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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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训总下设6 个部，部长都是
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我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张
宗逊任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任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外军训练部部
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
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训总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领导力量加强了，又
充实了很多有军事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前送到军事学院培训的十
几名干部，这时也回来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军队，还包括地方人民武装）
更加扩大，面展得更开了。由于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便于与各军区和各军、
兵种协调，对组织合同演习等事情，比过去更顺利了。
在训总，我除了继续主管部队训练外，还分工负责训总的常务工作，协
助叶剑英部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叶帅抓训练，是立足于现代战争的，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
的军事训练，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发起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
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人们就要根据这些特点组织训练。在叶帅的建议下，
军委颁发了“在加强特种地形的训练外，更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
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的方针。后来叶帅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在党
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
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
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
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
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前述方针，我们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记得训总成
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 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
多团以上干部来参观见学，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了现场。6 个月后，由叶帅
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这次
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4。8 万人。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
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
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军队。
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
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通过这些演习，
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
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7 年年终，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我来接替他担
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
运动开始了。
提起这件事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
全国解放后不久，我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
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等，到1957 年反右派， 1958
年批判反冒进及“少慢差费”等，一浪高过一浪。由于1957 年9 月召开的中
央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斗争
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成为当时的指
导思想。在其影响下，人们观察与分析问题总要戴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
于是，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被混淆了，许多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这时期的国际形势对我们也有影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
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
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
命的倾向，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思想混乱。不久，我们连续发了两篇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澄清了国内外的思想混乱。毛泽东
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
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还明确指出，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些问题。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毛主
席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苏联
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当时各行各业都请苏联顾问，全党、全国掀起了
学习苏联的高潮。五十年代前期我军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
向苏军学习。当时陆、海、空和陆军各军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
材有几千种，各部门都选择与自己有关的材料，认真学习。在学习中，带来
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察觉了，正在注意
纠正，如到1956 年底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这实际上是对
“一边倒”学习中产生偏差的纠正。即使是那些偏差，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何况正在纠正中呢。
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影响了军队对学苏联问题的
看法。本来是“一边倒”时期的个别偏差，被上纲上线，夸大成方向性、路
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
1958 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 年6 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
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
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
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
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
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
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
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
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
但总的看，建国6 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
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
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
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意见。一部
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
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
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
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
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
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
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
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
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
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
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这样一来，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也引起了重视。1957 年2 月，国防部长
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
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
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
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
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
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从学院方面来说，在
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
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 年9 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
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
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当时，在
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我参加了。我对那种
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
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
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
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
情况不相适应”。
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我的意
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
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
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
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是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后来印文件时，又改
成“不大相适应”。当时作者并不在场）。这样改动后，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并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
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
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如何看的问题。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
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
况下，“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
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
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
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
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
们的原子弹在哪里？！”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
训练”的方针。
我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而“加强在原子
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是叶剑英提出由军委正式颁发的。这些方针
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
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训练方针之所以
规定在原子武器条件下训练，一则是美国已有原子武器，在二战末期已使用
了；二则我国也快有这种武器了；三则中国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取得全国政权后，我们接收并正在改进与扩建中（如
146 项建设）。即便手中的武器，在战胜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和半美机械化
的蒋介石军队后，也不全是小米加步枪了。因此要学会在现代及原子武器条
件下的攻防作战。
1958 年2 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
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
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
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
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
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
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
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
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
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
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
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
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
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
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
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
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
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
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
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
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
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
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
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
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
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
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
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
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
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建国以来，军事学院培养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
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从军训部到训练总监
部，领导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也注意结合中国的
国情，如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他们的政治工作和军队
制度。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