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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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　年军委扩
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
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
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
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
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
几句话：“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
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
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
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
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
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
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
党组织提出对1958　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
准，总政治部于1978　年

11　月7　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
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
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
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
‘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
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1980　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他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
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
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
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
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6　年10　月16　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
义是错误的”。

1987　年1　月27　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
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
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1987　年11　月25　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
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　年11　月7　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　年因所谓教条
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
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
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1958　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
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　年9　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
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
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
在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
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
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
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
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
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第二十六章在农垦部工作

1959　年5　月，中央批转了总政关于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报告后，对我的批
判基本上结束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职务被撤销，我们等待着重新
分配工作。李达先接到通知，是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主任。李达是个耿直
的人，即使在“左”的高压之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接到通知，就去
体委报到了。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有一个信念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到
哪里，不管干什么，我不会消沉。尽管写了检讨，但那是压服的。我常常想
起孟子说的那句话：“以力假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他们给我扣上“反
党”的帽子，又不容我申辩。我想，既然没有申辩的自由，我就

用行动来申辩，用努力工作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这期间，贺龙、王震、张子意、张启龙等来看我。他

们都是我在红二方面军时期的老领导、老战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
永远不会消极。”

王震说：“黑龙江准备造一个水库，正缺少人手，我给省委书记欧阳钦
打个电话，你去那里建水库怎么样？”

我说“行，干什么都行。”

王震就给欧阳钦挂电话。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欧阳钦从上海
中央调到江西苏区，我见过他，虽不太熟悉，但也互相认识。王震同他一说，
他表示欢迎我去黑龙江。

当时，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俗称庐山会议），我是中央委员
要求我参加了会议。因此没去黑龙江，而上了庐山。

上山时，正好传达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像上一年彭德怀
批判我一样，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被说成是向党进攻，而对彭德怀意
见表示赞同的人，有些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
事俱乐部”等“莫须有”的罪名。庐山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回北京开军委扩
大会，深入揭发和批判彭德怀。会议的规模和参加的人数也都和上一年批判
我的时候一样，只不过主持会议的人换成了林彪。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另
一方面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也感到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
大会议，在批彭中，又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林彪肆无忌惮地污蔑朱老
总从来都没有当过总司令。我真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我知道，林彪为了达
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编造慌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
正常的作法肆行。这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党内已经形成了“左”的思想路线，
只是对从前一年批判刘伯承和我们开始，老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挨批，感到
很困惑，不理解。

1959　年的“十一”是建国十周年大庆，我照例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庆
典活动。当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通过检阅台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看
到人民军队展现出现代化、正规化的雄姿，我自豪，因为这中间也有我的一
份心血；而想到从此以后，将脱下军装，离开这支从创建起我就投身其中的
队伍时，又不免有些感伤。但我克制住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我养成
了一个习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悲观，不失望。

国庆节过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当时，我已经做好


去黑龙江修水库的准备了，我本想到最基层去，重新干起，不知为何又这样
安排。

到农垦部工作我是高兴的。农垦战线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战
线。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大国，历代有作为的军政人物，
都重视农业，我既分配作农业工作，也要重视农业。不懂就学就问，边学边
干，期望必成。中国农业，历来是以分散的小生产来经营的，建国以后，我
们搞了些国营农场，开始向农业现代化前进。而国营农场大部分集中在农垦
系统，这些农场多数以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建设起来的，与
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到农垦部工作，既是直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没
有完全脱离我熟悉的部队工作，我感到对于我是合适的。

我同老战友王震说了心里活：“我要重新做起！”王震很赞成我的志气。
我到农垦部工作，由在部队搞训练转到搞农业，而且分工搞农业机械，工作
上是两个大变动，而且又是在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情况下，以待罪之身
来的。这些，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如何办呢？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
我要把军队工作中的经验用到农业。把在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来搞农业机械
化。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都是耕战相提的农战政策。我多年治军，现在转
到农业方面，我就利用过去搞军队是从基层连队着手的经验，应用到农场和
生产队。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有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的
几位领导经常深入到各个垦区，或调查研究，或现场办公。我上班不久，就
去广东垦区，先在湛江，接着又去海南岛，就住在琼中县一个农场，白天同
农场职工一起开荒，晚上就坐在油灯下读《列宁选集》。

