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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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在1　纵队的左面展开，我纵队的两个支队平行攻击，上下一心，进攻
有序，很快就占领了敌左侧后阵地。经过三个小时的冲杀，正面敌溃退，　12　
军在后面拦击，敌全旅被我消灭。我纵队缴获步枪300　多支，重机枪4　挺，
子弹三四万发，还抓获了大批俘虏。这是我们这支农民军自闽西出师以来打
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使全纵队上上下下的信心大为
提高。

记得刚从闽西出发时，我们这支农民军不要说打大仗，就是长途行军都
很难掌握。进入江西后，部队过乌江，那一带是赤白交界地区，离吉安、吉
水敌据点不远，敌机经常出来侦察轰炸。许多战士没见过飞机，敌机来了也


不知道隐蔽，还在那里指指点点地看热闹。为了安全，部队改为夜间行军。
一天晚上，地主武装来袭击，我们纵队在最后，敌人离我们老远，枪声稀稀
拉拉，可以判断人数不多。而新兵没经验，听到枪响就紧张起来。天快亮，
将近乌江边，后续支队的副官跑来报告，说他们的支队听到枪响就向后面跑
了。我急忙问：“跑了多少？”副官回答：“跑了一大半。”我又问：“连
长，排长跑了没有？”副官说：“他们没有走。”我生气了：“那为什么不
掌握部队？”副官竟回答：“白天好掌握，夜晚看不到，一惊就跑散了。”

我和张赤男愣了一下，一想，也不奇怪，农民军，新兵多，难免发“谣
风”。我就命令副官：“立即回去，让各连连长、排长、党代表到山上去把
走散的人员喊回来，我们在这里等。”

我让纵队直属队就地休息，又令跟直属队走的一个支队继续前进，到乌
江边，控制渡口，等我们和部队到了再前进。

天亮后两小时，后面报告，跑散的人都我回来了。于是，一起到乌江边，
在林中休息，同时报告军部。

这次发“谣风”让我们紧张了一下。说实话，那时我最怕发“谣风”，　29　
团在湘南因发“谣风”溃散的悲剧，我记忆犹新。发“谣风”是因为战争环
境下心理紧张造成的，新兵和一些没有经验的军官，对于突然出现的情况，
缺乏判断能力，盲目性很大，听到一点动静，就乱作一团，个别人甚至因梦
幻而惊醒，也会引得许多人丢盔弃甲地乱跑。

发“谣风”是使部队跑散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要掌握部队就必须制止发
“谣风”。除了加强日常训练和纪律教育外，还采取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
法：晚上在室内宿营，连长、排长都睡在门口，一发“谣风”就把门关上，
谁也不准跑出去。如果在路上发“谣风”，就命令大家坐在地上，都不准动。
一静下来，就能冷静地观察和鉴别情况。这样做果然有效，在樟树镇住的两
个晚上，有几个部队发“谣风”，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制止住的。

为了尽快使部队能够打大仗和硬仗，我还想在军队中采用“连坐法”。
“连坐法”是戚继光创造的，北伐军用这个办法在北伐进军中，确实起了作
用。红4　军从汀州出发后，我曾在纵队委员会上提出实行连坐法。张赤男是
黄埔生，他知道北伐军有这个制度，我的建议得到他的同意。我同林彪也讲
了，林彪也表示同意，这样就定下来。后来红4　军军委检查我的工作，认为
这个办法不妥当。我为此而受了党纪处分。“连坐法”是旧式的治军方法，
1929　年曾有人提出在红4　军中实行，朱德不同意，说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游击
战争，毛泽东也不同意。现在看来，红军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主要靠提
高政治觉悟，加强纪律教育来激发战斗热情，不应用这种方法。

文家市一仗缴获很多枪，步枪大家会用，但重机关枪就不会用了。我发
现，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中有一些人懂机关枪，我就亲自给他们做教育工作，
讲共产党的主张，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军阀混战不顾工人农民
士兵死活，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当时，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
俘虏兵们目睹军阀混战给国家带来的灾难，饱尝战乱给个人身心造成的痛
苦，对我的讲话很容易接受。我讲，他们也插话，列举军阀混战的事例，说
到痛楚之处，有的禁不住唏嘘出声。

这样宣传，使他们思想发生了转变。我任命一位解放过来的中尉排长当
机关枪连连长，他很感动，尽管知道我们不发饱，生活很困苦，也愿当红军，
接受任命。


那时，每打一仗，都抓不少俘虏，俘虏兵成了红军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俘虏兵的教育改造，成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感到，对俘虏
兵的教育改造，攻心为上，晓以大义，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同时也要给予
更多的信任和关心，让他们感受到红军队伍的温暖，体会到人民军队中亲密
无间的官兵关系。通过两种军队的对比，他们多数人的觉悟有很大提高，昨
天为白军利益打仗，今天掉转枪口就会成为英勇杀敌的红军战士。

