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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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
多的人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　40　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
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
胜利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

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
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着
这包手槁，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
苦劳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
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
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
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
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
影。大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
等看到皮包里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
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不远处有人
敲汽油桶的声音，她便警觉地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皮包放在汽
油桶上，但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有人批判这
部小说，有意借此打击我，先佛便感叹他说：“要是当初不找它就好了，省
去了许多麻烦。”我说：

“不一定，在大搞政治运动时，如果我拿不出草槁供批判，他们更会对
我穷追不舍，如果那次没找到，那麻烦更多。”

戎马倥偬中利用业余时间急就的作品，自己虽作过几次修改，但总感到
还太粗糙。一直希望再花点时间把它改好。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是不应该
拿出来示人的。

然而，后来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的本职使我不能为此事再花费


时间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就是全国解放战争，我从华北转到华中、华
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
有繁重的事业，而且自己也要提高，参加现代化的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之抗
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修改了。

一放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1958　年军队批判“教条主
义”的运动中，在我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时，小说草稿也被拿出来批
判，一部历经21　年劳作的书稿竟也招来横祸。

一天，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大家要你拿出
来看看。”我手握听筒，半晌无言以对。多年来，许多人让我把书稿给出版
社，我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亲自上门找我，表示要配备最
强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好，我也没有应允。因为我是想自己改好后再拿出来。
现在却成了这个局面。我轻声说道：“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

对方的声音低下来，一会儿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他们说，要的
就是初稿，初稿可以反映你的灵魂。”看来不想拿也得拿。我从书柜中取出
尘封已久的书槁，信手翻看着那布满勾勾画画的文字，心潮起伏难平。索要
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点批判的新材料。但我心胸坦白，我觉得我
就是写得不好，也是写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把书稿送去了。

不几天，小说稿被打印出来，但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我理所当
然地要去接受批判。会议期间，我的身体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医生建议我住
院，可是没被批准，我只好坚持着。我同先佛商量，生活搞得好点，我要坚
持下去，也要看看斗争的结果。

任何事物常常有两面性，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却带来一件顺心的事。我
将草稿交去后，他们为广泛批判，让打字员从头到尾，打得一清二楚，装订
成三册。我这个被批者也“享受”了一套。当时心里挺高兴，如果以前能有
这么个本子多好呀！直到现在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或想到这部书稿，就感
谢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是我在军训部工作时期的同事，以前帮我打过不少文
稿，对我的字迹和勾划习惯很熟悉，“供批判用”的手稿，因多次修改，勾
划更加繁乱，经她打出，很少遗漏或错误，更便于阅览，我得到这个“善本”，
就把原来大包手稿送到火炉去了。“文革”时期，造反派算我的老帐，又油
印数百份。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两次，读者
不少。

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帽子”越戴越大。我自己在受批判期间，
也认真读了，看到要增加或删去的地方，也留下了腹稿。

有人说我宣传“战争恐怖论”。我想，估计那是指书中写了敌人飞机炸
弹落下后，有几具肢体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炸弹不
是玫瑰花，爆炸过后的情景实际比我描写的更惨不忍睹。

有人说我“污蔑劳动人民”。我始终想不出这所指何处。无论从主观还
是客观上，我都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胜利的源泉，自信毋
庸置疑。

还有人说我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况，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喊“打倒共产
党”和“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真让人啼笑皆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对早已打入冷宫的小说稿《罗霄军》进行
批判，有人说：“老虎早就死了，再打还能打活？”造反派说：“死老虎也
要打”，要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来批判我和这本小说，一时间，大字报铺天


盖地。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反面转化。“文
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左”的思想逐渐肃清，对我及小说的不公正
批判和不实之辞也随之被推倒。

1971　年林彪叛逃后，我重新为党工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
得更好，对小说的修改还无暇顾及。1985　年底，军事学院撤销，国防大学成
立，我从第一线退下来

后，在先佛、《诗刊》总编辑张志民（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的战友）、
十多年来与我朝夕共事的秘书张国琦等的鼓励和催促下，在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的支持下，才下决心再来修改这部书稿。

我取出原来的两种版本的批判稿，在他们帮助下修改了。

动笔前，我曾作了这样一副对联用以自勉：

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

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开始执笔修改这部小说初稿。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多少年不看了，许多情节都淡忘了，再改起
来的确有些吃力。我就一章一章地记下内容提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写出小
传，一点一点地记下自己的修改意见。最后，逐章地进行修改、增删。

战争年代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东西，我感到明显的不足，就是人物之间的
联系不大贯通。我又重新设计一些新的情节，加强人物之间的联系，适当加
强心理描写。我还对书中关于战斗阵势、战斗进程及战斗场面的描写作了仔
细推敲，力求真实。为了体验当年的真情实感，我还和前述几位同志专门到
南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

对于书中引证的历史资料，我都注意力求准确。哪怕是一句古语，我也
尽力查找到出处，予以校订。就是当年对小说批判时，有些善意、合理的批
评意见，我也没有忘记，在修改中都适当地吸收了。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修改，文稿终于付印了，定稿时书名改为《浴血罗霄》。
1988　年八一年建军节前夕小说如期出版。一本小说从开笔到出版，历经51
年，我则从一个29　岁的青年成为80　岁的老人。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1991　年3　月11　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通知我《浴血罗霄》荣获84—88　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我想，这是对作品
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吧。

