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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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城北和追敌打了一仗，但只打个平手，然后进到宣威到盘县间的亦资孔休
整。这时，接到总司令部的来电，要我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大举北进。贺、任、关通知我和王震、张子意立即到盘县开会，研究行动方
向。

我们到盘县后，任粥时主持开会。记得总司令部来了两次电报，第一次
是3　月23　日，电报中说：“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　月水


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电报中还说：“如你军并
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本来我们是想在滇黔边站住脚的，接到总部北渡金沙江的指示后（当时
我们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轰闹分裂的情况，电报署名是总司令朱
德、总政委张国焘），曾在3　月29　日向总部询问，要我们北进，是从战略上
考虑必须渡江会师北进，还是怕一四方面军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
陷于孤立，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困难而要我们北上。3　月30　日，总部
第二次来电，还是说最好北渡金沙江与他们会合一同北进，如条件困难也可
以在滇黔广大地区活动。电报的最后说：“究应如何请按实情决定，不可受
拘束。”

我们认真研究了总司令部的指示，并对当时战争态势和全国形势进行分
析。虽然查明来包围滇黔边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
但还在50　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能变化，能否在这地区站住，是未知
数。人全国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逼，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
年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抗日。现在总部要我们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台北上，
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了北方，应执行总部的指示。盘县这次会议，对二、
四方面会师甘孜起了决定作用。对尔后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也有重大意义。

我们在南北盘江建立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布置新的围攻。
但敌人长途与我作战，有的被歼，还有死、伤、病、逃，兵员不足，加上北
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新到这层峦叠蟑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主洁不适，
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对我们威胁不大。我们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这个
突然向西的战略转移，把敌人新的围攻部署又打乱了。

当我们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的普渡河时，滇军6　个团赶来堵截。6　军团
与敌展开激战，双方互相攻击，都攻不动。将近黄昏，我认为当前的敌人不
能很快消灭，就令部队撤下来，南行到2　军团指挥部，见到贺、任、关，我
们立即商量行动方向。我说，敌人主力在普渡河堵我们，昆明只剩4　个团，
兵力不足，我们进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他们赞
同我的意见。

我们立即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
势，然后转向昆明以西。在昆明北30　里处的羊街，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
们到那里时，天已黑了，在一间房子里发现有很多伤兵，开始以为是自己人，
就挤在一起住。但后来发现，那些伤兵不是红军，而是在普渡河与我们作战
时负伤的国民党兵。我们的医务人员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为他们治伤，并热
情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经过我们的宣传，都表示友
好。有些人还说，身体好了，还愿当红军。半天前，我们还是战场上的对手，
这时已尽释前嫌了。这件事也说明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入人心。

我们从昆明附近转向西面，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
然后有追兵，但行动就主动了。

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
市。在我军接近滇西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
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中，由民团守备。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冲
猛打，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城市和无
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真是“因粮于·敌”，士气旺盛。从盘县向
西北前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丽江县和石鼓圩等地，并很快地


北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在滇东和昆明地区的大回旋战，是敌我双方的战略较量，
我军的战略方针是西去，然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的战略方针则
是千方百计堵截我军。较量的结果，是我军的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大的军
事行动可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直至昆明北
之普渡河，行程近500　华里。入滇后，摆脱了蒋介石追堵我军之主力，但到
普渡河与滇军堵截部队鏖战不利，我即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
不同敌人主力恋战，自行退却，从战场后面10　余里处转向南面，转到昆明城
北30　里之羊街。

第二阶段是从羊街向西。我主力进到昆明附近，利用云南统治阶级要控
制云南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示之以“攻其所必救”
之形，令其感到昆明危急。昆明濒危，对云南统治阶级政治上、军事上都会
有大的影响，并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昆明附近有些富翁把家属和家私送到
昆明保险），滇敌定会以一部主力固守城防。守城的部队就不能机动；野战
部队也只能尾随我军，这就有利于我军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阶段是攻占禄丰、牟定、大姚、姚安、楚雄、祥云、宾川、鹤庆广
大地区，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石鼓圩一带。这阶段行动比较顺利。前面除
国民党各县民团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我军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愈战愈
勇。后面虽有强敌追击，但被我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我们避免了在白色区
域与追敌决战，我顺利到达预定的战略位置。这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
利于我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红二、六军团分别从丽江和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
乘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云南军队
追到江边，也只好望江兴叹。记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
部队演了一出戏，叫《破草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黄镇编剧），说敌人
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
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

过金沙江后，开始翻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要

我们带衣服、辣椒和酒。那时已是4　月底了，天气很热。我

们也不懂，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午上山时，在原始森林
中走。那些树又高，又粗，又密，我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多的树。走着走
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我们定了条原则，决不能在山上过夜。
那天走

了十几个小时，上下150　华里。

翻过雪山，于4　月30　日到达藏民区中甸。接着，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
6　军团在瓮水、那坡又翻了两座大雪山后，进至稻城。向理化前进。6　月3
日，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接我们的红32　军会合。该军由军长罗
炳辉，政委李干辉率领，总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派刘型同志和文工团来
迎接。

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
双方容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对两军的团结
非常关心，他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
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体会徐帅的指示，
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


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
我们。

在理化南之甲洼，6　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　军会合，我和军团政
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
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
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
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经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
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我联想到
在湘赣苏区时，　17　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
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
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6　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
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
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这些领导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
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
关系没搞好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
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几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
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
撤换左倾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
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
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
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7　月2　日，我们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大会师。5　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
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　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
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红二方面
军的番号了。

在我们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
上了。11　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向哈达铺地
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
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
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
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我们的口号是：“走
出草地，就是胜利”。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
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
有小的骑兵部队。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开会，总
部的领导人向我们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我们打骑兵的战
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我这
是第一次直接听他传授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直到现在仍有深刻印
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
消灭他们，但也没有吃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6　年9　月1
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一面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


南迅速调到陕甘；一面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　军毛炳文部和
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3　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强迫东
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中央军委于9　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
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
占领岷州、武山等地

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
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
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
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

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毛炳文部没能消灭，胡宗南先头部
队也已调到了西北。中央军委于9　月18

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
南和陕西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
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
南。

9　月间，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我

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记得有一天，接朱德总司令电话，

叫我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总司令部设在岷州乡村中）。赶到后，总
司令对我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　军军
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　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

我是革命军人，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所去
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又是为了打胡宗南，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从岷州前往漳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同行的还有四方面军政委陈
昌浩及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漳县后，见到徐向前，他欢迎我来工
作。这时张国焘也从总部来到前方，他一来就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
渭源、漳县地区西去，准备渡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
西部。朱德总司令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建议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
北上，但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继续西进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
极为不满。如9　军军长孙玉清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
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到洮州又开西北局会议，朱德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向北进的理由。
徐向前也说：“鄂豫皖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陈昌浩、傅钟、李卓然、
和我，都同意朱总的意见，一致要求北进。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回头。
但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了。我这
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　月20　日，才在通渭赶到31　军军
部任职。

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于10　月8　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艰
苦奋战，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

兰大道，于10　月22　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
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至此，
我们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
量。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多。从湘西出发时是18000　人；


过金沙江时，保持了出发的人数；出草地后还有10000　人以上。之所以能这
样，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思想明确。我当红军以来，经过了三次长途行军，对
这种行军如何保持有生力量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中途要找适当的地方
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等。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