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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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拟了个答辩式的发言提纲。

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看大字报，听到有个声音在轻轻地喊我。回头一
看，是我熟悉的一位老红军祝子新和他的小侄女江平。

我很奇怪，怎么会在这里相遇？他们说，我被抓后，大家非常焦急，谁
也不清楚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以到北农大看大字报的名义，来打听
我的消息，没想到竟遇上了。我们不能多谈，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匆匆回去
了。

又过了十几天，批斗大会没有开，看管我的人也不见了。我索性自己跑
回家。先佛告诉我，我被抓走，不知去向，她急得没办法，就给周总理写了
封信，请聂荣臻元帅转递的。我这才意识到，造反派之所以没有开万人大会
批斗我，并放我回家，是总理又一次保我。

回到家，正好是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我又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50　周年的招待会。建国以来，这种招待会我出席不止一次，而这次能
够出席，其感受自然不同于往常，说明党和军队仍然承认我这个老兵，并没
有把我看成是什么“分子”，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八一”过后，又专门对我开了两次批斗会，内容大部分是1958　年军委
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批判我的结论。只是在我的“罪状”中又增添了一项
新的内容，说我“一贯反对林副统帅”。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任四野和中南
军区参谋长时，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合作，因而被撵出四野和中南
军区云云。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然而“空穴来风，良有以也”。当时林彪对干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
全面调整”，利用窃踞的高位，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今天污蔑这个，明天
打倒那个，现在终于整到我头上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是在井冈山红四军，还在第4　野战军，我自信
为对他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根本谈不到反与不反的问题。
如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滥用权势；对于旧部和熟人，能拉就拉，
拉不过去就打，手段恶劣，居心叵测。

我在挨批斗时，不能讲这些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可是对林彪无端
加之于我的污蔑不实之词，心里确实很难平静。想不到这个人竟堕落到如此
地步，倒真引起我对他的愤慨和反感了。

有一次，又有人来找我核对林彪污蔑我的那些不实之词，我一时激愤甩
了几句狠话，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级别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
毛主席决定的，不是随便哪个就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
当时还不是副主席，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中央、军委、
毛主席才能决定”。


此言既出，我就横下心来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幸好我这番话没有扩散
出去，否则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灾难。

1967　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已经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江青提出“文
攻武卫”之后，“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而且是真刀真枪、有组织地互相
厮杀，在不少地区酿成了武斗惨案。老帅们和一些老干部，有的被游斗，有
的被迫害致死，而林彪却说什么“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我当时心情极为愤恨，深感这伙狐假虎威、丧心病狂的奸佞之徒可恶、
可恨，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那时候，像我们这些人，完全
被剥夺了发言权，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
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语。社会主义社会
既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有朝一日“天道好还”，广
大人民群众必将起来清算这帮丑类，向他们讨还公道。

领导上可能考虑到社会混乱状态不能再任其发展，国家机器必须恢复正
常运转，社会生产必须正常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向各部委和工交企
业派出军事代表小组“支左”，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968　年1　月24　日，军代表小组进驻农垦部，即遵照上

面的统一部署，着手抓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很
快就成立了“大联委”，接着又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军、干、群”、“老、
中、青”三结合的农垦干部革命委员会，组织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
队伍”等工作。

“清队”开始后，我便被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审查内容相当
广泛，　40　多年的政治、历史、思想表现，凡被认为与“三反”、“四反”
（加上“反林彪”）能沾上边的，统统在审查之列。

“四清”运动初期，毛主席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反对高高在上、
闹特殊化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我想起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
首五言古诗《凶宅》，觉得其中有些句子颇能发人深省，意思是说国家的兴
亡不在于宅上的吉凶，而在于官员们的作风行为正与不正，所谓“凶宅”其
实是“人凶非宅凶”。由于记忆不清，便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原作。
结果也被推导成“借古非今”、“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严重不满”和“影射
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当时与我一起关进“牛棚”受审查的，还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和一些局、
处级干部，共计22　人。我们除接受不同范围的批斗、审问和写交代材料外，
还要按指定的篇目学习毛主席的某些文章和语录，如《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
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无非是要被审查者按照专案
组既定的“走资”、“反党”和“叛、特、反”等既定的框框交代问题，提
供材料。

