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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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
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小雇农，当红
军后，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毕业当了高级将领，还来中
国当军训部首席顾问，真值得人们学习，工作中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
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当时，我们与苏联顾问彼此都很真诚，一方真诚地学，
一方真诚地帮。在南京军事学院时，陈毅和刘伯承也曾对我说起苏联顾问的
事，说军事学院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陈毅与那位60 多岁的首席顾问谈话，
认为顾
问有知识。要认真的顾和问。
1952 年12 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主席关于要
“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确定了从1953
年6 月开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
主的正规训练计划。
在这期间，我们着重抓了高级干部集训和机关演习。记得1951 年在河南
明港由军训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强步兵团演习，这是军训部第一次抓的诸兵种
合同作战演习，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为即将展开的正规化训练做了示范。1952
年在南口又搞了一次战术演习，也为1953 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类似的演习
以后就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像1954 年11 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
的抗登陆演习， 1955 年11 月在辽东半岛由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
是全军性的。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
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我们
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
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3 年底，我们在年终总结时，对这时期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论：
“1953 年下半年我军按正规统一计划进行部队训练，这是我军向正规化一个
重大的成就和正确的措施。”我认为，这个评语反映了我们这段工作的实际
情况。
组建军事院校是我在军训部期间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筹建陆军大学
（1950 年11 月军委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全国解放前一年，军委在华北
曾建立了一所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他说，要注意收罗有知识的旧军人，
朱德总司令来校巡视，曾说，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办高等军事学府。这些话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为此做了些具体工作。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天起，我们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因为
我们这些老军人深知治校对于治军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
几所很重要的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还有云南讲武堂等，中国
一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出自这些军校，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
相当一批来自这些军校，像叶挺、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徐向前、林彪是
黄埔生，朱德、叶剑英来自云南讲武堂，彭德怀、黄公略来自湖南讲武堂等。
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办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虽然各时期、各地区
都创办了一些红军学校、抗大、军大等，但并不正规，学习内容也多以政治
为主，学军事学得比较简单，不系统。新中国一建立，中央军委就在筹划创
办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对这事最
热心、最认真。
记得我到军训部不久，成立了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我为筹委会主
任。有一天，朱老总听说我们要为陆大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
他和我坐车先到府佑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
不大适合于现代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不行；又到五棵
松一带，还不行；后来又跑到现在国防大学所在地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
小时，他老人家还兴致勃勃，边走边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开始，朱老总主张军事学院办在北京，但一直没选到合适的地方。后来
我到南京去，发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比较好，就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
在南京。这时，军委已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
提起这事还有段故事。当时，刘帅在西南军区当司令员，谁都知道，这
是个有职有权的岗位，但他对军事教育事业却情有独钟。一次，他来北京，
见到总理和朱老总，诚恳他说：“我年纪大了，想教教书。”朱老总早就想
请刘帅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但还没有提，刘帅一说，他非常高兴，连说：“好，
好，你来当校长。”早在二三十年代刘帅就留学于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
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是我们党内文武兼备的大军事家。现在请缨办军事学院，完全是为了我们军
队的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我和刘帅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当我提出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时，他欣
然地说：“这事你定就行了。”那时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顾虑，有什么想法直
接就向总理、朱老总、刘、叶、聂几个老帅提出，他们很快就拍板决定。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听说要在南京办军事学院也很热心，对刘帅说：“你
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我当后勤部长，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来确实如此。
校址选定后，接着就是选教员。除了从部队调一批有作战经验又有理论
水平的军事指挥员外，主要是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教员。我们早就准备了一批
教员在那里。前面说了， 1948 年朱老总就对叶帅说过，要准备将来办军事
院校的教员。我们那时打胜仗多，俘虏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国
民党军官。一共找了200 多人。
在利用旧军人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
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
习呢？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
一党派，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
兵力的原则，重点防御的原则等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
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也学；中国人学，外国
人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 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砰石打了一
仗。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棋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
而许克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
就想，一本操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
果却不一样，说明军事原则是相同的，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
用。
1930 年8 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5、6 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
机关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
长。这位解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
