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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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
开会都是我主持。“共学社”开会很多，经常研究运动情况。我们通过阅读
各种报刊，了解国内、省内形势。遇有大事，就开展活动配合。孙中山逝世
和五卅运动，我们都组织了较大的活动。由于有我堂哥这个关系，我们得到
广东方面的消息很快，比如1924 年冬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作题为“三民主义”
的讲演，我堂哥拿到记录稿立即奇给我，约10 天我便收到了。根据这个记录
稿，我也在学校作了“三民主义”的讲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学期后，学校又来了一些进步教师，有黄益善、杨宗禧、李祖莲、
唐朝英等，他们都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黄益善、李祖莲、
唐朝英此时都已是共产党员。唐朝英后来成为衡阳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他
门带来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也帮助我们把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李
祖莲的引导和介绍下，我参加了嘉禾新建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湖南属北洋
军阀统治，国民党不能公开。秘密国民党组织实际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的
（现在也有材料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组织），参加的人员是进步的工农
分子和青年学生。全县发展了十余名党员，我参加了。
这时，从广东传来东征胜利的消息，黄埔军校声威大振。我的志向是搞
军事。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已把军事斗
争看成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最重要的途径。早在1924 年黄埔军校开办时，我
就得到消息，很想去报考。但打听了一下，黄埔军校和厂东的其他几个军校，
都要中学毕业生，我当时连具立甲种师范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不敢去考。1925
年冬，甲师的课程已全部学完。这时，我对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有进一步
认识。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高潮，大部分城市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南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东征军打
下惠州，攻下潮梅，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广东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圣
地，我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因此，决心不等毕业考试
结束就去广东。
行前，我去向已调到同德高等小学当教员的谭步昆老师借路费。我早就
把去广东从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支持。当我提出向他借路费时，他慨
然应允，以成全我的志愿，这使我异常感动。
我又去找校长李崇本，向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明我不能等考试完毕去
广东的理由。李先生非常赞成我的志愿，夸为“鸿鹄之志”。他不仅准许我
不待毕业考试结束就走，而且灵活处理，提前给了我毕业证书。
这时，我还欠学校一个月膳费，不能不交就走。“钱账分明大丈夫”，
我就是穷也应该分明，于是去找本校教员杨宗禧，他热情慷慨地说：“你尽
管走，欠学校的伙食钱由我来付。”说完他就去找管理员，帮我把账结清了。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谭步昆、李崇本、杨宗禧三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我就不能到广东，也就不能及时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虽然以后也可
能会去，但不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种境况。人生路程漫长，关键之时先生
们帮助了我，每念及此，心中都充满深深的谢意。
1958 年1 月，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曾到湖南衡
阳参加一个高级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我特地去茶陵县，一为了解这个老
苏区的情况，二为探望谭步昆教师。在这之前，我与他通过几次信，得知先
生在茶陵。我带了两只火腿去看望他，师生久别重逢，情谊之笃，无以言喻。
李崇本老师，我一直未能再见到。红军时期，我曾以在学校的名字（萧
武毅）给李崇本先生写过几封信，不想被国民党在邮局查获。湖南省清乡司
令部发出训令，一方面通缉我，一方面以共党嫌疑案传讯丰崇本先生。先生
潜逃他乡，为我当红军而受累，未解放便去世了。1982 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
嘉禾城，睹物思人，倍加怀念曾帮助我的李先生。第二天，我找到他弟弟李
崇禄医生，一起回忆崇本先生，都叹惋不息。
杨宗禧老师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宁远县农民协会秘书。1927 年马日事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农民协会，杨先生在家里躲藏，被一股土匪杀害
了。解放以后，因他系土匪所杀，未被承认为烈士。1982 年我去宁远，见到
科学院院士乐天宇，他曾任宁远县农会委员长，从他那里我才得知，杨先生
默默无闻于九泉已有55 载。我问土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杨先生的？他说是
在反动派镇压农民协会的时候。我说这是国民党利用土匪杀害革命份子呀！
