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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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来找我的，是一个从南昌来的姓魏的湖南籍女同志。一见面就亲
切地叫我“萧连长”。听到这个称呼，我就断定她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因为
1928 年我在朱、毛红军任连长。我详细地询问了一下，原来她是彭儒的嫂嫂。
彭儒是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那时我们就认识。农垦部成立后她
在人事宣教局任副局长。我到农垦部后，与她常有接触。
经她这样一说，我们很自然便聊开了。她说她在奇石彭家湖南宜章县和
在井冈山时就认识我，她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离队的，谈起这些
年来的经历，不免有些伤感，我听了也不禁为之黯然。
回想当年红军初创时期，敌强我弱，战斗频繁，伤病员颇多，医疗条件
差，一些负伤生病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回家或留在老乡家治病养伤，不少人竟
因此失散，流落各地。解放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过去的这段革命经历，
有的由于得不到证明不被承认，有的甚至被误解，思想上的委屈和苦闷无从
倾诉，一见到过去的老战友，便倍感亲切。仅我到江西这年把时间，通过外
调来找我写证明材料的不算，直接找到我的这三位同志基本上都是这种遭
遇。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其经历之艰苦曲折，情况之错综复杂，由此可
见一斑。
经过一年的审查，在1970 年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没
有恢复党的生活）。这时，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刘俊秀，被结合
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邀我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要我
在班上介绍一下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
我事前准备了讲话稿，于9 月中旬欣然前往。这个学习班有130 多名老
干部参加，其中有30 多位是我的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我
的发言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件事被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知道了，他
认为让我参加这个学习班并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就直接打
来电话进行干预。但这时我已经讲完了。
为此，刘俊秀挨了三次批评。当时我所讲的内容，后来都写进《朱毛红
军侧记》一书，完全是史实。程世清之所以要横加干预，想来他是省委书记
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很需要表现一下“造反有理”的精神。
我虽然还在受审查，但有同情我的人。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
的手法，发动突然袭击，加紧抢班夺权。毛主席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全
国普遍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从那时起，我的政治待遇有了改善，军代表小组常通知我到校部去看文
件， 14 华里的路，上坡下坡，走走歇歇，一般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军
代表考虑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便派出唯一的一辆
“华沙”轿车接我去看文件，组织上的关心照顾，既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
不安。因为那时农垦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好些人没有“解放”，我个人虽“解
放”了，仍显得有点不大自如。
后来，我搬到山下广播站附近住。连队盖起新房子后，其他各户陆续也
搬了。我被安排到离新丰大队两华里、与校部隔河相望的2 连住，以利于参
加政治生活。
1971 年9 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传到干校，我深为党
和国家、军队感到庆幸。正所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如今这个庆父式
的人物还没等到人民起来除他，竟可耻地自毙于异国他乡，真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然而，下一步情况会是怎样呢？我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听传达。
大约是10 月上旬，副军代表张致敬、校革委会主任李更新等从北京回
来，带来了中央有关文件。干校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我也被扩大
进去，并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我向中央专案组写了揭发批判林彪的材料。1972
年5 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我写的那份揭发批判材料，与朱德、
聂荣臻等的揭发材料被列为7 个主要材料之一，在党内公布。
不久，在于校范围传达、学习，展开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群众
性大批判。“文革”以来，我的心情从没有这样舒畅过。因为高兴，又一次
登上了云山。
我一早开始爬山，雾气很浓，人在雾中穿行，走一段，停一停，近午方
始登顶。凭高眺望，眼前白云苍茫，随风幻变，时阴时晴，气象万千；阵阵
山风吹来，松吟蝉鸣。面对如画景色，不觉心旷神怡，因得七律一首：
山居又是沐秋阳，
唯读唯劳且自宽。
晨出家门穿雾上，
午登山顶看云翔。
青杉作伞蝉鸣晚，
绿草如茵野菊香。
一任乱云随风舞，
抬头凝目望东方。
