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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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打算成立摩托化训练班，准备建立摩托化部队。政治教育，除学习马
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专门课程外，特别强调党的政策
教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
新区政策、俘虏政策等。部队管理教育，主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及
管理部队的方式方法。

建校之初，没有现成的教材，就把国内外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收集起来，
然后按照军大的教学要求，组织力量，自己编写。经过半年的努力，全校有
计划地编译了30　多种通俗的军事教材，编写了20　余种政治教材。为充实教
学内容，我们还抽出一部分有军事理论又有文化的教员组成参战组，先后参
加了太原和济南战役，收集作战经验和有关资料，回来帮助教员和学员及时
了解前线的最新情况，以战教战，使学校教育与战场实际紧密结合，也就是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华北军大建校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根据我们对教员队伍状况的调查，
当时几个单位合并起来，能够担负教学任务的只有30　余人。按教学单位计
算，军事教员就缺四分之三。我们当时曾提出解决教员不足的两个方案：一
是向上级请调，补足缺额；二是开办训练班，培养新教员。但前者不现实，
后者一时办不到。

怎么办？叶剑英当时明确地提出：“在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
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他称之为“搬
师请贤”。这件事缘起于朱老总的指示。在我到军大之前，朱老总有一次到
学校来，他对叶剑英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但许多同志过去没有时间


学习，有文化的不多。战争结束后，我们还要准备办个高等军事学府，招聘
一些起义军官来任教。”叶剑英把朱老总的指示和他的想法告诉我，我觉得
朱老总对今后培养高级军事干部很有远见，积极拥护。我们除了在我军中挑
选一些有文化、有知识、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来当教员外，还挑选有文化和军
事知识的俘虏和起义人员。不仅在晋察冀范围内挑选，还派人到就近解放区
去挑。学校陆续接受了许多军事人才，他们有自愿来报考的、有起义的、有
解放过来的。对来到华北军大这个华北当时最高的军事学府并准备当教员，
非常高兴。到校后的第一个春节，有的还把家属接来。过春节那天，我们设
宴与他们一起欢度节日。席间，猜拳行令，都很融洽。

对于使用旧军事人才，开始有的同志不大理解，曾有过一些议论。个别
学员甚至说：“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这是给自己抹黑！”有的老教员也说：
“过去没有他们，我们也一样办教育。”

听到这些反映，我们及时做思想工作。叶剑英还在校党委会上专题讲了
这个问题。他说：“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队和旧军官问题，在党的
‘七大’文件中，已有明确的论述。中国的旧军队、旧军官，有几百万人，
不能简单地对待，必须争取、改造和使用他们。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
我们的眼睛要看到几百万。”

叶剑英在讲到争取、改造旧军官的可能条件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
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
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
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
握着未来的阶级。。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
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叶剑英以马克思、恩
格斯的思想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并要求学校各级党的领导人及有关同志，对
旧军官要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关心。因此，
这些旧知识分子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帮助、教育，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
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曾任傅作义的中将参谋长郭宗汾，是个工兵专
家，根据他的表现和能力，我们还让他当了军大的工兵主任。曾经当过国民
党广西整编军军长的韩练成（后来加入共产党，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已病故）
原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过战略课，到军大后我们安排他教统帅（战略）课程。
他们亲身感受到人民军队对他们的信任，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做好教学工
作。

在争取、改造、团结旧军官中，叶剑英的言传身教，起了好作用。他早
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尔后在黄埔军校执教，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
后，是广州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后又去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
后，到中央苏区任军委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
长，又搞过多年统战工作，军事政治、外交，行行俱能。旧军官出身的教员，
虽然大都出自于中外各种军事学校，但在叶剑英面前，多属晚辈。他们敬佩
叶帅，听从他的教诲。如当时有些教员，一时还放不下过去的“官架子”。
叶帅就诚恳地对他们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军队那个
样子再拿到革命队伍中来，有多大意思呢？人过来了，架子也要放下来；架
子放下来，才能从思想上站过来。他的话很有份量，能启发人。叶剑英不以
云南讲武堂和黄埔的老资格和留学生自居，而是以诚相待，使一些原来对共
产党有成见的人，逐渐消除了成见。记得有一位姓周的教授，资格老，水平