从北京出发时，我还在吐血。家里人和医生都有些担心，怕我到生活艰
苦的边远之地，又从事多年未干过的体力劳动，身体会吃不消。但我和过去
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参加些劳动，心情愉快，加上空气好，干了一二十天，
吐血止住了，身体也结实多了。

农垦工作对于我是陌生的。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早年读书，只在寒、
暑假时放放牛或干些揽禾、晒谷等季节性的劳动，长大成人就投身革命，摸
了几十年枪杆子，对农业生产已经淡忘了，特别是农工商学兵一体化的国营
农场，过去都没有听过。刚到垦区时，一切都感到生疏，我还是下决心从头
学起。

学什么呢？根据农垦工作的特点，我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学习，一为学农
业知识，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为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
等。就像北伐时期学立正、稍息一样。

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好，我就拜他为师，学开拖拉
机。从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很快学会了。那位科长说，
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我本想继续学下去，但部里让我回北
京，就搁下了。这段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记着那位科长。“文化大革命”后，我去海南，曾去
农垦局找过他。人们说他已经死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我很奇
怪，他们告诉我，这个科长自恃是工人出身（解放军司机），不满意“文革”
中的一些作法，就直言不讳，被打成“反革命”，我很难过，对农垦局的人
说：“他是我的老师，见不到他，看看他家里人也行啊。”他们就带我去见
他的妻子，她去哈尔滨了。我向徐文的同行表示了对徐科长的怀念之情。


为了尽快熟悉农垦工作，我还抽时间阅读农业方面的书籍，包括育种学、
耕作栽培学、土壤学、气象学等等。王震告诉我，有一本《齐民要术》是讲
农业的，可以读读。我知道这本书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写的，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古农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就托人去找。

这本书内容丰富，包括耕田、播种、作物栽培、蔬菜、果树、林木、蚕
桑、畜禽、养鱼、酿造、农产品加工、储藏等方面技术，就像是农业的百科
全书。由于是古文写的，不好懂，读起来也困难，我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地读，
终于全都读完了。书中提出的农业生产必须遵循“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
给我很大启示，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
律和经济规律，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东方农
业的经验总结，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所以，历史上都称赞这部作品。

后来我又读了明朝未年著名农学家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这也是一
本内容齐全的大型农书，连牛拉犁都画了插图。徐光启是个大知识分子。提
倡西学，同时又研究农业，并把西方科学知识与东方农业的实践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理论。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开荒种
地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要有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

到农垦部的头半年，我主要是学习和调查研究。那时正是庐山会议结束
后不久，各地都在反“右倾”，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
“共产”风和瞎指挥，到处泛滥。

在海南岛农场时，我曾遇到一件事。

海南岛是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已种七、八万亩，当时农垦部提出要
在海南岛开荒300　万亩种橡胶，过了不久又提出再开荒300　万亩，加在一起
就是600　万亩，而海南岛全部耕地当时只有600　多万亩，即便多开荒，也达
不到这个数目，有一次开会，我看到女生产科长与会。据说，她是懂得橡胶
树的栽培和橡胶园的经营管理的。但她在讨论时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会
议休息时就问她：“讨论生产计划你为什么不发言呢？”

那位女科长很为难他说：“生产计划不能实现。”

我了解到她是从澳州回来的华侨，一位有经验的农艺师，就说，“你认
为不能实现，就提出来嘛！”

她说：“现在是只能说多，不能说少。说少了就是‘右倾’，我怎么说
呢？”

听了这话，我也不再说什么。的确，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挺热，不按客观
规律办事，唯心主义横行，动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我这样的“待
罪”之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当时，我刚从部队转到农垦系统，不了解情况，处于盲目状态。随着情
况逐渐熟悉，头脑慢慢清醒了，从1960　年下半年开始，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
件事。

第一件事，是针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两五、一六”的计划。在
海南岛农场时，那位女生产科长对开荒植胶600　万亩的指标不满，引起了我
的注意。我曾向她详细询问了橡胶种植的情况。她告诉我，橡胶生产周期长，
在海南岛一般要6、7　年才能达到割胶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
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