这时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党的生活尚未恢复，内心还是有一种难以排
遣的孤独感。
我入党后，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经过千辛万苦
寻找，终于又恢复组织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开除”出党。此
次去江西，原以为能通过整党恢复组织生活，然而整整5 年多，一直置身于
党外，就同当年与组织失去联系，形如孤雁的感觉基本一样。
1972 年元旦到了。这是在于校度过的第2 个元旦。放假期间不断有同志
来我处，大家在一起聊聊，节日过得比头年还热闹。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叛
逃。我与林彪工作时间久，了解多些，自然就成为谈话的中心。
新的一年刚刚过去半个月，1 月16 日那天，张致敬来电话通知我：“农
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上的一块
石头顿时落了地。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过了20 天，校部又来电话，通知我回北京。我又惊又喜，忙追问一句：
“带不带东西？”对方答：“带，全带上！”我明白了，是召我回北京了。
林彪的1 号命令，把许多老干部及其亲属都赶出了北京，在我去五七干
校不久，我的岳母和姨姐也到了江西抚州。岳母是一个通晓革命大义的妇女，
她有4 个儿女参加了革命，其中两个儿子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两个女
儿也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虽然她是家庭妇女，但对儿女参加革命，不
仅不阻挠，而且积极赞助。她从直观的影响中对共产党产生了朴素的感情，
又从这种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她常说，我的儿女们是好样的，他们参加
的党也一定是好样的党。我被批斗并被抄了家，姨姐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也被幽禁，她虽然紧张，但无怨无尤，她相信共产党。
在云山接到回北京的通知，我想先到抚州，把这个消息告诉岳母，宽慰
她老人家。我向军代表和部革委请假，他们立即同意，并派了一辆小车，让
五七干校一位精干的同志随我同去。
到了抚州，母子、姐弟相见，心情分外激动。她们听到我回北京的消息，
好高兴啊！虽然她们不知道自己何时
才能回京，但为我的问题开始得到澄清而兴奋不已。在抚州住了一晚，
次日赶回云山，准备回北京。
盼望日久的事竟来得这样突然，一时反倒不知先做什么好了。消息传开，
有些同志来帮助我整理行装。我决定不仅是铺盖、书籍，凡是我个人的劳动
成果，能带的都带，包括斧、锯、凿和门前那条斧痕累累、又长又重的木工
凳，以留作两年多于校生活的纪念。
校领导想得很周到，为了路上有个照应，决定提前安排军代表小组成员
孙瑞林探亲，顺便送我回北京。
可是天不作美，正当我们要启程的那天凌晨，赣北地区下大雪。漫天皆
白，公路上雪深盈尺。孙瑞林特地出去踏察了一番，回来告诉我，不用说是
开车，就连步行都有困难。没奈何，只好卸下行李，直等到路上积雪开始融
化才登程。
可能是由于天气骤变的缘故，一上路我患了感冒。多亏有孙瑞林照应。
3000 多里路程，历时两天两夜，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全家3 代，分别
从各地归来，劫后重聚，畅叙别情，颇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人高兴的是见
到了才一岁半的小孙子，使我感到格外亲昵，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隔代
亲”吧。
回到北京后，干校和云山地区不少同志还陆续来看望过我。周田的小赵、
小陈等及云山垦殖场总场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时都到我这里来。他们未来之
前，先打听我的情况，想叙一叙，又怕给我“添麻烦”，大概也是担心我重
新任职后不像在云山时期那样了。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便通知门卫：凡是江西来找我的人，请立即通知我。
他们的到来，不仅使我有一种亲切真挚的故人之情，同时，也帮助我了解一
些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群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密
切党群和军民关系。可以说，这也是我走“五七道路”的收获吧。
第二十九章军政大学时期
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住在水电部宿舍先佛处。春节过后，
大约是4 月20 日左右，叶剑英来电话，让我到他那里去一下。这时，他主持
军委工作，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军委决定，让你到军政大学工作。”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从1958 年离开军队，已有13 年了，作为一个老兵，
我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人虽离开了，心却不能忘记，对建国初期，我所
从事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一直十分怀念，从不认为有所谓的教条主义错
误，我盼望有一天能继续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一天竟随
林彪反党阴谋的败露而到来了。
从叶帅那里回来不久，又接到让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的通
知。当时，参加中央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这说明“文化大革命”
以及1958 年强加给我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
线代表”等等大帽子，无形中被摘掉了。
会议期间，毛主席约我和苏振华谈话。虽不知谈什么，但有个感受，认
为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我们等了两天，汪东兴来说：“主席有别
的事不能来了，他让我向你们转达他的话。他说，你们恢复工作了，今后要
好好工作。”
这两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从1958 年被打倒后，虽事过境迁，但是，
我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得到党和毛主席的继续信任。我们当时所进行的事