专案组提审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先交代一通政策，诸如“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不端正态度、顽固到底，
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对这套说词，起初还曾引起一种逆
反心理，听得久了则神经近乎麻木。表面上针对性很强，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因为我们虽被隔离审查，但毕竟不是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更不是非打不倒
的“反动东西”。这种对批评对象用“乱点鸯鸳”和形式逻辑推理办案的一
套搞法，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于这种学习我毫无兴趣，倒是觉得趁机认真地通读一下《毛选》更好，


同我关押在一个房间的，是基建局一位叫陈琳的处长。他青年时代曾在当时
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因为向往陕甘宁边区而北来参加共产党。此时则为历
史问题被当作“特务”给“专政”的。以前我对他不很熟悉，只知道他曾在
牡丹江垦区当过规划设计院院长。现在由战友成为难友，朝夕相处，学习之
余在一起谈谈哲学，交流一下学习心得，倒能抒发一点胸中的郁闷，排遣一
下枯寂的时光。

10　月中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我作为“八大”的中央委员，
当然希望能够出席会议。然而我和陈漫远（中央候补委员，农垦部代部长）
却都未能获准参加，因为我们是“群众专政对象”。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当
然被剥夺了出席中央全会的资格和权利。

当时思想上确实有些想法：中央并没有立案审查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
出席？为此，有时就想起刘少奇的遭遇和处境，我们过去就听说刘是创党时
期入党，并与李立三等参加安源工人运动。以后在白区工作，颇有建树。但
文化大革命却被炮打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角。那么，我们这些人又何足道哉！
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在自己处于无法解脱的遭遇中的宽慰之词。

听说在这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残缺不全的全会上，康生、江青等
人又一次大批“二月逆流”，会议还批准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诬陷刘
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审查报告，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这种倒行
逆施，都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历史上类似的冤案何止这一桩？人们在不明真
相之前除了内心存疑之外，又有什么可说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　10　月5　日的《人民日报》介绍了黑龙江省柳
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指示：“广大干部
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
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这条指示被视为“反修防修”和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
农垦部机关立即掀起了学习柳河经验，走毛主席指示的五七道路的热潮。军
代表小组和部革委会很快派出专人去江西老革命根据地选择未来于校的校
址，最后定点在赣北永修县云山垦殖场下属的新丰大队和小里村林场一带。

部里的大多数人都作好了下干校去搞斗、批、改的思想准备。到1969
年春节前，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留下外，其余被编成3　个连。机关党委、政
治部和行政、物资、生产、计划各局部分人员组成的先遣连，春节一过即整
装出发。

春节期间，所有隔离审查对象，全部放假4　天，并规定不准随便外出、
不准互相串联等若干纪律。2　月17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打前站的一连离京
赴赣。一个多月以后，二连、三连也先后南下，直接投入了春耕生产劳动。

这年的4　月1　日到24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
俨然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林彪、江青
的一批亲信和骨干也被塞进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
斥在外。这期间，原谭震林主管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央农林政治部和农
业、农垦、水产三部及中央气象局，根据中央精简的原则，合并成农林部，
部机关设在西单原水产部。我们这批人仍留在原地继续接受审查。


第二十八章赴江西“五七干校”

1969　年11　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
育。所谓再教育，对我这个具体人是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
中央，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
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
加南昌起义在江西；井冈山时期跟着朱毛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
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生的革命历
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
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
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
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969　年12　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
赴江西“五七干校”。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啊！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
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　本书。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
史、哲、经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
参加劳动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
义，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
火纷飞的年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
起伏，思绪万千，遂即兴默吟五古一首：

我自江西来，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

孟冬西风疾。

云山赋归欤，

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　多年了，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
风疾”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　月上旬，我们来到了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
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　里。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3　连。连部驻小里
村。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
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一个人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十平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
宣教局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
及其家属。那时我61　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
叫我老萧或萧老头，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革”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


事员。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
那就一切从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
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补的自己缝补。
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
一起到4　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缺腿方桌倚陋室，锅碗
瓢盆皆杂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
况。其实，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
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
天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入。室内无火
取暖，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
冷，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保
暖术”，在房间里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
内生起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
节省着用，　40　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
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
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
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锯去伐
树桩，把砍回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
薪炭

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
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
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
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
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
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满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