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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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员等等，打出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的牌子。又将吉安独立
营及永丰、万（安）泰（和）独立团分别改称第13、14、15　团，每团辖3


至5　个连，独立5　师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期间，我既管军事、政治、后勤、
党务，还要管部队，累得够呛。但觉得干革命，累也痛快！

独立5　师组建不久，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开始了。7　月上旬，驻吉
安国民党的第19　路军东渡赣江，直抵富田。我们没有料到敌人进军如此之
快，这时，主力红军还在武夷山南部，鞭长莫及。我和毛泽覃商定，独立5
师虽然刚从游击队集中起来，但也要敢于打大仗，尽量控制住我们的阵地，
不让敌人过早深入苏区中心，以待主力回师。

我们沿九层岭、观音岩山地，构成一条向西防御的阵地，固守了26　天，
多次打退敌人整团整营的进攻。

这时东、北、西各路敌人陆续深入苏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再守阵地了，
就分散游击。敌李抱冰师占领了东固。李抱冰是湖南宁远人，我在学生时代
就听过不少关于他能打仗的故事，心想，同这样的敌人打仗，得以智谋取胜。
敌人远道而来，背不了多少粮食，要守东固，就得另找粮食。于是，我把东
固附近地区的干部召集起来，统一部署，坚决贯彻前委的“坚壁清野”政策。
牛牵到山里，粮食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就埋在地下。

那时正是8　月，稻子快熟了。我担心敌人割稻谷，就下令把脱谷壳用的
砻子（一种木质结构的磨）藏起来。我们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稻
谷要用砻子磨，再用风车把谷壳扬掉，才能把大米分离出来，没有砻子就是
有稻谷也吃不上米。

砻子很大，要4　个人才能抬动，我们发动者百姓搬，有些来不及搬走的
就把推臂破坏。敌人驻守的东固镇，我们也派人进去，把能用的砻子都破坏
了。

敌人割了稻谷，没有办法脱谷壳，只好煮谷子吃，边吃边吐谷壳，难以
下咽。时间一长，人饿得发慌，但蒋介石有命令，又不能不守在那里，真是
进退两难。有一天，我们截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牛耕田，马吃
谷。马可以吃谷。人还能吃谷吗？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当马了”。

我们在这一带游击了两个月，真是军民一家，官兵同心。蒋介石有30
万人，在苏区厉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下，“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主力红
军消灭敌人两万，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剿匪已告一段落”，纷纷撤退。

反“围剿”胜利后，我适当集中部队整顿了一下，各团都武装起来了，
莫说梭镖，就是土造五响枪也不要了。15　团（原万泰独立团）最阔气，他们
在拦截蒋鼎文部独立旅时，缴获了3　挺重机枪和200　余支步枪，4　个连都武
装得和主力红军一样。我像在红4　军3　纵队一样，对“带枪的农民”进行整
训，想使部队迅速来个“铁军化”。

这次整训重点抓政治教育，办了一个党支部委员训练班，我亲自当教员，
讲红4　军“九大”决议以及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编印的时事教材等。十月
革命到了，我们开纪念大会，我亲自讲话。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回来后，我又请他们传达大会精神。总之，那时有个责任感，觉得自己是师
长又是师党委书记，没有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不能放松；没有政治部主任，
政治工作更不能马虎。

经过一段教育，干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缺的
干部慢慢配齐，部队也严整了，能做到“令行禁止”，可以集中，可以分散。

1932　年1　月底，红1　方面军围攻赣州，我师奉令西渡赣江，在万安、泰
和、遂川地区游击，配合主力攻赣州。两个月后，赣州撤围，我们又回河东，


在永丰、乐安活动。

当时，乐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但乡下大部分是我们的，只有一个叫万崇
圩的大镇，我们没有控制住。本来，这一带是老根据地。1929　年冬季，我曾
到这里做群众工作，结识了一位叫邱汉杰的地下革命者。他在大革命失败后，
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我们走后，他干得很出色，把这一带的群众都发动起
来了，建立了游击队，他当队长，还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1931　年5　月以前，
这块苏区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但邱汉杰与县委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
有人就怀疑他是“AB　团”。邱汉杰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
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乐安县委要求5　师帮助恢复这一地区，我
就带了一支小部队来到这里。当地老百姓中的壮年男人都走了，只剩下些老
人、妇女和小孩。有的老人认识我，我就问：“邱汉杰哪里去了？”

妇女们说：“我们是妇道人家，哪里知这些事啊？”