这是一方面，在小说出版后，也有令人难忘的故事。那年的春节，原在
国务院农垦部工作的同事王伯强、邱静君夫妇和他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
我下放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时期的小朋友）来了。坐下不久，邱说：“今
天来看您有两件事，一为拜年，二为要书。”他们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小说
出版了。

我说：“拜年是中国的风俗，我们互相拜吧！第二件事可以办到。”

我随即去书房取来两部，签名后送给他们。

他们说：“我们不是白要。”

随即打开挂包，我以为他们要给钱，不禁愕然。但他从挂包中取出三册
褪色的书给我，书面上除《罗霄军》三个大字外，还有“供批判用”四字。
落款是某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看了以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稍停一会儿，
我向他们说：“这样的东西保留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得


到这部被批判的书，觉得很宝贵，一直珍藏着，舍不得丢掉！”从这件
事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此书的心情了。我也觉得，
我用了很大精力写这本书，写出的草槁又经多少风波，遇到“十年浩劫”
那种“野火”，也“春风吹又生”了。


第十七章到晋察冀军区

1942　年2　月间，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机构撤销后，我被任命为
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原挺进军所辖平西地区和平北、冀东三个军分区分编
为晋察冀军区的第11、12、13　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原冀热察区党委所
辖的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委，改称第11、　12、13　地委、归中共晋察冀
分局直接领导。

晋察冀根据地是平型关大战后，由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　师一部在敌后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已成为拥有北岳（又称冀
西）、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广大地区的大块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于
敌后，誉满中外。

5　月初，我由平西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寨北村，这是
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大村庄，有一两百户人家。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
部都设在这里及附近小村，人来人往，显得热闹而又秩序井然。我到后，聂
荣臻司令员还向各兵团和总部发了电报，通报我已到达军区正式履职。

对于这次军队序列的调整，我认为是恰当的。挺进军经过三年苦战，已
实现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战略任务，形成为冀热察地区抗日
游击战争的高级军事领导机构，这就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创造了重
要条件。撤并机构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的结果，平西、平北和冀东
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更促成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的大好局面，敌后根据地更加统一巩固，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
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我为此感到兴奋和鼓舞。

同时，我也为能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工作而感到高兴。记得长征刚到陕北
时，我第一次见到聂帅，对他说：

“你是我的老长官。”

他很奇怪，说：“我们刚认识啊。”

我说：“我同你虽然没见过面，但久闻你的大名。南昌起义时，我在上
级的通报上看到你是我们师又兼军的党代表。”

他一听，高兴地问：“你在哪个部队？”

我说：“是叶挺部11　军24　师71　团的。”

后来，我到120　师，关向应又告诉我，聂荣臻是有知识的人，先后在法
国、比利时、苏联留学，在苏联还曾与叶挺是同学，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深深
的敬意。我从晋西北调到冀热察挺进军后，在聂帅领导下工作，虽不经常见
面，有时到军区开会，与他也有接触，觉得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有人曾说过，
聂荣臻不仅能治军，还能治国。晋察冀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不仅部队
在前方打得好，后方建设也搞得好，很有秩序。兵工厂、被服厂、白求恩卫
生学校以及边区银行等等，一应俱有。当时，晋察冀已制造出TNT　炸药，这
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是最早的，因聂荣臻早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
学学过化学，能在技术上和经营上给军工部门以指导。其他如财政、粮食、
民兵等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特别是边区发行的纸币，在战争时期根据地通行，
很有威信，等等。当时，延安的报纸，赞誉晋察冀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我感到，能在聂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军区时，正是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
期间，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聂荣臻指导冀中区的反“扫荡”斗争。


那时，晋察冀的通信很灵敏，各分区都有电台，我们同冀中军区与各分区的
联系主要是无线电通信。

敌人这次对冀中的“扫荡”是空前残酷的。从5　月1　日开始，由侵华日
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3　个师团主力和5　个混成旅团
的大部及一部分伪军，共5　万余人，采取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
等战术，企图彻底摧毁这个处于华北日伪心脏部位的平原抗日堡垒。敌人先
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然后步
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企图把我军和领导机关，诱迫、压缩到中心区歼灭。

从5　月中旬起，敌人陆空协同，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多路进攻，进行合
围。平原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多路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同时，还建立新的点线，形成所谓的“铁环阵”，使我内外线部队隔绝，不
能互相支援，不便于回旋。但这种阵势，又使我有隙可乘。冀中区部队领导
以小部兵力诱诸路之敌于一处，造成合围的大空隙，主力部队及机关则在群
众的掩护下，从敌人空隙中，先后突出重围。

冀中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于5　月下旬指示，为了长期坚
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一部分主力部队，相机转移山地，同时
命令各战略区积极配合。我们及时将总部的指示电告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并
指示所属各军分区向平汉、北宁、正太、平绥沿线积极出击，牵制深入冀中
中心区的敌人。6　月初，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坚
持斗争外，机关和部队分别向外转移。一部分部队到北岳区；领导机关率主
力到冀鲁豫区，然后再转到北岳区。

在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外转移后，冀中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
斗争。这期间，我们曾指示，指导军民转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强调平原
游击战争以武装斗争为主，从冀中报来的情况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在
家里挖地洞、垒夹墙，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病员、零散人员
和地方干部。有的地方武装还利用地道与敌人展开斗争。我和聂荣臻司令员、
唐延杰参谋长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