他说就是如此。我们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承认杨先生为烈士。经向有关方面
反映，终于承认了。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回报当年先生的资助之恩，更是为
申张革命的正义。
三位老师的帮助，终于使我赴广东得以成行，我从谭先生处拿到路费后，
第二天就上路了。我去广东的事，一直瞒着家里。一来是怕父母难过。大哥
被杀，二哥远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儿，父母一定舍不得我走：二来更怕他
们反对、阻拦。书香传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父母一时是难接受的。
但我义无反顾，早已决心“先斩后奏”。出发前，我回了一趟家。告诉父母
我要出门旅行。母亲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个把星期。母亲急忙找了两件衣服，
我又拿了几本书，打成一个小包袱。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已鬓角染霜的
父母，默默地向他们辞行。
回到学校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请孀居城里的堂姐转交。信的
开头先讲了一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说广东国民革命是孙中
山领导的，我准备去参加革命，打倒“率兽食人”、鱼肉百姓的军阀和土豪
劣绅。又讲到我家多次受害，长兄被残杀，就是官兵与本地的豪绅勾结，欲
报家仇，必去广东。我还讲，也许我尚年青，但唐太宗也是“以少年起兵”，
18 岁就帮助李渊打天下。后来堂姐把这封信转交给我父母时，二老尽管心里
很难过，但并没有责怪我。父亲还对二伯父讲我能从大处落墨，有志向，有
胆略。 1927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家再见父亲，同他讲了些革命道理，
都能讲得通，他们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干涉。我想，这就是父母亲对我的
理解和支待。
第一天我走了70 里，到同宗的杉木桥村，向学友萧亮告别。萧亮的父亲
曾当过私塾先生，后来经商。他听说我要去广东，表示反对。说：“你太年
轻，还应该上学。”我说我去广东就是上学的，考军事学校，他又说，“你
从没出过门，怎么走啊？”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对他说。“这是我从
书本上描下来的地图，上面有许多地名，是我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后标上
的。”萧父看后感到很惊奇，但还是不让我走，我又不敢顶撞他，就这样僵
持了4 天。
到第5 天，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消息传回家里，我父亲很可能来找
我，那就不好了。于是，我对萧亮和他父亲说：“不管你们赞成不赞成，我
是一定要走的。希望你们不要干涉。”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说什么，
就让我走
我孤身一人，步行一天半，到了砰石。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头一次走
出那个生活了18 年的山沟沟，总还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味。我在街
上溜达，遇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听他
口音是宁远人，我顿感亲切，就告诉他，要去广东找在第二军当兵的哥哥。
那人马上说：“真巧了，我也要去广东。我还认识第二军的一个团长，叫李
抱冰。你跟我一道走吧。”我见他是个学生，人又热情，就同意了。我们乘
船到了韶关。
当时第二军第8 团团部驻韶关，那人通过关系使我和他一起住进了团
部。我急着要去广州，催他快买票。他说：“不急，先玩玩再说。”他每天
出去赌钱，自己的钱赌完了就向我借。我不借，他便说：“去广州的一切都
由我安排，你只管放心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就把钱借给他。一会儿一
元，一会儿几毛，借到我只剩下一元多钱了。我真后悔与他同行，但已到这
一步，也没有法子可想，只好等着，一等就等了十几天。好在团部还有些书
籍和广东出版的报刊，我一天到晚就蹲在那里看书，戴季陶的文章，还有反
驳戴季陶的文章，都看了。
十几天以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隆隆的车轮向南飞驶时，
我的心早已飞到广州。。
第二章投笔从戎
1926 年2 月，我到了广州。一下火车，就赶往广东大学（此时已改名为
中山大学），找堂哥萧武惠。他见到我很高兴，忙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住下。
又去通知我的二哥萧克允。在师范时，我曾给二哥写信，告诉他我要到广东
从军。二哥开始不大赞成，说大哥不在了，他自己早已决定“以身许国”，
我如果再出去，家中就没有人管了。但后来他还是表示，若志向定了，他当
然支持。
晚上，克允兄也来到旅馆。兄弟三人相聚在南国名城，讲广东的形势，
讲黄埔军校、东征军，还有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等。这时我才知道革命
营垒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派的主张不大一样，而国民党中又分左派和
右派。原来革命圣地，也并不那么纯净。但不管怎样，形势还是令人鼓舞的，
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已经完全统一，与北洋军阀控制
的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于去年7 月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将黄埔
军校校军（名为党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赣、滇、桂等各系部队，统一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建立的，军、师设党代
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这是一支不同于中国旧式军队的革
命军。我想要投身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
唯一遗憾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我紧赶慢赶，也没有赶
