，两年读完，然后再读《孟
子》、《论语》、《左传》等。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既读旧书，又不受
旧教育制度的束缚，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是很有意义的。
读了6 年私塾后，我于1920 年春，考入本县东、南、平田三区联办的社
塘高等小学（第二年又转入太平庵小学），在高小读了三年。那时，军阀混
战连年不断，湖南战乱更烈。大小军阀，你走他来，东征西杀。我上高小的
第二年，学校新来一个教员，大讲“南北战争”。所谓南北战争，是指湖南
军阀赵恒惕打湖北军阀王占元的战争。他夸赞作为曾国藩后代的湖南军队能
打仗，但对军阀加捐加税，非常痛恨，对本地人“走兵”卫很同情。他还给
我们讲五四运动反军问的事，给我们好的影响。
对军阀混战的厌恶，也引起我对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对国家前途命运
的担忧。恰在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大概是1922 年3 月间，我还在太平庵高等小学读书。当时，学校里住了
一支车队。一天，4 个军人荷枪实弹从学校出发。有个同学问他们去哪儿？
他们说：“到萧覃茂家。”那个同学立刻跑来告诉我：“有兵去你家里了。”
我一听很紧张，就跟在那些兵后面，看他们往哪里走。跟了约半里路，发现
他们果然是朝我家方向走的。我插小路先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父亲。父亲
一听，慌忙躲避起来，并找人来办“招待”。我父亲当过小绅土，懂得这些
兵是官家派来敲榨勒索的，只有找关系，用钱财打典一下，才能了事。这就
是所谓的办“招待”。
关系找来了。我家杀鸡做饭，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几个兵，又给他们
每人一些银两，名曰”草鞋钱”，才把他们打发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兵到我家，是因为我大哥和堂哥的事情。
我大哥萧克昌辍学后，帮助家里做事，有时干农活，有时当屠户，有时
也做点生意。他脾气刚烈，因而得罪了大地主萧仁秋。萧仁秋家有良田300
多亩，是全区第一大户，平常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离我家不远的晋屏山上，
有一支绿林武装，落草为寇者多是被逼无奈的农民。他们对晋屏山四周的地
主、绅士，抢掠罚款，也曾到萧仁秋家下“片子”亲钱财。他们中有个头目
叫李赞易，是我伯父教私塾的学生，在长沙住过法政学校，我大哥和堂哥与
他有些交往，这也引起了萧仁秋的记恨。
嘉禾、临武、蓝山的旧政府和大地主对晋屏山的绿林非常仇视，由县长
亲自带队联合会剿清乡。事也凑巧，我在放暑假中，一天父亲叫我送信到姐
夫家（姐夫是小地主，与绿林中某些人有朋友关系）。到了姐夫家，他不在，
据说去了七、八里外的大路蒋家了。我立即跑到那里，正碰上蓝山县的剿匪
清乡队，他们抓住我，搜出父亲给姐夫的信，便说我是给土匪送信的，把我
抓起来，连夜押到塘村墟。
临武、蓝山、嘉禾三县剿匪会议，正在塘村召开。本县的一个师爷见我
是孩子，便让我写信通知家里。我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过了一天，我们
学校的校长黄谦信来了。他悄悄告诉我，是父亲托他来办“招待”的。第二
天三县县长审问我，我就按黄校长的口径对答。县长找不出破绽，但还是不
放我，要让我父亲来。
父亲知道萧仁秋与县长有瓜葛，只有求萧仁秋出面，才能救我。父亲向
离家百里的安源材同姓宗族借了100 块小洋，求萧仁秋交给县长。父亲是个
有骨气的读书人，自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但为了救我，只有向
土霸王求情。我想象得出，他当时是忍受了莫大的屈辱。
萧仁秋出面后，我果然被释放了。但家里却无法偿还为救我而欠下的债
务，就由二哥萧克允去债主处教书一年抵债。就在我被抓的那年，家里先后
四次来兵，一次次地对付，总是不能了结，财物劫掠一空，我也无法继续上
学
祸事接连不断。第二年春，我们那个地区办了团防局，一个叫张汉清的
劣绅当了团防局长。他与萧仁秋合谋，诱骗我大哥和堂哥到团防局，把他们
抓了起来。开始，我家里对萧仁秋抱有幻想。父亲认为，自己当过塾师，又
是个小绅士，萧仁秋曾是他的学生，不会把我们家人怎样的。我堂哥萧武侠
想得更天真，认为与萧仁秋是换帖兄弟，出不了大事。谁料到，心毒手辣的
萧仁秋不讲情义，抓到我大哥和堂哥的当天就送到县政府杀害了。
大哥的死，使我家如同遭了雷轰。父亲悔恨不该轻信萧仁秋；母亲整日
以泪洗面，思念养育了27 年的长子。这时我已15 岁了，我只想杀萧仁秋和
那些狗官，报仇雪恨。
二哥这时在长沙读书（他以教书抵债后，考入长沙统计讲习所），接家
中凶报，来信痛斥那些豪绅的反动行为。他知识面宽些，把这些事提到新民
主义革命要打倒的对象来认识。复仇和求知的渴望，驱使我两兄弟要去寻找
新的出路。
不久，二哥来信说，他已到广东，考入建国湘军（1925 年改为国民革命
军第2 军）军官学校。二哥投笔从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思想上开
始向往军事活动。当然，这时主要还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
1923 年初秋，我看到一则广告：嘉禾县首次创办的甲种师范简习所招
生。当时全国师范系统的学制分为国立高等师范、省立完全师范、县立简习
师范。简习师范毕业后可任初等小学教师。我自1922 年夏休学后，一直希望
能继续读书。我认为，即使从军，也要完成中等教育。但当时无论是中学还
是师范，学制都是6 年。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读这么长时间的书。而简习师范
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中等学校的学历；课本由学校发，学生每月只自备大米
36 斤（当时为16 两秤），每日交4 枚铜板的菜金即可。对于我来说，这种