业，也应该说是得到了党中央的重新认可。所以那时我没有想别的，就是想
怎样好好工作，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夙夜匪懈，矢诚矢忠”。
我去军政大学时，唐亮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他是红三军团的，过去
我与他不熟悉，但在接触中感到他稳重，细致，好商量问题，这使我增强了
信心。我们决心顶住压力，密切合作，搞好军政大学的工作。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端正办学方向，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好传统。德高望
重的刘伯承元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主持南京军事学院
工作时，为给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却
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那次批判，把我军刚刚开展起
来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反掉了；把全军刚刚发动起来的研究外军军事科学
的积极性反掉了；实际上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反掉了。所
以，我一到职就想到要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传统。
为此，我专程去看望了刘帅。那时，刘帅已近80 高龄，
当我向他汇报，他只是说：“你去教书，好！我年老了，你年轻，好好
干吧。”
刘帅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想，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一定能恢
复南京军事学院时的局面。
当时，使我产生迫切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想法，还因为全军训练教育状
况实在令人担忧。1960 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
军政对立，大砍大减军事训练时间，提出，其他工作与“政治”发生矛盾时，
都要给“政治”让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突
出政治”的观点被推崇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而“突出政治”就是抓
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在这种
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
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脱离政治”等等大帽
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对这种状况，我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阐明军、
政二者的关系，但总感到，军队毕竟是军队，不学好军事算什么军队？毛主
席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我下
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要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
全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
我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
面整顿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 月份成立了军事筹备组，
10 月派出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文化大革命”，对院校建设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积累的珍贵教
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器材设备损坏，多年培养的优秀教员也流
散了。恢复军事教学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感到最难的是缺少会治校的领导
干部和懂得教学工作的教员。好在叶剑英对我们很支持，当我提出把原在院
校工作过的段苏权、陶汉章、贾若瑜、陈中民等同志调回来，充实学校的领
导班子时，军委都批准了。后来，何长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又向叶帅
建议，请他到军大来工作。我知道何长工在江西苏区红军学校和延安抗大任
过职，有院校工作经验。
这些同志陆续调来后，军政大学领导班子加强了，懂教学的人多了。11
月我们又以军政大学党委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要求重建和加强教员队伍。
之后，陆续从全军各部队调了100 多名教员，又从军政大学机关干部中挑选
了一些可以作教员的，共有军事教员76 人，政治教员141 人。
这些同志由于长时间不在教学岗位，有的又长期参加“支左”，多年没
有接触军事理论，过去掌握的东西也生疏了。为了尽快使他们适应教学特别
是军事教学工作，我们于1973 年1 月举办了军政教员学习班，培训陆续调
来的教员。军事教员班，以学习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研究
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为主，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重研
究战争初期作战行动，反空袭、反空降、打敌人集群坦克，以及战争初期我
军军师进攻作战（运动战）和防御作战（阵地战）组织指挥等。政治教员班，
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年又
开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我同哲学教员一起研究
哲学课程并写讲授提纲。
当时的政治形势虽因林彪垮台宽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