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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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等等。
当时处于紧张战争环境，不可能集中太多的时间训练，我就利用行军、
作战的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铁军化”训练。
为了解决枪走火伤人的问题，我想了个办法。一次，全军集合，所有的
人都不准缺席。我当众规定：不准平举枪扣火，验枪只准朝天上或地下验；
如果哪个平举扣了火，不管枪里有无子弹，都要关禁闭。作了这个规定后，
打死打伤人的现象大为减少，部队严整多了。
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
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
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
应的加强了。
我们到达湘赣苏区，正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初期，
蒋介石除集中主力对中央苏区外，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也达10 个师8 万余
人。当时我们的战略任务很明确，就是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
剿”。怎样配合呢？我认为首先要巩固湘赣苏区，把敌人更多的兵力牵制在
我们这里。
我和蔡会文都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而湘赣苏区与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
有很大不同。井冈山全是山区，平地很少；湘赣苏区则多为平原和丘陵，地
域比那时大多了，人口也多，仅永新一县就有20 多万人口。湘赣苏区处于赣
江西岸，与中央苏区虽隔江相望，但赣江为敌人严密控制，就自然而然形成
为独立作战区。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除注意与主要战略区及其他地区相联
系相配合外，就要以本地区的情况作基础来考虑和行动。中国在大革命失败
后，各地区发展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大致都是如此。我到湘赣苏区，就感
到原来的思想跟不上。跟不上就要改变。这是任务和环境逼迫我们改变的。
虽然在中央苏区参加过一、二、三次反“围剿”，也打过不少大仗、恶
仗，但那时上面有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指挥，作为中层指挥员，我只从战术、
技术上考虑，战略上是不大注意的。到湘赣苏区的初期，我对战术技术注意
得多，仍不大习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我一时还想不出
好的办法来对付。那时中央除了总的反四次“围剿”的方针外，对湘赣红军
并没有单独的指导。我感到压力很大。
11 月下旬，国民党军李明第52 师之155 旅向我进攻，不断从北翼蚕食
湘赣苏区。11 月29 日，我率领红8 军迎击从古安官田出来向我进攻之敌，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进展顺利。担任正面攻击的23 师和左翼的22 师都打
得很出色，将敌人全部击溃，给进攻苏区的敌人当头一棒，但还不是战略上
的胜利。
我对自己的战术指挥是有把握、有信心的，对于敌众我寡的形势，也并
不怕。因早年读“淝水之战”的文章和曾国藩的家书，讲了以少胜多的事例；
大革命时期我亲历的北伐战争，也是如此。我想，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更有条件打这种仗。但我当时还不善于从全局上观察和处理战争大势，也就
难于驾驭整个地区的战争形势。
1933 年2 月下旬，敌人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对湘赣苏区的进
攻。中央军委命令红8 军北上袁水，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 月，我与蔡会文
率红8 军开到新余以西地区。本拟渡过袁水与湘鄂赣红16 军会合，但敌人在
袁水流域驻有强大兵力，有坚固工事，我军两次强渡袁水都没有成功。遂转
战于赣江流域中部地区，直接配合中央苏区军民的反“围剿”。
由于这时期的行动完全是独立的，大小事情都要靠自己决策，这就迫使
我开始注意战略问题，思考战略问题，学习战略问题。我认识到，一个指挥
官，特别是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学会从战略大局思考问题，否则
就无法指挥部队，不能完成所担负的战略任务。
一方面是形势任务所迫，一方面也是思想上有了自觉的要求，我注意研
究战争的态势，研究敌我双方的特点，尤其是敌人的情况，诸如兵力布署、
战斗作风、行动规律等等，从中发现敌之弱点。
我们在袁水流域活动的时候，湘敌王东原第15 师乘虚占据宁冈城。3 月
5 日，该敌3 个团又越过七溪岭、龙源口，向我苏区中心——永新进犯。红
军学校学员在龙湾桥将敌人堵住，我即率红8 军主力返回苏区中心。这时，
盘据遂川的敌第28 师，又企图进攻桥头、衙前。我将几路敌人的情况分析了
一下，认为遂川这路敌人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回头来再打敌15 师。
这路敌人的番号是蒋军28 师，原来是冯玉祥的军队，1930 年中原大战
后，被蒋介石从北方调到江西。二次反“围剿”时，该敌进至富田以东的九
层岭地区，被我红四军及12 军消灭后重新建立的，利于我再消灭它。决心定
