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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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岛一般要6、7 年才能达到割胶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
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然后育苗，苗长成后，要与优良品种芽接，才能移
栽到大田。开荒600 万亩种橡胶根本做不到，就连定植100 万亩也做不到，
因为即使有那么多能植胶的土地，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经过芽接的胶苗。
这位女科长的活使我感到，部里的计划和指标与实际相差得太远。后来，
我又跑了几个橡胶农场，发现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浪费了许多人力、物
力和财力。有的农场只顾完成开荒指标，忽视现有胶园的管理，胶园中茅草
长得比橡胶树还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都很低。有的开了新胶园，荒了老胶
园。有的农场只开荒不植胶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挫伤了农场职工的积极
性。本来是想大干、快干，结果欲速则不达。
六十年代，聂荣臻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会议，在会上他曾指出，有
些地区国营农场水土流失，不利于生态平衡，也不利于农场的发展。我想起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说的“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
返道，劳而无获”的话，又想到种植橡胶盲目地追求多和快，不量力而行，
其结果不正是“劳而无获”吗？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我深受不顾客
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害，深感实事求是的重要。虽然我是戴着犯错误的“帽
子”下放到农垦部进行改造的，看到这些做法，还是想讲话。
我先向王震汇报了橡胶种植上存在的问题，建议更改计划和指标。后来
又向中央和国务院主管农垦工作的谭震林、邓子恢两位副总理反映情况，有
时见到周恩来总理，也同他说几句。1960 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党中央
已开始觉察到计划和指标脱离实际的问题。7、8 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
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时，农垦系统的工作，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61 年4 月，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了
批评，他说：“去年以前定植的橡胶，荒得那样严重，草比苗高，有110 万
亩草不很好锄，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去年和你们（指王震和我）两位谈了，
我那时看到后果不会好，这不是瞎指挥？陈嘉庚是个爱国的华侨资本家，他
对橡胶的荒芜就很不满意，他的经验，种橡胶必须把橡胶园的树根杂草清
除。。。现在广东的橡胶树管理问题很多，主要是把现有的管好，否则一面
定植，一面荒芜是不行的。”
周总理的指示很实际。我认为，要从我们现有的生产水平出发，量力而
行，做计划、定指标要留有余地，使下面有产可超。这年1 月，王震部长因
病休养，部党组决定姜齐贤代理党组书记，由我代理部长。我们接手工作，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橡胶种植指标进行调整。
当时，我对广东橡胶垦区生产能力作了调查研究，又让有关人员对橡胶
种植规程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将国营橡胶种植指标压缩为“两五、一六”，
即定植60 万亩，消灭荒芜50 万亩，补植50 万亩（指一亩地不够30 株的要
补植；没有优良品种进行芽接的要换植）。“两五、一六”的指标，其着眼
点是管好现有胶园，在提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不盲
目扩大种植面积。这个观点，我事先与农垦部主管热带作物工作的刘型同志
（井冈山时期老战友）商量，不仅得到他的同意，并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就
在1962 年2 月在南宁由邓子恢主持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这个建议得
到认可，橡胶树种植指标由原来和开荒600 万亩，定植100 万亩，改为“两
五、一
六。
第二件事是减少北大荒耕地面积。1960 年夏，我从海南岛回来后， 11
月份又去了黑龙江垦区。
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地区的三江平原，小兴安岭以南的松
嫩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牡丹江的平原上，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北大荒”。解放以后，有十多万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官兵，陆续
参加了北大荒建设，建起了以生产粮食为主的机械化国营农场。
初到北大荒，看到广大转业官兵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开荒建场，使这片
荒原变成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很受鼓舞，但后来发现，北大荒的国营农
场播种面积达1 千万亩，但是粮食总产量只有5 亿多斤，我问北大荒同志：
“你们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为什么亩产量这么低呢？”
他们说：“地种的大多，管不过来”。
有一位曾给我当过公务员的老农工悄悄他说：“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
多，打不下粮食。”
我问：“怎么不锄草？”
