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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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
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心里
还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胜任工作。

当我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时，见朱老总和聂帅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
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我同朱老总、聂帅以及叶帅等
接触时，就听他们谈起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们这些老军人，深知训练对于军
队建设的重要性，那时就在为新阶段建军的训练方针和任务筹划着。有他们
支持、帮助和指导，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主要是领兵打仗，但也有过主持军事训练的经验。
红军时期，我三次带农民军，从立正、稍息、端枪、瞄准开始，硬是把“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训练成了能攻善守的红军战士。下井冈山后，
我担任过红军教导队的队长；湘鄂川黔时期，兼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解放
战争中，兼任过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对于军队训练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别
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读兵书，注意古今治军经验，对于训练军队有些想法，
想到这些，我坚定了信心。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
子并不紧张，军队进城时，占了一些旧兵营和官僚的房产。华北军区参谋长
唐延杰与我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中东四六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
也不多，但环境僻静，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
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我们
定了选调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
时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

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
钟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等，他们勤奋实干，成为军
训部初创时期的骨干。

干部调齐后，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了部办公室和训练

局、军校局和出版局等。几个局大部新建的，只有出版局

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时期建立的军委四局改称的。局

长是童陆生，是一位对中国的古典文史和中外军事典籍，都

有涉猎的人。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组织人陆续翻译一些苏


军的教材和收集中外军事资料。军训部成立后，更系统地

翻译了苏军的条例、条令。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广泛收集

各种军事图书资料，包括国民党的操典、条令，还有日本、

德国的操典等。后来军训部编写条令，大家都到他那里查

阅资料。

经过近5　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
绪。6　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我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　月，我们召开了一个
大会，宣告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研究室，也叫参事
室。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
级军官，如周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
这也是当时军队中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
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我请他写一份介绍日本陆军情况的材料，他笔头很快，几天就搞出来了，其
中关于“野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备役部队）部分，我感到很有参考价
值。他们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们的
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
实施，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
的同志齐心努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
了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
建国后军队建设的纲领。当时提出四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支军
队过去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
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
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
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以后不久。1951　年军委制定了“建
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针，就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
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五统四性”，
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
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必不
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编写条令以及组织
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　年的夏天，我们
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当时军训部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租用地方电影院）开
大会，我作了动员。会后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
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我们编写条令，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
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
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的条令为蓝本，主要是参考苏军的条令。苏军的三大条
令这时都已经翻译出来，又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我
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拟出了初稿。夏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我说：“只要刘伯
承点了头，就算通过了。”刘帅此时还在西南，我们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
人送去给他审一部分。12　月22　日，刘帅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


务条令已研究完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该是：

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
一般的应简明易行；4。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
及备战的观点。”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我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

1。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条令内应注重教
育，多讲理少惩罚。”根据刘帅的指示，我们又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
处长和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196　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地摆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帅审查。1951　年1　月15　日，南京
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刘帅。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
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
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来后，刘帅捧着三部条
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帅，他们都表示
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
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
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
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　月1　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
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
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
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天，我真是高兴
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
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
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
养成教育，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
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
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
大纲。在此之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
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　年和1950　年
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　1951　年和1953　年又
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
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
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
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
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
织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　年11　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


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
方针进行阐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
任务、特点进行研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
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
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　点了。我
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
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
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于下：
“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
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
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
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
学会诸兵种合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
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二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
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
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
都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
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
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　1951　年4　月19　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
好，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　年
12　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
所提的各项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
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
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
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我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

1953　年6　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
援助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
的农民，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
时十分迫切的问题。　1950　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
潮；　1951　年总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
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
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
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
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50　年代初期，苏


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
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
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
惊讶，也很满意。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
必然。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
和斯大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
只能学苏联。当然，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
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
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
有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
苏联的问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
部的首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57
岁了，是苏军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
的条件不好，连个写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
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
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
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
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
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