上。这时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在招生。我看了招生简章，说毕
业后可以当士官，便去报考，并考上了。
宪兵教练所原来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时，已归并到黄埔军校。
扩大后的黄埔军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还是蒋介石。
宪兵教练所的地址在广州市。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是
开学以后来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第二期分三个大队，我编在第二大队，
队长刘嘉树，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大队党代表贺崇梯。我们大队住在
广州飞来庙。这里设了小造弹厂，每天能造65 口径子弹约万发。庙里又砌了
些房子，全队百十人住在里面。1 队和3 队驻地离我们有里把路，平常很少
见面。
教练所学制4 个月，实际学了5 个多月。学制虽短，学的内容却很多，
也很正规，有6 门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陆
军礼节”、“内务条令”、“宪兵学”。课程排得很紧，除了课堂讲授外，
大部分时间是实际操练，有队列教练，还有单兵和营以下的战术教练。政治
教学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国共两党的一些名人经常来讲演，给我留下较深印
象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我带着国恨家仇从军，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总想在有限的几个月中学
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从军前，我读过几本古典兵书，有一些军事基础知识，
因此，对教练所的课程总感到有些“吃不饱”。有一次，我因事到大队长刘
嘉树房里，见到他桌上放着一些书，内有《战术学》、《筑城学》、《交通
学》、《兵器学》，就问他：“我们怎么没有学这些教材？”他说，“这是
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
我就向他借来看。借一本，读一本，送还再借。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
多紧张、劳累，晚上我都要挑灯读书。教程中大部分内容是我从未接触过的，
有些需要中学数理基础知识，由于我在少年时代养成了自学习惯，也学会了
一些自学的方法，因此，还能勉强读懂和领会。到毕业时，我读完了3 本，
只剩一本《交通学》没有读完。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得益不小。
说到这里，我很感谢刘嘉树大队长。后来，我曾遇到过他，但是在一种
特殊情况下相遇的。
1931 年我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 师师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
区的第三次“围剿”，抓了很多俘虏，一天，我到兴国开会，路过一个关押
国民党上高级军官的地方。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就向着守人员
要了一份名单，一看有刘嘉树的名字，便问：“他是哪里人？”看守告诉我：
“是湖南益阳人。”我想，一定是刘大队长了。便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他
也认出我了。被俘前他是国民党韩德勤师的团长，面对当年曾是他的学生，
如今穿红军军装的我，他很不自然。我见他被捆着，就问看守：“是不是都
要捆起来？”看守不置可否。我说，“已经俘虏了，就可以不捆了。”看守
给他松了绑。他揉着被捆麻的双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却没有说什么。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出来了。
我的部队有个医生，是第二次反“围剿”俘虏的，也是湖南益阳人，此
时正在兴国办事。我问他认不认识刘嘉树，他说认识。我就从自己的零用钱
中拿出一块光洋，让他送给刘嘉树。医生把钱送去，回来告诉我，刘拿到钱，
十分感激，一再表示谢意。我说：“他与我有师生之谊，你知道我们红军的
制度，不分官兵，只发点零用钱，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据说，后来他家里
把他赎回去了。
1949 年我任弟4 野战军参谋长，一次查看国民党的材料，发现刘嘉树任
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公署主任为程潜）。此时的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而
人民解放军则所向披靡，我们很快打到湖南。在湘西，时任国民党兵团司令
的刘嘉树第二次被我军俘虏。不久，送北京关押。后来我也调北京工作。一
天，有关单位告诉我，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打听我。我猜想可能是刘
嘉树，但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不便过问，也不便去看他，后来怎样，不
得而知。
回想起来，我学军事是从宪兵教练所的学习起步的，刘嘉树引我走进军
事知识的天地。但在战场上，我们始终是敌手。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老
师的刘嘉树两次成了我军俘虏，这中间蕴含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与曲折。
开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嘉禾的黄益善到学校来找我。他也到了
广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黄益善是共产党员，但他从未透露，我也不
知道，只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感到他懂得多，会分析形势。他向我介绍了
由毛泽东主办的这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并对农民运动的意义和作用
大大宣传了一番。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名字。恰在
这时，我从杂志上看到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