他说：“哪里锄得过来？刚种上就命令到前面去播种了，谁还顾得上锄
草？”
这使我想起了《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力”的话，1 千万亩的播
种指标是不是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呢？
我又想起那年夏收发生的一件事：为了增加农场的财政收入，部里决定
从北大荒抽100 台联合收割机，到华北地区帮农民收麦子。当时算了一笔帐：
一台收割机一天收800 亩， 100 台收8 万亩，按10 亩地一块钱计算，1 个
月下来可一台机机器收入20 多万元。部里决定让我办这件事。
过去我在国防部和军训部经常调动部队，知道坦克、汽车运动，道路条
件很重要。拖拉机和坦克差不多，做计划也必须把道路考虑进去。我就在北
京找了一些有经验的拖拉机手，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一位有名的女拖拉机手
（可惜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同我说：“一天收8 万亩是办不到的，因拖拉
机要擦油；在田间转场，要先看路；路不好还要找人来修；再说，开机器的
人也要休息，吃饭啊！”
我问她：“一天能收割多少？”
她说：“一台拖拉机最多能收120 亩”。
120 和800 亩相差六、七倍，悬殊大得令人吃惊。
从这件事再联想到北大荒播种1 千万亩指标，显然是不行的。
部里开会时，我提出北大荒播种面积多，粮食产量少。有的同志认为，
那是天灾造成的。我查了一下，没有自然灾害的年景，产量同样不高，说明
并不是纯客观的原因。我就向谭震林反映，说北大荒种地大多了，管不过来。
后来，各地农场又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在不适宜开荒的草原开荒，
造成沙化；有的在未经治水的沼泽地开荒后，又不得不撂荒；有的为了出口，
提出“以大豆为纲”的口号， 80％的耕地都用来种大豆，造成种植结构严
重失调。特别是农场机械化程度高，而粮食产量很低，经营亏损，甚至大量
拖欠职工工资，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1962 年夏，谭震林召集我、冯纪新（黑龙江省委书记）、张林池（农垦
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书记）和王观澜（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等（王震
出差，未到会）汇报，并研究黑龙江垦区的问题。经大家研究，决定1963
年北大荒农场的播种面积由1 千万亩减少到570 万亩。过了几天，他又专写
报告，向周总理、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
汇报，并得到批准。这样，北大荒的播种指标就压缩下来了，农场能腾出人
力锄草、耘田、收获。肥料也多了，产量随之增加，做到收支平衡，还略有
节余。
第三件事是还农场职工的帐。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长期存在产量低、劳
动效率低、商品率低和成本高的“三低一高”现象，亏损十分严重。而那时
“浮夸”成风，报喜不报忧，国营农场严重亏损的情况长期未得到解决，以
至恶性循环，问题越积越多，到1962 年春，大部分国营农场发不出工资，职
工生活困难，情绪不满。
当时，海南区委书记林李明、副书记杨泽江、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等认
为，海南岛的橡胶农场应种些粮食，不能完全靠岛外运送。海南岛橡胶农场
不种粮食，这是林彪的一次谬论造成的， 1960 年元旦后，林彪来海南，同
王震说中国只有海南这个地方可种以橡胶，应该全部种橡胶树。林彪这个意
见，当时看不出结果，到了六月农场职工闹事，矛盾出来了，后来虽然平息
了，但没有从思想上解决。
7 月，我回到北京就向谭震林和周总理反映，说海南岛不能只种橡胶，
也得种粮食。后来周总理主持全国橡胶会议，确定在建立橡胶基地时，要坚
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凡适宜种水稻的地方，要基本自给。以
解决橡胶工人吃饭问题。
这件事也给我一个重要启示：不管做什么，首先应该想到群众的切身利
益，要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而努力，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会
激化矛盾。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从大跃进以来，整个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亏欠约5
亿多元（大跃进前已有亏欠，但不多）。这么巨大数额的亏损，当时农垦部
本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只有如实向中央汇报。
次年春我直接去找周总理，向他反映我们几年来欠了农场职工一大笔
帐。周总理很吃惊，说：“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亏损？”他马上把有关人员
找来，对我们说：“不管怎样，也得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先从国家财政拨
5 亿元，把欠帐还上，但下不为例。这样亏损还了得啊！”
5 亿元发下去后，我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但下年又发现还有亏空。我就
和管财务的处长管文彬一笔一笔地算，发现很多数字是虚报的，实际还差2
亿多元。我只好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上一年你们说亏了5 亿，现在又出
了2 亿，还有没有啊？”我说：“我们查过了，但虚数大多，也很难保证没
有。”总理又批了2 亿，这样一共补贴了7 亿。后来果然又查出一些虚数，
但数目不大了，就采取紧缩的办法，总算把欠职工的帐还了。
第四件事是装备机械化生产队。1962 年1 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在南宁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全面总
结了农垦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调整、整顿和稳步发展的具体措施，其中很
重要的一条是发展机械化，以机械化为中心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
法”。
本来，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多数是用机器装备起来的，但由于管理不好，