较高，在同行中有一定威信，人皆呼之为周老。叶帅尊重他，常同他商量教
学中的问题，并通过他做旧军官的思想工作，效果较好。

在华北军大任教的旧军官，经过革命思想的教育和薰陶，成为我军建设
的有用之材。1950　年3　月我到军委军训部工作，将这三百多人一分为三：大
部分去刚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有一小部分约20　名较年轻的到北京参
加军训部工作；一部分仍留华北军大（改为训练中、高级干部）任教。过去
我就赞成使用旧军人中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为革命做工作。但对争取旧军人
的思想认识还不高，经过叶剑英的言传身教，思想提高了，方法也改进了。
在华北军大我又读了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更认识到华北军大对旧军人
的使用和信任，是列宁主义作风。

过去我办学校，全为适应游击战、运动战。这次到华北军大，意识到我
们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现在打仗，消灭敌人，缴获的多为美日现代化的装备。
将来有全国政权和经济基础的时候，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提到我军面
前，因此，我们就开始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军队训练的问题。

原来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的学校，培养的对象主要是连、排、班基
层干部和战士，教学内容一般以班排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主。华北军大则以培
养营、团指挥员及炮、工、参谋、政治工作等专业干部为主，教学内容除本
级战术外，还有合同战术，而且更理论化了。这样由原来各学校来的教员的
教学水平和教学经验，都感到不够。教与学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的学员感
到学的还是老一套，没有什么可学的；有的怕学的东西到前线用不上，急于
想走出校门参战；有的教员用来说明原理原则的事例，与学员经历的作战经
验不一致，等等。

针对教学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叶剑英提出教学要走群众路线和教学民
主。教员教什么，如何教，要征求学员的意见。学校教育小组的同志，要深
入课堂和训练现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集中群众中的好意见、好经验，
加以推广。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总结，重点抓了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是教学准备阶段。教员在授课前，深入调查学员的实际水平，听取学
员对所授课目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拟定授课提纲。提
纲写好后，召开有学员代表参加的教育准备会进行试讲，然后讨论、修改授
课提纲。

二是教学实施阶段。上课时，规定教学组的教员要全部参加，主讲教员
讲完后，其他教员可以补充，学员可以质疑。这样，有利于教员把握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把教材和教法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阶段，还规定营团两级学
员，每人准备一份自己指挥或亲自参加的典型战例，待教学进度到某一问题
时，教员只作启发诱导，由学员来讲战例。这时，学员成为教员，教员也是
学员。采取这种方法，使原理原则与实战经验结合起来，弥补了无实战经验
教员的不足，取长补短，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是教学检查阶段。主要是通过定期召开教育检讨会和学员代表座谈
会，对全校的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保障工作进行检讨，
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及时改进教学工作。随后，不论是军事科目，还是政
治科目，都实行期中和年终考试（考核），以检查教学效果。

为了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水平，我们要求全校干部和教员，加
强自身的学习。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主动接收新鲜事物，不断提高自己的


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提出教员要当专家，要精通一两门业务。叶剑英提出
的“不学而教是谓害之”的警句深入人心，使干部和教员都认识到学习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叶帅反复强调要虚心好学，号召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
学员与学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为师。他说，每个人都要有不耻相师的
精神，不论对方身份如何，级别高纸，年龄大小，只要“闻道在先”在某一
方面比自己懂得多，就应当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向他学习。这样，才能做到
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师，在什么场合都可获得学问。

叶剑英还要求大队以上领导干部，每个人都要结合业务选学一门课程，
并力求精通；要进一步提高领导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要充分认识到学习是党赋予的光荣任务，是时代对于部提出的迫切要
求。

