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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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条有理，如果说制订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教条主义”的
话，那我宁肯再戴一次“教条主义”的帽子！我这句活是带很大气愤的话，
文化大革命被揭发出来，又是一条挨斗的罪状。

《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是我们搞的比较重要的综合性规章。在起草这个
条例前，我先写了一个调查研究提纲，列出了主要的调查题目，然后派5　个
调查组到各农垦区，一面帮助做好春耕、春播及田间管理，一面搞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4　月8　日组成了由部办公室主任彭达章牵头的《国营农
场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很快起草了一个初稿。

这期间，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曾先后两次听取农垦部党组的
汇报，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北京南郊农场、牡丹江农垦局、黑龙江省宁安农
场等地做调查，对条例起草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
要把重点放在调整农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了四个要点：第一，农场
对各生产队坚决实行四固定，即耕地、耕畜、人力、农具等固定下来，不要
经常变动；第二，农场对生产队实行总承包超产奖励制度，实行上死下活的
办法；第三，生产队在生产上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权力，上级不得瞎指
挥；第四，采用5　种工资形式，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对改进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为起
草《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对条
例初稿作了修改，又两次送他审示，并发往各地征求意见。1962　年2　月经中
央同意，这个条例草案印发各重点农场试行。在试行中，国营农场长期解决
不了的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的问题有了明显改进，受到广大职
工的普遍欢迎。

在制订《国营农场工作条例》的同时，我还主持起草《国营农场领导管
理体制的决定》。1958　年以来，原由中央和省投资的农场，除山东、江西外，
大部分下放到专区和县领导，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一方面，政出多门，农场
感到“婆婆”太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党政部门乱调农场耕地、
机器、人力，而且国家统一调拨的优良品种又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明确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生产计划权、产品处理权、人员调动权（所
谓四权）集中于国家指定的管理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还对
农场的党、政、财、物等关系作出具体要求。1962　年11　月22　日中央批转这
个规定后，国营农场工作逐渐得到了改进。

除了制订综合性规章外，我还制定专业性的规章。如《国营农场机务工
作制度》，《国营农场建场程序暂行规定》，《畜牧生产规章》，《农业生
产规章》，《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技术规程》，《橡胶技术规程》，《割胶、
制胶劳动保护》，《国营农场经济核算试行办法》，《农业机械、油库和修


配厂安全技术规程》等。从1961　年初到1962　年底，制订和修改的规章制度
共有三、四十个。其中有些是我亲自起草或修改的，有些是我主持搞的，虽
然不尽完善，但使农垦系统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对改善和加强国营农场的
管理起了积极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行各业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困难不断得到克服。从1962　年到1966　年，随着国
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农垦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到1965　年底，全国国营农场已
由1957　年的916　个发展到2310　个；职工队伍由44　万人扩大到260　多万人；
耕地面积和机械化程度以及大牲畜、猪羊存栏数大大增加；粮食总产量由

14。5　亿多斤提高到71。6　亿多斤；棉花由36。3　万担提高到将近142　万担；盈
利企业由过去的30％提高到41％。农垦企业到1965　年盈利总额已达到1。5
亿多元，从根本上扭转了亏损局面。
然而，正当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


第二十七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　年5　月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
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
化大革命”不理解。我们经过28　年的武

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

又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到了这年夏秋，问题进一步清楚了，原来革命的对象是“隐藏在党内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
的命”。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但在反教条主义中是作了
犯错误结论的，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会成为新帐老帐一起算的人。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约是9　月10　日，谭震林和李先念两位副总
理把我找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马上到黑龙江垦区抓两件事：一是当年
黑龙江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二是设法保证交通运输，
把收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指定地区，特别是轻重工业多的地区。

我即领命北上。到哈尔滨后与省委书记杨易辰商量，具体落实两位副总
理的指示。当时，黑龙江垦区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群起造反，使党委基本
处于瘫痪状态。我出面找了三个群众组织的头领分别做了工作，取得他们的
支持，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9　月底返回北京。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因黑龙江还有些遗留问题，我又回去了。这
期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会后全国一片大乱，普遍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的残酷斗争。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惑下，各级党政机关都遭到猛
烈的冲击。

我在东北已不能继续工作了，返京之前，和部办公室一位同志通了电话，
了解到部机关也大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农垦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至工作上的不
同意见，或被视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加以肯定，或被当作反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而我成了几个群众组织急
于揪斗的对象。

12　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齐齐哈尔返回北京。一路上心情沉郁，想到革
命一辈子，现在却成了“革命对象”，受到批斗，实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但我相信党，作好了接受群众批斗的准备。

一下飞机，部保卫处长李朝山和我夫人蹇先佛早已等在那里。他们领我
上了汽车，然后径直开到北京饭店。他们说，周总理指示让我住到北京饭店
的。当时，造反派到处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老干部，气氛很紧张。总理为了
保护我们这些人，就对造反派说，北京饭店是接待外宾的地方，对国内外影


响很大，必须保持安定，不允许冲击。

我在北京饭店的四层住下。外面大批判搞得昏天黑地，但里面很安静。
服务员对我也友好，有时还把在外面拾到的批判我的传单拿给我看。我也把
秘书送来的农垦部及所属单位的群众组织批判我的传单给他们看。

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你们自己分析吧！”