在文家市就听说彭德怀率领的红3　军团打开了长沙，但占领10　天又退出
了。毛泽东和朱德派杨岳彬去同3　军团联络，准备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当时
3　军团在永和市，离我们只有60　里，杨岳彬很快就联系上了。两天后，我们
从文家市向浏阳前进，在永和市与3　军团会师。两军团合编为红1　方面军，
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
还成立了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
主任。

会师的第二天，我们就按照总前委的命令向长沙进军，一下进到离长沙
20　里的地方。这时长沙守敌收缩了阵地，我们就把长沙包围起来。长沙有城
墙，敌人在城外设防，还有电网，我们没有攻城的重武器，便硬着头皮打，
各种手段都使出来，甚至连战国时期田单的“火牛阵”都用上了。说起来也
好笑，原以为牛尾巴上挂了响炮，就会驱使牛向前走，冲敌人的电网和防御
工事，谁知我们花了一千多块大洋，买了二三十头牛，晚上攻打敌人时，点
燃牛尾巴上的响炮后，但受惊的牛根本不受我们操纵，向两边跑，甚至掉回
头冲我们自己的阵地，造成混乱。

围攻了10　天没有打下，总前委决定收兵，撤离长沙，退向醴陵、萍乡、
安源方向。这个撤兵是对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实际上打长沙在
战略上不对。同南昌一样，长沙也是敌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我们远远没有
达到攻占这些大城市的力量，希望“一战而得天下”，是不现实的，当时，
立三路线看不到这一点。部队退到醴陵、萍乡一带时，湖南省委还要我们回
头去打长沙，说打不开也要打。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抵制了这种错误思想，
决定从长沙撤兵。

长沙虽然没有攻下，但10　天的围攻战却锻炼了我们的农民军。文家市战
斗后，军领导对我们3　纵队信任了，打长沙时，便让我们和另两个老纵队共
同担负作战任务。那天，敌陈光中部3　个团由湘江西岸东渡，企图迂回于我
攻长沙城主力军侧后，总部令红4　军抗击该敌。我们在猴子石与敌人激战，
反复冲杀，直至日沉。在战斗中，我纵队刚成立不到20　天的机关枪连发挥了
大作用。这个连的军官干部和机枪手，多属解放过来的敌方兵员，他们射击
技术高，打得准，又听指挥，一声令下，4　挺重机枪齐发。打惯了游击战的
农民军，听到自己的机关枪响了，精神振奋，冲向敌群。那天我纵队打得很
出色，连1　纵队都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战役后期，又参加了夜间进攻长沙敌
之外围防御阵地的战斗。

长沙大战，使我们这支农民军见了世面，经受了锻炼，已能和正规部队
一样打大仗了，我的精神得到大的解放。同我一起从1　纵队调来的教导队学
员（大部分任连排长），心情也和我一样，他们有时还十分感慨地议论：“司
令官以前很少有笑容，最近笑得多了。”

部队成长进步，是全纵队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我的好合作
者张赤男，对我的支持最有力，帮助最大，每念及此，我都对他怀有深深的


敬重和感激之情。　1932　年春天，张赤男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时我已调独立
第5　师，消息传来，我为党失去一个优秀干部，为自己失去一个最好的战友
而痛惜不已。1981　年春天，我到汀州，闽西人民立墓碑纪念赤男，我为他题
写了碑文，以寄托哀思，祭奠英魂。

9　月中旬，我们从长沙撤围，进入湘东、赣西，分兵发动群众。10　月4
日打吉安。吉安是赣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四周都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年
多来，赣西人民曾经8　次打吉安，虽然没有打下，但削弱了守敌兵力。那天，
军部派我们3　纵队当前卫，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作战序列是按战斗能力排
的，以前我们总是走在后面，现在上级认为我们成熟了，所以要我们当前卫。

吉安东北面的骡子山是敌人的重要防御阵地，军部命令我纵队主攻骡子
山，我们很快攻下了，就沿赣江逼近吉安城东北门。敌人凭城抵抗，我命令
部队占领城外房屋、土坎，构成阵地。敌人不断从城内发射迫击炮，我军按
战术要求分散隐蔽并积极准备攻城。

天黑了，我们一面监视敌人，一面继续做攻城准备。半夜，突然发现赣
江上有大批船只向下游移动。我判断是城内的敌人从水路退了，立即组织部
队追击。那时，雨季刚过，水面很宽，敌人靠东岸走，我们在西岸追。追了
一二十里，在一条小叉沟找到几条小船，一条船约能坐一个班，队伍中有会
划船的，立即带领上船从河中继续追。敌船走得快，我们赶不到前面。我命
重机枪向敌船上扫射，但夜幕笼罩，效果不大，敌船反而走得更快了。直到
天亮，敌人大部分上东岸走了。即便如此，我们还俘虏了百把人，缴获110
支枪，还有两万多发子弹。

