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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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时，王洪文总是想挑动军政大学揭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
有人企图把揭批的矛头引到唐亮身上。当时有人同我谈话，说唐亮怎么怎么
不好，我一听就知道他们的用意，不表态，示以抵制。 1976 年“天安门事
件”后，上面要求各大单位开“声讨会”，并要求将主要领导谁参加了、谁
未参加的情况，向上面作报告。我对开“声讨会”很反感，就有意不去参加。
唐亮为了保护我，特别交代办公
室起草报告的同志，要写上：“萧克因病没有到会”。报告起草好，唐
亮看了觉得还不行，又改为“萧克同志因病发烧了没有到会”，使我免遭“四
人帮”的纠缠。这也说明，办公室许多干部，也同我们一致抵制当时“左”
的淫威。
军政两领导团结一致，就利于党委的团结，形成政治上较一致的领导集
体（客观上是党委多数同志对“左”的不满），对“四人帮”进行了必要的
抵制和斗争。同时也花了很多精力整顿和恢复教学工作。教员队伍建立起来
了，教材、器材和设备慢慢搞起来了。我们认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和军事教学，培养了数千名学员。军政大学时期，全校绝大多数同志是认真
工作的，并给我们很大支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斗争形势复杂严
峻，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稳定，坚持优良的建校传统，为
以后的分校建院打下了好的基础。
1976 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
东主席相继辞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广
大人民群众对“左”的路线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满，反抗情绪
不断积聚。
1 月8 日，周总理去世，举国哀悼。追悼会那天，我跟着总理的灵车，
一直到了八宝山。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自发地站在马路两边，
送别总理。那个场面，我是第一次看到，路两侧是黑压压的人墙，街道两旁
三层、四层楼和楼顶上也都是人，秩序并然。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着总理，
为这位长期为党、为人民工作，又在“文化大革命”极为艰难处境中支撑局
面的伟人去世而哀悼不已。当时我就想，人民群众这样怀念总理，也是寄托
着一种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不满的情绪。
果然，总理去世后，越来越多的人到天安门广场以悼念总理为名，宣泄
这种不满情绪。我和唐亮当时与广大群众心情是相通的。上面通知不让去天
安门，我们传达了，却并不严格执行；军大有不少人去天安门，有的还抄回
一些反“四人帮”的诗词，我们都知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发生了“四五”事件，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很不得人心。虽然
中央发了文件，但我们心里都不赞成，感到，“文化大革命”是最脱离群众
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犯过“左”倾错误。但那时毕竟是打国民党，反
对帝国主义的。而“文化大革命”是打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
革命干部，是打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群众，是打国家急需的掌握
了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这样打下去，岂不要把我们党打垮，把我们国家和
民族打垮？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虽然不公开
说，但在行动上采取不同方式加以抵制。这个办法在军政大学是成功的。我
是校长，同政委有默契；我们又同若干人有默契，事情就好办多了。在共同
的思想状态下，我们对许多事都心照不宣。
“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单位清查去天安门的人。虽然我们知道
什么人去了，只要大家不讲，我们也不去追
查。一方面是想保护一些同志，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制“四
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1976 年10 月，华国锋、叶剑英领导一举粉碎了“四人
帮”，真是大快人心。华、叶下决心办这件事，是顺应了民心，也顺应
了历史潮流。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历
时10 年的一切浩劫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摆脱了严重危机
和动乱，有了新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
行，对他们篡党夺权、反党乱军的阴谋
活动进行彻底清查。在这期间，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开展教学活动。 1976
年秋冬，在连云港举办了一个抗登陆研究班，
为部队培训军事干部，沿海军区派了130 人参加。
从1972 年6 月到1977 年6 月，5 年时间，军政大学共招收12 个班次，
学制少则3 月，多则一年，共训练军事、政治、后勤学员6600 多人。1977
年11 月，中央军委决定
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
学院、后勤学院三所学院，均隶属中央军委，
由三总部分别进行业务指导。军委任命我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
唐亮为政治学院院长。这样，我们又分赴新
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第三十章军事学院八年
1978 年1 月，军事、政治、后勤三个学院正式开始办公。三个学院的重
新成立，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军队的教育重新被提到战略地
位的结果。1977 年下半年，军委连续召开会议，作出整顿军队，加强军队现
代化建设的决议，并通过了“办好军队院校”和“调整、重建院校”的文件。
到1979 年，全军共新建33 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 所，共计117 所，大体恢
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同我主持全军训练工作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
1978 年12 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
意义的一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是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为我们在各方
面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保证。
拨乱反正，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打破“两个凡
是”的框框，清除“左”的流毒，解放思想。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危害我们党长达10 年，他们倡导个人
崇拜并设置很多禁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当时，有两句话：上了
书的不能改，也不能发挥；没有上书的不能说，也不能想。这实际上就是“两
个凡是”在教学上的框框。我感到，不打破“凡是”的禁铜，不肃清“左”
的流毒，不从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是办不好军事学院的，也就不能完成培
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历史任务。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从此掀起
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我们在全院也开展了这一讨论。为了取得好的成果，除
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干部、教员、学员和基层分队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办读
书班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讨论。全院举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5 期，
各部、系分别举办了团以下干部读书班14 期。军、师、团领导干部参加学习
班的达92％。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大家从基本原
理上弄清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加深了对“两个凡是”
错误的认识。
当时，我在全院大会和各期读书班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了要搞清以下
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已有的定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
