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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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与宋希濂之间，矛盾重重。他们虽然从宜昌、沙市到广东北部沿线布
置了几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不过，这些防线大部分是不坚固的，部
队战斗力并不强。
第二，人民军队兵强马壮。全国解放军此时已达400 多万人，主力210
万人编为4 个野战军，战斗力强。第四野战军约70 万人，多来自东北地区。
自4 年前中央决定收复东北时起，各方面、各战略区都选派了优秀的党政军
干部去东北，使这支部队人才济济。四野各部门、各兵团、各军师的领导大
部分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将领，多属能征惯战之将；抗战时期培育的干
部，多属各兄弟部队转来的进步分子或揭竿而起的英雄，他们带着队伍进至
东北，经过一时期的整顿和大兵团的作战，也出类拔萃。他们是我党20 多年
来武装斗争的精华，而且大都出生于中南6 省，曾经在这些地区打过仗，风
土人情较为熟悉。两三年前国共合谈时撤到华东的两广纵队，这时也从华东
来河南，与四野会合南下，两广纵队本产生于两广，对那里的情况更熟悉，
会合后增大了四野的声势。
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多属翻身农民，即使是解放来的士兵，也大都是贫
苦出身，经过教育和训练，特别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不仅在思想上有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军事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四野在出发前，首先
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新区政策教育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使新战士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老兵更为老练；其次，按照
中央军委的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
方地形气候特点，开展了水网稻田地区作战的训练。可谓兵是精兵，将是强
将。
第三，战区条件有利于我。中南6 省，大部位于长江以南，面积广大，
气候温暖，农村绝大部分是自然经济。平原丘陵地带，为鱼米之乡；山地多
森林，物产丰富。人口约1。5 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现代工
商业的大城市武汉、广州，工矿业虽比不上东北、华东，但高于西北、西南
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大兵团的运动和军队给养装备的补充。不仅如此，这
6 个省，在中国近代、现代，都是革命发展的地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都在这些地区产生过深远影响。大革命时期，
这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活跃的农民运动，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河南，影
响很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次大起义都发生在这里，并创造了许多著
名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一开始，在这里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或编
人新四军开赴前线，或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五指山的红旗一直飘扬到解放战
争；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
等也在这些地区长期坚持斗争，人数达8 万余人，这些武装，在打倒蒋介石
的口号下行动起来，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大军南下。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了南下作战的若干困难，主要是自然条件。大别山
及豫西以南直到五指山，大部分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阴凉、多雾，空气潮湿，蚊蝇虫蚁滋生，容易传染疾病，
北来人马，可能一时不服水上。还有少数民族多，社会情况与北方有很大差
别，各地区语言复杂，交往有不少困难。其它如饮食、洗澡等生活问题，北
方人马，都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适应。
我们继续南进，直到鄂北边境广大地区，除有敌残余据点，须在进军中
扫除外，大部地区都已为友军解放。5 月14 日，四野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
武穴（今广济）地段横渡长江。 16 日和17 日，解放武汉三镇。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第19 兵团2 万余人，由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领，在湖
北金口、贺胜桥一带起义。张轸是国民党元老程潜系统的人，我们通过李明
灏事先做了他的工作。李原是国民党驻重庆的一个军长，他有眼光，看到国
民党大势已去，就辞了军长，到华北解放区来了。他与张轸在北伐时期同在
程潜的第6 军任职，又都是日本留学生，我12 兵团就利用这个关系，又通过
其他周密的工作，争取了张轸兵团起义。张轸兵团起义后，湖北就解放了。6
月上旬，四野及地方主力近百万大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樊、安陆、孝感、
浠水一线，准备渡江。6 月20 日，四野领导机关到达汉口。
在此期间，我们积极筹划两件大事：
第一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决定发动宜（昌）沙
（市）战役和湘赣战役，消灭布防在西线的宋希濂部和布防在东线的白崇禧
部主力，然后乘胜南进。
第二件，策动长沙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 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
第二件事进展顺利。1949 年8 月4 日，程潜和陈明仁率领长沙绥靖公署
司令部、兵团部和3 个军共7 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长沙起义，
影响深远。程潜是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入参机密，出主兵戎，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又属方面重寄，是国民党的元老。四野南下时，他担任国
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虽无太大实权，但有高衔和声望，旧部及追随者不
少。陈明仁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战功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
过远征军，解放战争时期守过四平街，与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对阵，曾
得蒋介石嘉许，是国民党有名的战将。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率部起
义，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也影响大西南及大西北的地方实力派，诚属难能
可贵。
这固然是他们看清历史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我党中央统一战线
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以及四野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们努力工作的结
果。这件事也与李明灏有关系。早在1949 年春夏之交，李明灏就到武汉，同
四野领导人商议策划和平解放湖南事宜。李与程潜、陈明仁是旧友，有同袍
之谊。他对这件事很热心，多方奔走，从中联络。为了有利于和平解放湖南，
四野还派出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
和谈代表团。此外，湖南地下党组织也活跃，他们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经多方协同，终于促使起义成功。
第一件事则收获不大。
宜、沙战役发起后，敌发现我军击其两翼，为避免被包围，就全线收缩，
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我立即追击，由于山路泥泞、狭窄，东北部队
南下，全是北方装备，行动迟缓。只歼敌1。5 万余人。
湘赣战役更不理想。在赣西北，当我军追击江西奉新、高安地区之敌，
诱敌增援时，敌先期退走了。在鄂南之通城及江西新于，我军向萍乡地区迂
回，拟在创阳、醴陵以东地区歼敌，敌看出我军意图，就在星夜后撤至湖南
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此役仅歼敌4600 余人。
两个战役未达预期目的，给我们以很大警惕。因这两战役是四野主动南
下的第一次作战，未获大捷，敌有可能利用南方自然条件顽抗，就会迁延南
方的解放。我们分析两战未获大胜，有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观方面，对白崇
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采取了通常情
况下的诱歼和近距离包围（也就是战术包围）的战术，而敌人惯于山地河川
战斗，兵少而机动性强，行动积极，数次主动避战，致使两次战役未达目的，
说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效果不好。
从客观上讲，部队从北方到南方，不服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区和山