他们笑了，什么也没说，对我同样关心。平时，我有事外出，他们就和
一层的同志打个招呼，开侧门，让我乘车出去；回来时先通电话，按约好的
时间到门口，他们看是我的车，很快开门，我进去后立即把门关上。就这样，
我在北京饭店隐藏了近一个月，避开了狂暴的揪斗风潮。我常想，若不是总
理保护，那些造反派，真不知会把我怎样呢？

1967　年1　月初，我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出去见群众。我想，群众要批我，
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越是不见，他们就越不了解我。再说，40　年来，多少
风雨雷霆都经过了，还怕见群众？

1　月5　日上午，我让秘书通知住农垦部的28　个群众团体，说下午三时我
到农垦部与他们见面。当我准时出现在农垦部二层礼堂临时设置的批斗大会
会场时，他们显出吃惊的样子。很快，他们对我大加声讨，纵情叫骂。过了
个把钟头又给我挂上牌子游街，从砖塔胡同步行一直走到国务院西门口。

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斗争贪
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现在他们竟用这种方法来斗争我们。一切似乎都颠倒
了。是与非，真理和谬误，好像在一夜之间都翻了个。

我来农垦部后抓的几项工作和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都成了“反党”、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这使我感到很迷惆。60　年代初，在贯彻执行中
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我曾建议不要盲目播种，
应根据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适当缩小开荒面积，实行精耕细作，努力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我的建议，受到谭震林和邓子恢副总理的肯定，得以付诸
实现，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有什么不对？我主张建立各种必要的规章制
度和工作条例，使农垦工作有章可循，少打乱仗，以提高工作效率，这又错
在哪里？还有，发展农垦教育事业，提高农垦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素质，
以及建立机械化生产队，发展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等，为什么竟成了“刘
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苏哈诺夫的“唯生产力论”？

列宁早就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
要的东西”。作为国务院一个生产部门，农垦部如果不去抓好这些保证社会
主义制度胜利的实际工作，能算是真正“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吗？早在1956　年党的“八大”就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
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
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和文化的需要”。

“八大”这个精神全党都认为是正确的，也是我长期坚持的，现在却成
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我真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们不管这些，就是批判。游完街又开批斗会；这个团体批斗完了，
那个团体接着来，连续不断，近乎车轮战。我回家的时候，好些团体都要对
我说一句：“明天还要来啊！”


我说：“一定到”。

他们问：“几点钟？”

我说：“上班时间八点半”。

每天都斗到半夜，有时到凌晨5　点钟，一个团体斗完，还问：“明天几
点钟到？”我仍回答：“八点半”。

回到家，先佛还在等我，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也不多同我说话。
我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八点多又走了。

第二天又是午夜才斗完，临走前仍问明天几点到。我不加思索地回
答：“上午八点半。”

他们不信：“真能来？”

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

我任何时候都以自己是“老红军”自豪，在造反派面前，也是如此。

次日，我按时到，过了一天，还是如此。有些人不无善意他说：“你这
个人还讲信用。”

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

在批斗的时候，我有时故意走题，讲点红军的历史故事，不少青年人竟
听得入了迷，也离开批判的主题，问我一些红军怎样打仗的问题。我感到这
些青年很纯洁，他们完全是盲目地于着自以为革命而实际上却是损害革命的
事情。我想，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转入到“左”的潮流中，是不由自主的。

这时，全国形势进一步恶化。自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无政府主义
状态日趋严重。公、检、法系统被彻底砸烂；党纪国法被恣意践踏。在党和
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在政治局会议上
挺身而出，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
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原则问题，义正辞严地
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

然而这种在党的会议上，依照党章规定的权力进行的正当抗争，竟被诬
为“二月逆流”，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谭震林成为“农口的最大走资
派”。

由于我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曾受到谭震林的支持，反击“二月逆流”
后，对我的批斗也随之升级。什么“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贯
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党老手”等等大帽子一个接
一个扣到我的头上。其中对我最严厉的定性语是“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
类“雅号”，我当时虽然很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同往年一样，上面仍然发来请束，我应邀参
加了“五一”庆典，登上天安门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毛主席。他
拉着我的手，谈起了40　年前在龙溪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亲切热情的态度
一如既往。这使身处逆境的我，心情激动，胸中的郁闷顿时为之一扫。想当
初我年未及冠，即在北伐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和井冈山斗争。在40　年的革命历程中，或由于自己认识不足，或由于缺乏斗
争经验，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然而对党、对共产主义信念却
从未动摇。毛主席在井冈山作的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报告，我至今
记忆犹新。多年不见主席，而此时此地不期而见，思想上感受到的鼓舞是不
言而喻的。

也许是为了抵消我“五一”观礼的影响吧，回来之后对我的批斗更加厉


害了。从历史到当前，从军队到地方，“老账新债”一起算，似乎非把我打
成“一贯三反”的“老手”不可。凡此种种，我心想不会没有来头的，所以
并不责怪群众。但有一次确也忍不住了，脱口顶了一句，说“党中央、毛主
席从没给我作过这样的结论！”于是立即招致了一片怒斥，说我态度不老实，
要好好整整我的态度。然而我的态度还是那个：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随便乱
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八一建军节前一天的上午，突然来了一批学生，
与农垦部的造反派一起，把我抓到北农大临时监禁起来。他们对我说，过两
三天要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我。我意识到这将是更加残酷的斗争，作好思想准
备，并拟了个答辩式的发言提纲。

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看大字报，听到有个声音在轻轻地喊我。回头一
看，是我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