学校是比较经济的。
我就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到这消息，并不
高兴，她发愁地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哪有米给你拿到学校去呢？”我也
想不出什么办法，好在学校并不马上要，我就先去上学了。过了半个月，学
校要米。恰好父亲回来了，他想方设法借了些钱，给我买米交了伙食费。这
样坚持了一个学期，父亲再也借不到钱了，我又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校长李崇本对我的境遇很同情。说起来，我们两家还有些关系。他的父
亲因为反对袁世凯， 1914 年被汤芗铭杀害了，我父亲也因此案坐了3 个月
牢。李校长知道我父亲坐牢、大哥被杀、家里遭劫，颇为同情。加上我学习
用功，就有心帮助我完成学业。他让我和另一个也是家庭困难的同学，为学
校刻腊板，印讲义。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刻腊板，并按教师规定的份数油印。
这样每人每学期可得小洋10 元（大洋7 元）。靠这个补助，我读完了简习师
范。
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每天4 个铜板的菜金，校承包伙食的人还要赚一点，
吃到我们嘴里的就更少了。我家里穷，没有钱加餐；就是有，也舍不得吃，
而是用来买灯油或买书。平常，我总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和那些有钱
人家的子弟站在一起，显得很寒酸，但我并不以为耻。我曾读过宋濂写的《送
东阳马生叙》，深受文中“贫非罪”的观念影响，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不为
贫穷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知。
学校的课程很多，除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
学校管理法等。我既要学好这些课程，又要刻腊板，还要读大量的课外书籍，
总感时间不够。星期天我很少回家，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一盏小煤油灯和
回荡在夜空中清幽的敲更声，陪伴着我苦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
不释卷”的习惯。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
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我一心想报仇，想搞军队，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我花
钱买了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还买了《孙子兵法》、《七子兵法》
等古代兵书。有位同学搞到一本《步兵操典》，我也贪婪地阅读了。我还喜
欢读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伦敦蒙难记》，朱执
信和邹鲁编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等书，都读过，有些段落几乎能
背下来。我还花三块大洋从上海邮购了一套蔡元培主编的《新文库》，读了
许多当时文化名人的文章，有些观点至今还能记忆。
第二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叫谭步昆的老师，是湖南第二师范毕业生。他
一来就为学校订了《响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小说世
界》等书刊。我浏览这些书刊，思想开阔了许多。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
列宁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虽然在这
以前，我也读过关于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问题的文章，但
真正对世界的环境和中国局势有些了解，是在此时。这使我能够从比较高的
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的家仇。
也就是这期间，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萧武惠，不断给我奇来有关广东革
命的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
火如荼。我被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从广东革命中，我看到了中国的
出路，也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
才能报国恨家仇。
我们行动起来，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学校某些教员不专心任教，
钻营政界官职，还常向我们灌输功名、利禄等封建思想。在谭步昆老师推动
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共学社”，抗议这些教员的官僚倾向，
谭老师半公开他讲第三师范闹学潮的经验，我们仿效着做，比如，举行罢课
斗争，驱逐那些腐败教员。县政府曾出面干涉，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依学生
意见，撤换了些教员。我们取得了胜利，也经受了锻炼。
“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
开会都是我主持。“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