地作战，加之天气炎热，蚊叮虫咬，生病的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
严重者达四分之三，非战斗减员大，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不仅如此，部队
成员，大都是东北和华北籍，到南方后，衣食住行均不习惯，吃不惯大米，
而面食又不够，也影响了部队的精力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事前没有充分估
计到的。更没有料到的是牲口也不习惯南方生活。马不吃或不大吃稻谷和稻
草，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
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二、三千匹马在休息。
事后我想，人们对历史上甚至自身的经验是容易忘记的。我们在江西时
期，有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军队是
北方人，一到湖北，不服水土，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
出来，倒是周瑜看出来了，5 万军队敢于打他83 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
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方才十多年，便忽略以至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
特点。对北方和久居北方的人马到南方后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耽误了前
进的日程。后代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笑话我们这些老兵，尤其是我这个运筹帷
幄的“幕僚长”。我说这个故事，不外使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已。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在宜沙、湘赣战役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
自8 月1 日起，除48 军在江西发动赣西南战役之外，全军转入休整。在休整
期间，发动干部战士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适应性战术训练；还广泛开展以治
病、防病、增强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以利于部队继续行军
作战。同时急电东北调来1500 吨豆饼（东北很快用火车送来了），掺和在铡
短的稻草中，逐渐把马的胃口换过来。部队穿布鞋，不适应多雨的季节，我
们就要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就地取材，教部队打草鞋。这种手艺，红军干部
大都会，到部队一示范，战士们很快也会了。我曾致电驻来阳之46 军军长詹
才芳，驻沅陵之47 军军长曹里怀，要他们开办打草鞋训练班，老兵当教员。
这样，就解决了一部分部队（主要是46 军和47 军）鞋子不足的问题。另外，
还注意改善部队的伙食，尽量让战士们吃好，吃饱，以保持体力。
在休整的一个月中，我们抓紧群众工作，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
队的优良传统，在新区积极参加了接管、建政、剿匪以及恢复交通、筹集粮
草等项工作。大军向两广进军时，还留下5 个军，分布于河南、江西、湖南
等地担任工作队任务。他们与四野南下工作团合作，为新解放区的民主改革
创造了条件，又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为主力进军提供了保障。
在此期间，四野司令部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四野的各级司令部在入
关前有较好的基础；但入关后，特别是渡江作战以后，敌情、地形、气候都
有很大变化，司令部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才能担负新的任务。为此，我对司
令部工作提出了要求：
首先，司令部工作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预见性。
司令部门要根据本军的军事政治任务，对战争发展进程有预谋和预见。如怎
样与南方军队作战；怎样在水网、稻田、山区作战；在阴雨连绵或赤日炎炎
的气候下怎样运动部队；军队在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怎样行
动，等等，都是各级司令部门要预先考虑和设法解决的。
其次，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司令部要善于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
战争瞬息万变，司令部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参谋人员才有章可循，能紧张
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就像一部发动机，各个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
能，一经发动，就运行无误。我特别强调司令部门的人员都要各负其责。如
侦讯谍报人员的工作中心就是“知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围绕这
个中心；作训人员就要“知己”，要对各部队人员武器数目和战斗力状况、
所处位置等，了如指掌。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就不会交叉打乱仗。当时，我
们叫做职责分明。
第三，提高工作质量。军事行动贵在神速，司令部门只有提高工作质量，
才能保证高效率。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
举上世纪普法战争的例子，说毛奇30 万军队，只有6 个参谋，照样能打仗。
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
地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
放警戒，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
地形看完了，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
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
事过20 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
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技术工作。古代技术不发达，只能用简明的文书和标记，利
用驿站、传骑和递步哨，来达到迅速确实的目的；四野南下，缴获了日军和
美蒋的大量武器装备，从这方面讲，可以说是接近现代化了。因此，司令部
的工作就要有更高的要求，以适应新的技术装备。
前述几点，我在大军南下途中，曾向司令部人员讲过，以提高工作效率。
1949 年9 月，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除留下的5 个军外，其余10 个
军分东、西、中三路向两广开进。东路军由第4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凄
统一指挥第13、第14、第15 军，以及第43、第44 军和两广纵队，由江西
南进，待歼灭广州余汉谋部之后，由广州向桂南前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
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第13 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率第38、
第39 军取道湘西，沿湘黔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与第4 兵团形成对
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中路军由第12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第40、第41、第45
军经湘潭、湘乡南下，迫敌向桂林撤退；尔后，三路大军在广西会歼白崇禧
主力。
为便于指挥大军南下，华中局决定，野战军指挥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子。
林彪、谭政和我在前方，率精干机构进至衡阳；赵尔陆、陶铸、陈光，仍在
汉口，领导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及军队后勤事宜。
军委的指示是基于“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
的判断作出的，要求我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湖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
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
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的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
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
不和我作战”。
根据军委指示，9 月10 日部队结束休整。中旬，分东、中、西三路，开
始向南进军。四野总部令位于湘西北的第47 军监视宋希嫌部，保障湘桂前线
我军侧翼安全，并规定了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注意事项，等等。
白崇禧发觉我军主力南下，急忙将已调到乐昌、耒阳地区的第46 军、48
军等部调回衡宝沿线，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 军以及第1 兵团等部靠紧，阻止
我军南进。
根据敌人兵力调动集结的情况，我们判断白崇禧想在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