在全校开展的学习热潮中，叶剑英以身作则，他不仅受过正规军事和政
治学校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革命战争，有丰富的工作和战争经验。最使我
敬仰的是他爱读书。在华北军大与他共事的时间不长，这方面感受最深。有
一次，他对我说，列宁对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这本
书评价很高，对他写作这本书非常敬佩。我想列宁都敬佩的著作，我也应该
读。就在这个期间，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80　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军事
百科全书要我写《战争》条目，我又再读这本书，受益不浅。叶剑英这种认
真读书的精神，使我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使华北军大出现了浓厚的读书的
空气。也使我能坚持“手不释卷”的习惯，以及更注意读马列的著作。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奉命前往北平当军管会主任，次年春，我也
调离军大，随第四野战军南下。


第二十三章进军中南

1948　年11　月23　日，刚刚进行完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取捷径隐
蔽地挥师入关，紧接着，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又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至此，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1949　年1　月15　日，根据
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番号改为按序数排列，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
野战军，当时安阳、新乡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驻守，第四野战军于2　月
底派出两个军先行南下，为进军中南扫清道路。

1949　年4　月，我由华北军区调到四野任参谋长。当时，正值国共开始和
谈。我党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国民党举行谈判；而国民
党政府并不甘心失败，企惕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
“守江谋和”。毛泽东早在1948　年底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就发出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所以，我到四野时，四野正在厉兵秣马，准备
大举南下。

进军中南，是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光荣任务，也是夺取全国胜利
的伟大进军。我在接到通知后，就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四野司令部就设在北
京饭店，我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当时他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已决定留在北京。
罗荣桓对我说，四野的两个副参谋长（陈光、聂鹤亭）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
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四野及各兵团的领导人，多为我的老战
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在一起打过仗，现在又到一起了，我想，在夺取全
国胜利的进军中，我们一定会更好地团结协作，打好仗。

当时与我同到四野任参谋长的还有赵尔陆（称第二参谋长），我主要管
军事工作，他则主管大军南下的后勤工作。因北方人马向南方进军，供应问
题十分复杂和艰巨，林、罗就建议调他来负责此项工作。

4　月11　日，四野主力自平、津地区分三路南下。开始进军很顺利。13
兵团先出发的部队，消灭了驻安阳的敌人两个军约1。4　万人，又和平改编新
乡守军1。6　万余人，胜利结束了安（阳）新（乡）战役，这时河南已全部解
放，以邓子恢为书记的中原局正积极准备，迎接四野大军的到来，以便解放
江南、江西、两湖和两广诸省。

我们很快进至当时中原局所在地开封。4　月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
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23　日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5　月，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将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
野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
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
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
区党政军工作。

我们到开封后，华中局领导人聚会在一起，分析研究了敌情和我情，认
为四野进军中南，争取胜利的条件是优越的。

第一，国民党大势已去。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走向崩溃，
其在长江中下游防线已被突破；西北战场、华北战场的防御体系，也已彻底
崩溃；尚存150　万兵力，分布在福建、台湾以及西北、西南、东南诸省，军
事上难于联系和协同。四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盘踞在中南地区的白崇禧和余
汉谋两大集团及国民党划归他们指挥的军队，共28　个军73　个师，总兵力约


40　余万人，由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统率。这些敌人中，白崇禧嫡
系第7　军、第46　军、第48　军等少数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素有“小诸葛”
之称的白崇禧，自退出武汉后，图谋在五岭以北取得若干战术上的胜利，以
求控制湘南，确保两广。他的嫡系部队，熟悉五岭南北的地形、风俗和人情，
习惯山地河川作战，轻捷善走，常欲伺机一逞。但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有
些是被我歼灭或遭受严重打击之后重新组建的，内部派系复杂，湘桂系之间，
白崇禧与宋希濂之间，矛盾重重。他们虽然从宜昌、沙市到广东北部沿线布
置了几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