了，我们于4 月6 日到达路田，根据敌人分布情况，采取佯攻打援之策。7
日，我们一部向据守于田墟的敌28 师83 旅旅部及166 团发起佯攻，引诱遂
川城内的敌人出援，以便在运动中将其消灭。遂川城之敌果然被诱而出，我
乘机在运动中从侧面伏击，仅半小时就将来援之敌1 个营及迫击炮连、机关
枪连大部歼灭。共缴获迫击炮4 门、重机枪3 挺、步枪220 支，毙敌200 余
人，俘虏100 多人，其中有敌营长、连长。
这个胜利不算大，但对于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进攻的气焰，起了很好的
作用。战后我总结了一下，从为这一仗所以取得胜利，一为进攻方向选择得
好，避强打弱；二为战役目标明确，诱敌出来歼灭之；三为战术动作好，部
队位于敌前进路翼侧二、三里处隐蔽，我见敌出来，就突然从侧面出击，迅
速解决战斗。
这一仗后，我对平原、丘陵农村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在思想上逐
步搞清楚了，这是属于内线作战，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以消
灭敌人为主要目标。
这个思想确立后，我们在行动上就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云田墟战斗
后，5 月份内又连打了3 个胜仗。
4 月间，各路敌军向我苏区腹地进犯，其中以第15 师和第63 师进得最
快。当时， 63 师孤军深入，占领了莲花。我和蔡会文都认为这是有利的作
战时机。当时，敌人以主力一个师占领莲花县城，但被我地方武装四周包围，
交通运输被我截断了，从整个形势看，湖南敌人虽然处于优势，但莲花地区
之敌的态势不能算优势。茶陵是敌进攻莲花及宁冈之敌的后方基地，他一定
会来打通莲花至茶陵的交通，而这一段路，处于我苏区范围，又为山谷地带，
敌人一出动，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何时出动，我们不知道。但我和蔡会文都意识到，敌人肯定要出来。
5 月8 日，我主力从永新南面经小冈区进至莲花城南三、四十里处之棠市时，
我事先把战斗想定用命令写出来，发给部队。命令规定出现某种情况用第一
案；情况发生某种变化就用第二案，等等。
就在这一天下午，得到茶陵独立团和县军事部报告，敌人约一个团从茶
陵向东出动，向莲花攻击前进。我们立即命令茶陵独立团（约200 多人）根
据预定方案，边打边退，诱敌进入九渡冲狭窄地带，主力部队则在棠市附近
待命。那天吃过晚饭，前面打响了。部队按预定命令就集合，按预定序列行
动。主力3 个师分两路向九渡冲前进，形成有力的侧面攻击，一下子就吃掉
敌人两个营，缴获4 挺重机枪和许多步枪，还有大量弹药。
晚8 点多钟，我们回到棠市宿营。我估计敌人第二天一定会来报复，因
莲花城内敌人还有3 个团和1 个特务营，他们不打通这条交通运输线不利于
进攻湘赣苏区。还有，63 师及师长陈光中是杂牌军，如果不打通这条交通线，
他的上司（蒋介石、何健）就会把他的整编掉，叫他和亲朋故旧失去位置。
基于前二者，我和蔡会文认为莲花敌人会出来。就研究了新的战斗布署。第
二天一起床就作好战斗准备，部队开到九渡冲占领阵地。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饭后，敌人就出动了。敌人两个团、一个营，
加上先一天没有消灭的一个营，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我们头一天打了胜仗，
士气旺盛，又得到大量武器、弹药的补充，战斗力更强。我军即与敌人展开
了激战，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打到中午，担任正面进攻的24 师和右翼22
师同时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左翼23 师从敌侧面攻击，敌
人就溃败了。我军进行战场追击，缴获重机枪22 挺、步枪上千支，击毙敌旅
长1 名，俘敌六、七百，其中敌团长、营长就有好几个，中央军委发来贺电
嘉奖。
九渡冲胜利过了20 天，在棠市又打了一仗。5 月29 日，我们开到茶陵
与永新边界的路江、梅花一带待机。茶陵县委对敌情掌握得清楚，敌人一举
一动，都及时通报给我们。一天，茶陵的同志来报告，说敌人向这边开来了，
有5 个团，还有很多行李担子。我当时就决定要打。蔡会文认为敌人兵力比
我们多，打不得。我说，敌人虽然多于我军，但他是走路，又有几百担行李，
上下坡、过小桥等大小障碍都不灵便，行军纵队会拉得很长；而我是在敌人
侧面隐蔽，主动从敌行军纵队侧面出击，地形有利，战机有力，又只打敌人
的一节，虽弱犹强。
蔡会文知道我是从“铁军”出来的，仗打得多，有战争经验所以军事上
尊重我的意见。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进到出击地区。赶到时，敌人主力刚过去，
恰好打上敌人中间和后尾的一个团及大批辎重行李。我军猛烈从侧面攻击，
迅速解决战斗。这一仗缴获步枪500 余支、机枪5 挺、迫击炮2 门、无线电
台一架，俘敌600 多人，其中敌团长1 人，还得到了军装和军衬衣各1 万套，
而我们只伤亡四十五人，是最便宜的一仗。
九渡冲和棠市战斗，在指挥上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敌人行动判断得准确。
知彼知己，按预定计划行动，都能取得预想的战果。二是能临机应变。我从
参加北伐战争起，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战场经验，即使遇到新情况处理也快。
像头一天打九渡冲和后来打棠市，都是突然发现情况，马上作出决定，及时
捕捉战机而胜利的。三是能辩证地分析敌我态势，不是简单地以敌我兵力多
寡而作决策。打九渡冲和打棠市，我们的兵力都不占优势，但把战场形势综
合起来分析，敌强之中有弱点，我之弱处有优势。敢下决心，就能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九渡冲和棠市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时，