这个胜利，我们把梭镖统统换下，人人背起步枪，好不威风。就在这天
上午，红军占领了吉安。第三天，我率3　纵队赶回吉安城。在这里，我看到
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最热烈、最壮观的群众场面。赣西各县的赤卫军、青少
队，从十几里、几十里的地方赶来吉安观光，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们身
背红缨枪，颈系红带，有的还打着大红旗，大家都显得无比兴奋，像过盛大
的节日一样。

地方党动员了许多农民参军，部队扩大了，我们3　纵队增加七、八百人。
总司令部决定各纵队、支队、大队改编为师、团、连。我纵队改为红4　军12
师，干部不变。改名那天，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当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
愉快之感。看到同自己一起从汀州出发的农民战友，虽然在非公务场合还是
讲闽西土话，但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再没有“土共”的感觉，而是名
副其实的“大红军”了。

在吉安住了10　天，我们出发向北行动，经峡江、新喻、罗坊，过赣江，
向崇仁进军。这时已得到蒋介石要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
消息，总前委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　月底，我们在宁都的黄陂、
小布一带集结，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全军上下对国民党军阀早已十分痛恨。敌人向苏
区进攻，越来越残暴，兵力也越来越多。大家知道，一定要消灭敌人才能保
护苏区和广大工农利益。当时方面军总政治部提出早晚点名的口号是：勇敢
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活捉蒋介石。。这些口号，全军都喊，确是提
高士气。

我们虽然没有反“围剿”经验，但敌人也没有经验。湖南军阀鲁涤平派
18　师张辉瓒部来东渡赣江，进至根据地基本区东固镇。又派两旅四团由张率


领进至龙冈。红军看出这个敌人孤军深入的弱点，以优势兵力将敌包围，我
第3　军打正面，4　军打侧面，　12　军在左后迂回。我师正打到敌人侧面的薄
弱部分，敌军全面溃败。我师缴获多，梭镖、土造快枪全部换成汉阳造的步
枪。全师兴高采烈，我同样振奋，认为农民师已发展成为正规红军了，我这
个农民梭镖师长也光彩了。

龙岗告捷，大军东进，追击50　师谭道源师，我师始终作为主力参战，从
早晨打到下午，给谭师以毁灭性的打击，敌残兵败退，我军进到广昌县，第
一次反“围剿”不过一周完全结束。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红军去苏区东南部做了一时期发动群众扩大苏
区的工作，就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了。工作程序和准备一次反“围剿”差
不多，但内容更丰富，也更老练了。

第二次反“围剿”于1931　年4　月下旬开始，敌人来得更多，我师同全军
一起，参加反“围剿”战斗直到5　月底就胜利结束了。主力东进到福建建宁、
泰宁一带，这时，总前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增建第4、第5　两个独立师，这是
地区性的红军，介于县游击队与主力红军之间的武装。

6　月中旬的一天，林彪把我找去，说：“你的工作有变动，让你到独立5
师当师长。”

我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大多顾虑。因我知道这又是一支农民部
队，我已经有些带农民军的经验了。

当天，我就赶往驻在福建建宁康都墟的总司令部，见到毛泽东、朱德。
他们同我谈了谈，让我去龙岗，向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报到并受领任务。

苏区中央局派来参加总前委会议的王稼祥也回中央局，正好同行。我们
从建宁出发，步行9　天，到了龙岗。

项英向我详细交代了任务：独立5　师在永丰、吉安、吉水、万安、泰和、
乐安几个县活动，主要是巩固和发展这片红色区域，并努力配合主力红军在
当地作战。独立5　师由上述几个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共约2000　人，我任师
长兼师党委书记，党内归永（丰）吉（安）泰（和）特委领导（我参加特委）。

在龙岗住了一夜，第二天去永吉泰特委驻地富田，见到特委书记毛泽覃
和组织部长陈正人，我把上级的介绍信给了他们。毛泽罩高兴地说：“太好
了，正需要你来。”陈正人也说：“老伙计，咱们又一起干了。”

陈正人是井冈山时期的遂川县委书记，我早就认识。毛泽覃也是参加井
冈山斗争的，也熟悉。我说：“得快些找个政委，再派个政治部主任和参谋
长。”

毛泽覃风趣地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你也一个人都兼了吧。”

我笑了，说：“那不成了‘独裁’吗？”

陈正人说：“你就辛苦些，党政军工作一起抓。”

我们都是满腔热情的年轻人，干工作还讲什么条件？我不再说了。

毛泽覃又向我介绍了一下游击队的情况，要我尽快建立师的指挥机关。

告别毛泽覃和陈正人，我赶往离富田40　里的水南镇，找到吉安县委，就
以吉安独立营为基础组建师部。在县委帮助下，从各方面找了20　多个干部和
勤务人员，包括参谋、副官、供给员、会计，还有医生、护士、传令兵、炊
事员等等，打出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的牌子。又将吉安独立
营及永丰、万（安）泰（和）独立团分别改称第13、14、15　团，每团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