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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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武惠兄写信让我立即到武昌来，也才知道曾经高喊
革命，严然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走上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遗
志的反动道路了。

不久，“党权运动”由内部转向公可，武汉三镇到处可见反蒋的标语，
报纸上也每天登载反蒋的文章。革命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对
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和不满意其搞军事独裁的革命军官，纷纷脱离蒋介石跑
到武汉方面，我们补充团的两任团长蒋先云、胡公冕（胡在北伐军进到浙江
时期改任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副团长傅维钰等都陆续
到武汉来了。有些受蒋介石排挤的部队，也由南京转到武汉方面，我二哥萧
克允所在的第2　军；还有弟6　军，就是这个时期脱离蒋介石转到武汉的。而
武汉方面一些比较有的军官，则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跑到南京方面，追随蒋介
石去了。

我是从浙江到南昌又转到武汉来的，当然，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对于
政治天平的倾斜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那个时候，转到武汉，本身就表明了一
种政治态度。

武惠兄把我介绍给11　军第24　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11　军是由4　军一部
扩编的，　24　师师长在戴戟走后，就由北伐名将、共产党员叶挺继任。

陈兴霖主任同我谈了两次话，一次是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的认识，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将平时所见所感，结合读过的一些书，实实
在在地谈了自己的理想。陈主任听后，说我思想对路，约定再谈。这次谈话
就涉及到对蒋介石的看法。我刚到武汉时，武惠兄就对我讲蒋介石的政治态
度，原来我对蒋介石是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崇拜孙中山转为尊敬
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蒋在统一广东战争和建立广
东革命根据地中有功，对他的尊敬日益上升。“中山舰事件”后，有些降低，
但北伐后又回升；可是，蒋介石例行逆施，叛变革命，我对他的态度就彻底
变了，由尊敬到反对，一直十分痛恨。关于这方面的谈话与陈主任也相投。

不久，陈兴霖把我分配到时挺部71　团3　连当政治指导员。从此，我就成
为铁军的一名成员了。陈兴霖是徐州人，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


途中我曾见到过他，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直到前些年，我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工作，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有个叫陈子坚的、括号中注着陈兴霖。
我要政协的秘书查询陈兴霖是不是任过铁军24　师政治部主任。他查询后回答
说是，并告诉我，他现在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馆员。后来我的见他，听他讲，
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徐州老家，以后同党失去了联系，在方振武、冯玉祥、杨
虎城的部队里来来往往，认识了共产党人南汉辰。解放后，南任中央人民政
府的人民银行行长，办报纸，就让他去编报，以后又到全国政协工作。

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病故了。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去
参加了。陈兴霖的后半生多少有些孤寂、落寞，而北伐战争时期的他却是豪
气勃发的。

我到71　团3　连当指导员不久，部队开始槁“党权运动”，经常开大会。
军里开，师里开，团里也开，有时是军官会，有时是军人大会，记得有一次
全军军官会议，几百人挤在不大的礼堂，军政治部主任徐铭洪主持会议，由
政治部宣传科长屈凌汉演说，内容主要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反对蒋介石搞军
事独栽。我至今印象深刻，屈凌汉是大学教授，知识面宽，讲话条理清楚，
对党权运动做了很好的宣传。

那个时期，部队除了搞些军事训练外，政治上就是反蒋。我们连指导员
的任务，便是根据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向连队进行宣讲。大约是4　月上旬，我
看到《武汉民国日报》上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的《请看
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使流氓暴徒
捣毁总工会，农民协会，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的暴行。我还记得这样的话：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
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具体，就用作连队上课教材。文章一读完，全连官
兵对蒋介石真是义愤填膺。那时，连队还挂着蒋介石的像，我就在他的像旁
写了四句话：“昔日为英杰，今日为鬼蜮。尔像虽如前，人鬼己有别”。连
里一些人看了，都笑赞说：“写得好。”后来，我在构思小说《浴血罗霄》
时把这个情节也写进去了。

蒋介石是个善变的人，革命时如此，反革命后更是如此，而且变本加厉。
4　月12　日，他终于撕下最后一层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然屠
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
省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如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以及无数革命
群众被残杀。4　月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的“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讨蒋。大约是4　月上中旬之交，驻武汉的军队在武昌
阅马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东征讨蒋誓师大会。会后出发，走了四、五十
里，突然停止，接着又让我们返回武昌。住了7、8　天，又在武昌的南湖开誓
师大会，号召继续北伐，讨伐正从河南南下直接威胁武汉国民政府的奉系军
阀。