停滞不前。任何定论都不是终极真理，因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正确与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它从实践中
产生，又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凡不符合新条件的定论，就
不能拘守。要彻底改变那种把领袖著作、言论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
法。要改变那种凡是上了书的、作了决议的就不能更改的错误观念。如果后
代人被前代人的具体结论所限制，为“凡是”或类似“凡是”的框框所限制，
不注重现状，不注重发展，思想就要僵化。
如何看待党的历史。林彪、“四人帮”惯于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
他们以宣传毛主席为名，对党的其他领袖和历史人物，一概否定。好像党的
历史就是一个伟人的活动，对这种作法我早就从心里反感。我认为，解放思
想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
目。讲党的创始人，首先要讲李大钊、陈独秀；作为缔造者，毛泽东是其中
之一。讲井冈山斗争，讲红军打仗，必须讲毛泽东，也要讲朱德。讲历史，
既要讲成功，也要讲曲折，既讲胜利的经验，也讲失败的教训，一句话，存
真求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取真知。
如何看待传统。当时，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当
包袱，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接受新观念。对战略学、战役学不敢研究讨论，
一讲战略，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传统和经验是我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然要继承，但继承的意义在于运用和发展。如果把
红军在江西时期诱敌深入的办法，机械地搬到现在，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
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城市，没有现代工业，一切取之于敌，敌人来了
就“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撒开两手，请你进来”。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不
同，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
树立创新意识。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1958 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
验了，致使多年来对外军的状况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
必须打破军事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
敌为师”，为我所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
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
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外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
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
1979 年2、3 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
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的右派、
退赔“文革”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
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
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疑虑。
我们在全院范围内反复深入地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大家认识到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各级干部对解放思想感受很深，
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党的政策，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
之，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
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
说有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
多。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
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
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
两个调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12
次座谈会，还听取了10 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学院党委于1979
年9 月10 日至12 日召开了全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工干部和学
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
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8 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
冤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 个人更严
重些（有4 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
的处理，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
感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
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
为三个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
的。我们在原军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
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
学院副政委林浩，在“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
来看，罪状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
着语录像菩萨念经”，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
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
平反，还向军委作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外，还对“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
进行了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 年代中后期。十
二届六中全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
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
昭雪，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
因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
过去对我怎样，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
都是党内“左”倾错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
误的。当时，总政虽然撤消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
事路线代表”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
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处理了许多同志， 20 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让
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军事学院
在1978 年和1979 年两年，先后为756 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
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一部分是1958 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
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
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