老人们说：“我耳朵聋，听不清啊！”

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我就想争取他。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位老人，说：“请你送给邱汉杰。”

信送到了，邱还回了信，但他不敢与我见面。我与他通了两三次信，再
三劝说，他就是不肯出来。

县委有的同志说：“不要对这种人存有幻想啦！”后来我离开那里，县
委调动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
把一些人从革命的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　1928　年的郴州事件，
闽西的傅柏翠事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这些人本身有大缺点，缺乏坚
定的革命性，但从党的领导思想来说，这种做法，只能削弱自己而增强敌人
的力量，对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932　年6　月，驻乐安的敌人一个团出动，我率独5　师去迎战。战斗中，
一颗子弹从我左胯穿到右腿根，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四次受伤，而且比前三
次都重。天黑部队撤离战场，我被抬往设在兴国茶地的红军医院。

在医院一住就是3　个月。这期间，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张云逸到医院巡视。
我们以前不认识，但一谈起来，都参加了北伐战争，又都是当时“铁军”即
第4　军的，就很投机。张在粤军中有声望、地位，与张发奎也很接近，他给
我讲了不少关于粤军的历史和4　军上层的事，又讲了卢德铭任第二方面军总
指挥部警卫团长的经过等，他说：“警卫团建立时，叶挺想让共产党员卢德
铭去当团长。但他想到自己色彩重（指共产党员色彩），就让我去说，因我
年纪大，资格老，张发奎对我更信任。同张发奎一说，他果然同意，这样才
有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我听了他的话，很佩服他善于在国共合作中工作。
住院期间，得知独立5　师编入红22　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个师，还听说，中
央局准备调我去当红22　军军长。9　月，我的伤基本好了，就从医院搬到驻兴
国县城的江西军区司令部，那时，陈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
郭天民任参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一天蔡会文同我谈，说中央决定调他任湘赣军
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也调我去湘赣军区任红8　军军长，政委由他兼任。

这个消息对我有点突然。我原准备去22　军，陈毅司令员已同我谈了话，
据说命令都下了，因我在医院治伤，未到职，现在又决定调我到湘赣任红8


军军长，虽说都是当军长，但这中间却有很大不同。红22　军属红一方面军序
列，在中央苏区活动，上有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红8　军则不一样，
它是一个独立战略区域的红军主力，担任这个军的军长，就意味着要担负起
一个战略区域的主要军事领导责任，要独立自主地支撑起一个局面。

我感到担子很重。蔡会文对我说：“我们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也算是
湘赣的‘老人’了，对这个地区情况熟悉，你又有带农民军的经验，军事上
有一套，我们好好配合，一定可以干好。”

这番话使我很受鼓舞。蔡会文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井冈山时期同
在红四军。1930　年6　月汀州改编时，我任红4　军3　纵队司令员，他任红12
军3　纵队司令员，后来我到独立第5　师当师长，他到黄公略的红3　军，第三
次反“围剿”后，调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他政治坚定，有政治工作经
验，也曾带过农民军，正像他说的，我俩对湘赣地区民情、地理都比较熟悉，
我们密切合作，上有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靠苏区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支
持，还怕搞不好？

大约在10　月中旬，我同蔡会文一起去河西了。记得那天陈毅司令员为我
们送行，送了很远。信任之情，期望之殷，尽在这相送之中。


第九章重返罗霄山

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河东是中央苏区，河西就是湘赣苏区。
我和蔡会文从兴国出发，西渡赣江后，于1932　年10　月25　日，到达了湘赣省
委、省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

湘赣苏区这时包括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全部，茶陵、攸具、遂川、吉
安、萍乡、上犹、崇义县各一部，总面积近一万平方公里。这块大苏区是在
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井冈山在红4　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守。不久，敌人大举进攻，彭德怀
膝代远率部与绝对优势之敌激战了四昼夜，冲出重围，开往赣南与红4　军会
合，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

然而，湘赣边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在红4　军和红5　军主力相继离开
井冈山后，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和各县地方武装，为恢复根据地展开了英勇斗
争。埋伏在井冈山的32　团2　营以及遂川、宁冈、莲花、碕县、茶陵等县委及
赤卫队，以宁冈中心县委为主（书记何长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地主
武装清乡队、挨户团，并趁蒋桂战争爆发之机，收复了井冈山和九陇山军事
根据地。这些武装合并组成边界红军独立第1　团，在何长工、王佐率领下，
先后夺回了宁冈、莲花两县城。当年5　月初，红5　军主力返回湘赣
边，边界的革命斗争更发展了。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地处赣江西岸的湘东和赣西南西路两个根据地
的军民，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粉碎敌人“围剿”。