这次誓师大会的规模，比上一次还大，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人物
谭延恺、徐谦、恽代英、廖乾吾、张发奎、郭沫若、彭泽民、唐生智等都参
加了。过了几天，部队陆续出发去河南。

我们团是4　月26　日从汉口刘家庙乘火车走的。叶挺师长留在武汉任卫戍
司令，24　师去河南两个团，第70　团归25　师指挥，第71　团归26　师指挥。26


师是新编的部队，直辖两个团：　76　团，团长沈久成；　77　团，团长是蒋先
云。26　师当时由副师长吴仲德指挥，吴是北伐军从广东出兵打到武汉的将
领，有战争经验。

说起吴仲禧，还有一段故事。前些年我去广州，与当时广东省省长刘田
夫同乘火车。闲聊中，他提到认识吴仲禧，说吴现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我
本知其名，但不知是否为北伐时指挥我们的副师长，刘说他参加了北代战争。
我到广州就给吴仲禧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看他。

他一听，忙说：“我去看您，我去看您。”

我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已经准备好去您家了。”放下电话就去他
家。

他惊喜之中似乎有些不安，总是称呼我“萧副主席”（当时我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我说：“不要这样，按照咱们中国的习惯，您比我年长，我应
该来看您。”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北伐往事，我记得在临颖大战中，他指挥得
好，打了胜仗。第二天，在驻地广场上，他和张发奎向我们三个团讲话。进
至开封，又集合连以上军官开会和吃饭。从河南回来后，张发奎成立第二方
面军总指挥部，调他当副官长。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时，他随张发奎到了广东，
参加军阀混战。张部在广州打败仗，被编为第4　师，他脱离军队，回福建老
家办学校。七七事变后，同我党有联系，一直在张发全部做统战工作。据他
说，董必武承认他1939　年入党。

我在他家里坐了好久，后来他到北京，也到我家。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
到前几年他逝世。

向河南进军的部队，行动迅速。71　团到河南驻马店下火车，就向汝南前
进。当时汝南一带驻有武汉政府收编的军阀纪元林的一个师。这支部队虽然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此时又叛变了。我们从汝南城过，他袭击行军队伍，
我团立即还击，损失了二百多年步枪和五挺重机关枪。

这次战斗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卖战。耳边呼啸的子弹，眼前升腾的硝烟，
令我激动、兴奋。我连奉令坚守城墙的一段，我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我虽是初次上战场、但早有思想准
备，在连长指挥下执行任务。天黑后，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我协同连长带
部队夜间顺利渡过河，连长郑鸣英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我虽为政治指导
员，也能打仗，而且第一次就能与他很好配合。

我团休整了几天，上蔡地区又大打起来。有天吃过晚饭，我们向上蔡前
进，夜行军五、六十里路，天快亮时到了战场。还没等我们上去，仗打胜了。

这一位是打奉系军问赵恩臻。赵部为奉系军阀的主力之一，归张作霖的
儿子张学良统率，有战斗力。4　军12　师、11　军24、25　师部队参加了战斗。
那真是一场恶战，双方都投入了强大的兵力。五、六年后我在江西苏区看到
参与这一战役的苏军顾问戈烈夫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其中对这一战役
作了详细描写，并盛赞铁军的战绩。在这一仗中，4　军12　师36　团打得很出
色。

前些年，当时的36　团团长宁汉魂从美国回来，中央让我接待他。我宴请
他及其夫人、女儿。李汉魂已八十多岁，眼花耳背，精神欠佳，我同他讲话，
多由夫人和女儿传话。我想他一定还记得二期北伐打仗的情形，顺手在请柬
上写了几个字：上蔡、东洪桥、西洪桥、临颖。他一看，马上兴奋起来，老


眼闪出光泽，话也多起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地名？”我说：“当年
北伐军在这一带打仗，你指挥12　师36　团打得好，全军都知道。”他更惊奇，
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说，“当时我在24　师71　团3　连当指挥员，
我们也赶来参加战斗，但未接触上，前面就把敌人打垮了。”