我的心情颇为激动！刚到湘赣时，这么一大块根据地，又面临着那样严重的
敌情，能不能保得住？心里没有数。过去我是在上级指挥下行动的，现在独
立指挥一支执行战略任务的部队，仗该怎样打？经过半年多的摸索、实践和
总结，心里有底了。特别是在战略方面，我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革命战争中
有作为的军事指挥员，而现在感到，敢于担当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重任了。
1933 年5 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
弼时来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6 月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
永新将红8 军改编为红6 军团第17 师，下辖49、50、51 等3 个团；我为师
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李朴为政治部主任（后改为王震）。
这时，红6 军团只有个内部名义，既没有成立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下宣布。
任弼时来后，省委连续开会。6 月间，我们住在永新龙山，有时也参加
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是批斗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永新有个列宁场，就在
那个广场上斗他。我们知道省委负责肃反的是刘士杰，这个人“左”得厉害，
骄横跋扈。他到中央苏区接受了“左”的东西，回来后变本加厉，粥时同志
从中央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左”的政策的影响，但他比较稳重，当刘士
杰提出要枪毙张启龙时，弼时制止了。长征时，经弼时同志同意，把张启龙
放了出来。走到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我和王震建议派张到六军团当供给
部长，任弼时同意了。
刘士杰后来因企图叛变投敌，被枪毙了。表现得极“左”的人往往会走
上另一个极端——极右，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那段时间，在红军中也处理了一些人。红17 师政治部主任李朴因有“托
派”的嫌疑，被撤了职。这个说法也是从中央苏区传过来的。我们接到省委
决定时，都感到有些奇怪。李朴是红军中的老干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
南昌起义，以后到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在湘赣苏区工作。在红8 军
时，先是当了一段参谋长，后又任政治部主任。我到湘赣以后，常同他一起
交谈，感到他是一个革命热情高，政治上比较老练的同志，怎么会是“托派”？
据说李朴在莫斯科炮校学习时，苏联开展反“托派”的运动，他曾被学校关
了三天禁闭。
李朴被撤职后，曾对人说：“告诉省委，我有错误，可以撤职，但不要
开除党籍。我要努力工作，为党尽力。”他的这番话，代表了受冤屈同志的
心声。那时打仗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自己人不信任。对于把党的事业
看得重于生命的人来说，不能被党组织理解、信任和承认，那是最为痛苦的
事情。这种精神状态，我过去认识不深，自1958 年反教条主义和后来“文革”
给我戴上了几项不实际的大帽子后，认识就深刻了。
李朴是1935 年7 月红六军团在湘西招头寨与湘军战斗中牺牲的，就牺牲
在离我不远的战地上。那天我正指挥战斗，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中了在我
附近的李朴，他立刻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青草。他用自己的热血证
明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经过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我们取得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经验，
但当时中央整个战略指导上是“左”的，不可避免地也给我们带来消极的影
响。九渡冲、棠市两战之后，本来应该休整一段时间，这时，军委指示，主
要意思是叫我们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所谓“积极进攻”，具体地说，
就是连续寻找强敌作战； 1933 年7 月，我们曾两次向宁冈出击及向萍乡出
击都劳而无功。
当时敌人在坳背、下水湾一带，碉堡摆得密密麻麻。我军进到宁冈，敌
人就集中兵力由古城、砻市向我迫近。我们占领阵地，准备敌人进攻时从阵
地前用反突击反冲锋战术打垮敌人。可是敌人见我们摆开阵势，他也摆开阵
势，只构筑工事，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他们有6 个团，占领宁冈中心地区，
以宁冈与古城为基地组成防御体系。我们当时只有4 个团，失陷后的苏区宁
冈县，群众工作一时不能恢复，不利于大战，便在敌军构筑工事时，乘夜撤
退，另求机动。
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只是做而不公开讲。因为当时“撤退，机动”这些
词，很容易给“左”的好事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其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