这年的3、4　月，李明瑞、张云逸率红7　军经长途转战，由广西进至湘东
根据地。这时，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红7　军与湘赣红军，配合红
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同时也扩大了赣江以西的根据地，为湘赣苏区的
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7　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湘东南、湘南两特委以及赣西南的西路、北路、
南路三个行政管辖的区域合并成立湘赣省。10　月，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成立，标志着湘赣联合省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我们来时，湘赣苏区已建立一周年。看到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已发展成
今天这佯一块广大的、巩固的红色区域，我们深深地为毛泽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预言所折服，为湘赣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感奋。

到达永新后，最先见到张启龙。当时，他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
军区总指挥，启龙同志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湘赣苏区政治、军事情况。接着，
省委书记王首道、省军区政委甘泗淇、军区参谋长冯达飞等也见到了。我们
对湘赣苏区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从战略位置看，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战略侧翼——河西战线。东与中
央苏区隔赣江相邻，北与湘鄂赣苏区隔袁水、修水相望，我们向北发展就通
向湘鄂赣苏区，造成威胁武汉、南昌、长沙的大局面。湘赣苏区在中央战略
全局中所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感到肩负的责任是光荣而又艰巨的。

在永新住了两天，我们就赶往红8　军驻地。红8　军的前身，是湘赣独立
第1　师和第3　师。

第8　军是1932　年2　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的，但当时没有成立军部，也没
有正式任命领导干部。我去之前，由独1　师师长李天柱代军长。李天柱是井
冈山的老连长，1931　年3　月底，由江西苏区调到湘赣，接替刘沛云任湘东南


独立师师长。

说起刘沛云，我有印象，刘在井冈山时，曾任32　团参谋长。有一次说：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陈独秀没有搞好。如果让我当总书记，不会
搞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很佩服他的胆量和气魄，对他产生敬重之意。下井冈
山后一直未见到他。我到红8　军时，刘沛云早已调回中央苏区。一天，我与
军部管理科长闲谈，他说他是刘沛云的弟弟，这使我很惊喜，忙向他打听刘
沛云的现状。他弟弟却哽咽着告诉我：他调回中央苏区后，在红军工作了一
段时间。后来在肃反中，被打成AB　团，我心一沉，这样一位洋溢着革命豪情
的同志，怎么会是AB　团呢？

接替刘沛云任师长的李天柱，也没有摆脱肃反扩大化的阴影。中央苏区
最初打AB　团，他被人咬了。我来接替他当红8　军军长时，领导上不信任他，
准备调他回中央苏区。我和蔡会文做了一些调查，没有掌握什么材料能证明
他是“黑色分子”，就建议他到湘赣省军区当副总指挥，但后来还是被调回
中央苏区了。

我和蔡会文到达红8　军驻地，正式建立了红8　军指挥机关。我任军长，
蔡会文兼政委；参谋长先是李朴，后是李达；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军的领导
机关建立后，对部队番号作了些改变，原独立1　师改为22　师，师长谭家述，
政委王震；原独3　师改为24　师，师长戈勇，政委胡楚父。另由茶陵、莲花、
攸县、萍乡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的新独立师改编为23　师，师长杨茂，政委谢国
瑜。

红8　军的部队是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扩大起来的，在政治上继承了井
冈山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比如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军
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都认真实行。在政治组织制度上也是以井冈山红军为样板，建立政治委员制
度，师、团成立党的委员会和政治机关，连设党支部。

红8　军号称三个师，总人数约2700　人，下属部队的编制并不整齐，有的
师三个小团，有的师二个小团，有的不设团部，由师指挥各连。各团不设营，
直接指挥各连。没有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战术、技术不够。虽说已是一个
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但还和游击队差不多，打起仗来也不讲究什么战斗队
形，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很严重，我来了几个月，几乎每个月都因枪走火自己
打死打伤十几个人。

我感到，这种状况正是游击战争中游击队成为正规军的特点。但是，游
击队既已编成正规军，就要脱离游击习气，这种状况是不能让它长期存在，
必须加强正规训练，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不仅枪要打得准，更要懂得战术、
技术，班、排、连会疏散开；还要熟悉前进、停止、射击、冲锋、集合、撤
退等等。

当时处于紧张战争环境，不可能集中太多的时间训练，我就利用行军、
作战的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铁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