经他训练，部队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入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
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
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 1935 年红二、六军团
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
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
思想就比较自觉了。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
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
课的学员，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
居，而要虚心听课，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的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
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
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
筹建军事学院时，这个思想更明确。当时周总理、朱老总以及叶剑英、
聂荣臻、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
条件学习，而国民党则不同，他们有条件，很多人经过正规学习，有理论、
有知识、懂技术，我们要利用他们来教学。”刘伯承也讲过：“旧军人经过
改造，就可以来教我们，因为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
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大体是相同的、一致的。”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1 年1 月15 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了。学员是
由总干部部负责招收的，由军委批准。我军一些著名的将领像陈锡联、杨得
志、许世友、陈再道、杨勇等，当时都是第一期的学员。军事学院的学习正
规、严格，学员不论职务多高，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按规
定的教材上课，参加考试。有一些老干部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他
们从游击战争的环境过来，习惯于带兵打仗，坐不住，特别是到考试便叫苦。
他们向刘伯承院长反映，说这样学下去受不了。刘伯承院长很幽默他说：“天
底下只有饿死的，没有学习学死的。”他们都照刘伯承的指导，继续努力学
习，也学好了。
从思想上说，这些同志倒不是怕苦，长征那么苦都走过来了，学习上的
这点苦怕什么？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战争的生活习惯没有转变过来，对学习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骄傲情绪作怪，认为过去没有学习，也打了胜仗嘛！
这种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
我认为，军官必须要有知识，高级军官，知识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
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是有知识的，孙子如没有知识如何写得出千古不朽的
兵书？蔡松波（蔡锷）如没有知识，又如何编得出曾胡治兵语录？凭经验能
不能打胜仗呢？能，但不会总能。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自觉的，比如，不
懂得电子的使用，又如何能指挥现代战争？所以，我始终认为，军队干部必
须学习，要成为有知识的人。当时，我们军训部配合军事学院，针对有的干
部不爱学习的思想障碍，做了一些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空气。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
视干部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不要当
军事干部。这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在筹建军事学院的同时，军训部还抓了全军其他各级各类院校的组织工
作。建国初期，我曾对全军院校排队，发现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有院校，
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
院校。我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
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
组建一个学校首先要选校长，我马上想到了张乃庚。张是北京某大学化
学系的高材生，抗战初期到晋察冀参军，当过教导队队长，团政委、旅政治
部主任和副政委。我向聂荣臻代总长建议，聂也知道这位同志，我一说他就
同意了，我便给总理写报告。很快，报告转到主席那里。 1950 年11 月29
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报告，又过了一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
以后迁到北京的南口。
随着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展开，军事院校也不断发展，各大区、各军
兵种还要创办各类院校。为了统一规划，我组织军训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区，
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认真调查，对院校的数量和分布进行科学论证。当时我们
摸清了三个情况，一是全军有多少个排长；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
多少干部要转业或退伍。这样也就摸清了全军共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的总数和
各类院校的规模、招生数额等。我们把全军院校分为“三级制”，即培养初
级指挥员的基层军事学校；培养中级指挥员的军兵种高级军事学校和培养军
以上指挥员的全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后来我们又提出，基层军校
培养的排长、连长、航空员等要达到大学水平，上可以一直提升到国防部长；
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当教员、当经理、当厂长等建国干部。
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国情和部队干部队伍长远建设出发的，我
认为把院校招生同干部的进退结合起来；把干部任命和复转结合起来，军队
院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用人
才”，就能使干部队伍像活水一样流动，保持生机。
为了建设好全军的军事院校，我们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院校建设调整
方案。
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刘伯承和叶剑英看了，他们都同意。刘帅还说：“你
去向主席汇报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说：“我要向主席汇报工作，能不
能安排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通知吧。”很快，叶子龙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去汇
报。
我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五张大表，到主席那里，我说：“主席，我要在你
的墙上挂几张图表。”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主
席说：“那好，你就挂吧。”
我把图挂在毛主席面前的墙上。这五张图把全军军事院校的布局、纵向
和横向的关系以及教学内容、训练计划等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一边看，我
一边解释，他随时提问，我指着图一一回答。很快，他说：“你要汇报的问
题我已经清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临走时还对我
说：“你以后再来嘛！”
1952 年6 月，毛主席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全国军事学校进行统一调整的方
案，将全国五所高级步兵学校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校和两所高级步校，将17
所步兵学校缩编为9 所，并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陆海空军
高级技术人员。经过调整后，全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91 所，各院校的训练对
象、学制、训练计划、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正规化。
1952 年11 月，军校部成立。从此，全军院校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进行
统一领导。
从1950 年6 月到1954 年11 月，我担任了四年多的军训部长，主持全军
的训练工作。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从我个人来
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
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
第二十五章1958 年反教条主义
1954 年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训练总
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第二年4 月间，以总参军训、军校管理部、军
事出版局为基础，组成了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由于他
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训总下设6 个部，部长都是
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我任战斗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