长期存在“三低一高”的问题。如1961 年全国农场粮食平均亩产117 斤，比
大跃进前的1957 年降低了31％。中央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1962 年党的
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切实整顿国营农场，使他们提
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每年能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中
央提出，在今后5 年中要每年平均向国家提供3 至5 亿斤商品粮，到第三个
5 年计划末期即1967 年，全国国营农场应完成向国家提供22 亿到32 亿斤商
品粮的任务。
我们认真分析了国营农场的状况，感到中央提出的这个指标可以完成。
关键是要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整顿，重要一项，是发挥机械化的优势。
当时，部党组分工我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我在日常工作中与谭震林、
邓子恢、王震闲谈，看到他们对农业机械化都有兴趣，有年冬天，在浙江余
杭县国营农场水稻田开机械化现场生产会议，我和谭震林都去参观。南方有
些产水稻地区经管人员也去了，认为农业用机械化的优越性是劳动力用得少
而生产效率高，也可先装备一批重点生产
队，使其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
成为国营农场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先锋。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即耕
地、人力、农具和拖拉机固定，上级部门不得随便改变生产队任务。在生产
上，生产
队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权力，同时制定以包、定、奖为中心的生产
责任制度等。
1963 年2 月5 日，我在哈尔滨主持黑龙江垦区100 个机械化生产会议，
根据各个农场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办好机械化生产队的思路即以机械化为中
心来建设国营农场，
以办好机械化生产队作为整顿国营农场的基础，但要有综合性措施：第
一，制订农场总体规划，做好土地综合规划设计补课；第二运用先进科学技
术，加强管理，贯彻“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建立农作制度，包括轮作制度，
耕作制度，施肥制度，良种繁殖制度，排灌制度，植保制度等；第三，加强
机务工作，建立健全机务管理机构，加强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技
术保养、机具保管和油料保管工作，合理安排修理网点等；第四，实行农林
牧副结合的体制，多种经营；第五，加强计划、财务管理，提高经营水平；
第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开展以“五好”（完成生产任务好、经营
管理好、政治思想好、干部作风好、生产安排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
根据过去的教训，我们在规定生产指标时采取谨慎的态度，要求黑龙江
机械化生产队在1963 年实现每个农业工人年产3000 斤粮食；粮食平均亩产
达到200 斤左右；粮食商品率达到80％左右，以后则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四
十条”的要求有所上升。
3 月14 日，我回北京，与谭震林一起向周总理汇报农垦工作，当我汇报
到东北搞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时，总理说：“这样好，农
场、地方、农垦部三级都不准对生产队瞎指挥，应当为生产队服务。”当时，
除东北建立了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建立了84 个机械
化生产队，其他9 省一市还有44 个，全国总共200 多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
由于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劳动效率高，很快提高了国营农场粮食总产量和粮
食商品率，从而促进了全国国营农场的机械化进程，成为国营农场的龙头。
第五件事是建立健全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1961 年1 月27 日，农垦部
党组决定由我兼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部党组要求科委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建立建全国营农场的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我早就想过了。到农垦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
就是农垦系统很多国营农场在重大决策上无章可循，造成工作的杂乱无序，
我在部队长期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也很焦虑，曾
设想过搞些规章制度，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视主观随意为正常。可是连续
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到这时我们也才有可能坐下来搞些
规章制度。
我对搞规章制度有些经验。在军训部时就主持编写过人民解放军的三个
基本条令， 1958 年批判我的“教条主义”，是罪行之一。那时，人们都知
道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是从国防部下放到农垦部改造的，现在
又主持搞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有些同志就好心劝我不要“犯忌”，但我认
为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条有理，如果说制订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教条主义”的
话，那我宁肯再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