他听后，显得很高兴。老人喜欢怀念往事，更何况这是他一生中有光彩
的一件事。后来他回美国，由其夫人吴菊芳写了一篇通讯，说我和他曾在一
起战斗，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上蔡战斗结束后，我们向东北走，到了商水、周家口、又向西北打。临
颖一仗是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精锐主力较量。那天，独立15　师贺龙部打
左翼，黄琪翔率12　师打正面，　26　师76、　77　团为右翼。我们团初为纵队
预备队，中午进入12　师与26　师之间参加战斗。

这一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军从东、南两面
进攻临颖城，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但我军的伤亡
也很大，特别是26　师，76　团伤亡了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77　团伤亡了五
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了；我们团上去的晚一些，也伤亡了一个营。

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张发奎、徐铭洪、吴仲禧集合26　师（含71　团）
讲话，张发奎很激动，说，“这一仗证明26　师也是铁军。”对蒋先云的牺牲，
深为叹惋。

蒋先云，我在补充第5　团时，他是我们的团长。1927　年春“党权运动”
时，他脱离蒋介石到了武汉，初任工人纠查队长，二期北伐时任26　师77　团
团长，该团新组成，于5　月28　日参加临颖大战。战前，他向全团演说：“我
团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
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蒋光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他身先士卒，直到阵亡。

临颖大战后两天，一营营长吕承文找我谈话。吕是广东人，云南讲武堂
毕业，与叶剑英同学。他对我说：“这次战斗军事干部损失太多，二营四连
连长又病了，你懂些军事，就去代理连长吧。”

我对工作调动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点不愿与郑鸣英连长分开。郑连
长鼓励我说：“去吧，我在三连，你在四连，咱们一块儿干。”

我到铁军近三个月，与郑鸣英连长朝夕相处，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郑连
长中学毕业后曾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又是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能干且
热情。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帮助我。刚开始讲政治课，我没有经验，他就把
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先看一遍，然后告诉我讲的重点。下课后，又帮助我分析
总结。我发现，他虽然是军事干部，但懂得政治工作。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
良师益友。到河南后，我们又一起带兵打仗，他看我军事上有基础，能指挥
军队，很高兴，我们更加相投。

打临颖前，有一天，我看他拿着一份《响导》报读。我在师范和广东就
看过《响导》报，非常喜欢，就向他借来看。送还时，他问我：“以前看过
这类报纸吗？”

我说：“《响导》报早就看过，还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不大懂。”
他马上说：“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看。”说着，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本市哈林著
的《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好看。个别不懂的地
方，就问郑连长。我对郑连长尤其信任，有什么话愿意跟他说。

那时正是5　月间，我们几乎每晚都在村庄外的小树林露营。我和郑连长


搭两个铺，中间放公文箱，面对面躺着，无拘无束地谈心。我把自己的家世、
仇恨、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理解，都同他说。他则给我讲阶级斗争，讲
社会发展史，讲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讲到激动处，就从铺上坐起来，挥动
着手臂。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想象得出，一定是神采飞扬的。

与郑连长的谈话，使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广东，我看彭湃著的《海
陆丰农民运动》一书时，就对书中关于铲除剥削者，实现天下大同的论述很
感兴趣。但此时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三民主义的。我崇拜孙中山，对于他的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最赞成。这不但因为我的家庭受过封建
地主的压迫，更因为我看了中国历史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观察视角从一个
家庭，一个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统治
的黑暗腐朽和外国强权的侵略，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能铲除
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这种观点也是受中国一些历史传统的影响，《礼记》
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多次引用过。中国人喜欢这
种精神，也喜欢这样的境界。

在师范时期，我曾读过《独秀文存》，书中很多文章提倡新文化运动和
文学革命，还有反对迷信等文章。其中有篇《偶像破坏论》，以一字开头，
十字收昆。即：“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元力，五官不全，
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下动，十（实）是无用。”寥
寥40　字，形容确切，文词精炼，直到现在，我还能记下。

我从书报上读陈独秀的文章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高语罕写给
蒋介石的信，我都认真读，也信他的话。后来得知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袖，我对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注意。我觉得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地方与共产
党的主张相接近，而共产主义较之孙中山的思想似乎又更加合理。孙中山说
过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
我望文生义地理解这句话，却也成为我由民主主义而信仰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武汉的时候，我看了《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