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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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排长、司务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
斗志旺，带动了部队。除此之外，我觉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经验可
以总结。比如，注意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我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
转过来的，因此，对政治工作也重视。从南昌到抚州途中我连指导员李亭林
跑了，我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
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途中常拿出来讲一

讲。

当时，我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
队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了。还有
咱们的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
我们一起打回广东，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

其实，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
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我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响很大，士兵们
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
因愿做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
想结合起来讲，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
潮卷来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
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部队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认为，部队暑天长途行军，
又不能经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卫生，才能保
持体力，减少疾病。我连司务长是从班长提起来的，有战斗经验，他知道伙
食的重要，我们常常一起商量，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粮，
到驻地现购买，有时买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宁可累一些，行军都背着米，
带着伙食担子，部队一停下来，就烧开水、做饭。一路上，很少挨饿。

在汀州停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11　军共产党员大会。记得是晚上开
的，有一两百人，挤在一间庭堂里，中间摆张桌子，当做主席台，桌上放盏
马灯，光线不强，看不清人脸。只听到主持会议的人是四川口音。这口音还
熟悉，我想起来，在宜黄听过他讲话，是军党委秘书长欧阳继修。

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长期在白区做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文化大
革命”后期审查他的问题，有人找我调查，问阳翰笙是不是参加了南昌起义？
我就是根据宜黄的那次讲话和汀州的这次党员大会，给他作了证明。

上井冈山后，我和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他在25　师工作）闲谈，说到汀
州的党员大会，他说，当时他也在场。我俩很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大
会的内容。毛泽覃也记得，主持会的是欧阳继修。　1932　年我和毛泽覃在江
西富田碰面时，又谈起了这件事。

那天会上，有两个人作报告，首先是李立三，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但对
他的名字熟悉，他在上海、武汉搞工人运动，很有名声，又是南昌起义党的
前敌委员会成员，南下时公开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保卫处长，还有那张打土


豪挑谷子的布告，使我对李立三更为敬佩。

李立三讲话很风趣。他问：“我们南下到广东，还要不要国民党啊？”

底下交头接耳了一会儿，有人说：“国民党反动了，不要！”

有人则说：“三大政策还要，国民党也得要。”

李立三很干脆地说：“我们到广东，只有共产党领导，至于国民党嘛，
我们是联合它。三大政策是‘联共’。我们改个字叫‘联国’，联合国民党。
当然是指左派。”

他的这番活，反映了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南昌起义我们没有完全
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到这时，已比较明确地提出共产党领导了。

李立三还讲了革命军要遵守革命的军事、政治纪律。又说：“我们还有
一条纪律就是要照顾好伤病兵，给他们医治，还要找人抬他们。没有人抬伤
病兵行吗？如果那样，我就打起旗子到街上去拉夫！”

李立三讲话有鼓动性，又爱用比喻。开始我们没理解，听后一愣。他转
而笑着说：“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去拉夫。我的意思是要照顾好伤病兵，这
样才能鼓舞士气。否则，没有人打仗了，不就得去拉夫吗？说拉夫，也是出
钱请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台下也是一片笑声。

接着，欧阳继修又请叶挺讲话。叶挺主要讲战争形势，说：“在会昌的
两仗都打好了，打败了两个强敌，说明我们还是铁军。”他也讲了纪律问题，
说军队就得有纪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更要有纪律。他批评了一些
党员在战斗中表现不大好，还不如非党员勇敢。讲到这里，他显得很激动，
说：“共产党员是什么？就是带头兵，是榜样！就要比别的人勇敢，打仗冲
在前，退却走在后，没有这点精神，还叫什么共产党员？”

我们从汀州出发，向潮汕进军。离潮州不远时，政治部在路边竖了块大
标语牌，上面写着：“潮汕在望”4　个大字。看到这个标语，大家都欢呼起
来。当时我就想，这4　个字很能鼓劲儿，看到它，疲劳、病痛一扫而光，走
起路来，脚下生风。

在潮州住了两天，又开往揭阳。在揭阳，听说陈济棠的部队来了，就在
距揭阳不远的丰顺一带。一天，全师排以上军官集合，　24　师师长古勋铭（师
长本由叶挺兼任，古是到潮州新任）请叶挺军长讲话，叶说：“前面有陈济
棠的部队9000　人，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打好这一仗，消灭陈济棠。”

后来查明，我们对敌情的侦察和判断有差误。敌人不止是陈济棠部，还
有薛岳、徐景堂等部，兵力也不止八九千。

钱大钧和黄绍坑在会昌吃了败仗，但部队没有被歼灭，余部又集中到梅
县一带，准备与我军再战。此外，蒋介石、李济深又将陈济棠第11　师、徐景
堂第13　师和薛岳的新编第2　师，编成了一支由陈济棠任总指挥的东路军。两
路敌人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我们侦察和估计的数目。

第二天，我们向汤坑前进。11　军25　师在大军南下时已留在三河坝；　20　
军3　师留在潮汕。往汤坑的为11　军24　师和20　军1、2　两师，战斗部队共6000
多人。

大约是9　月28　日的下午，我部走到浮山附近，前面传来炒豆般的枪声，
还夹杂着沉闷的炮声。我们知道20　军在前面打起来了，就加速前进。赶到时，
已是傍晚。双方停止交火，我们就在阵地上露营休息。

第二天投入战斗，才发现敌人相当强，兵力数倍于我，又做了工事，易
守难攻。敌人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连叶挺的指挥部都转移了好几个地方。


这是一场罕见的恶仗。从天亮打到黄昏，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拉锯似
地相互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攻不动对方的主要阵地。我营与2　营
在一横山坡上与敌人对抗，我看到对面有个小丘，双方无人。就率两个排去
占领，将到丘前，敌兵亦从北面来，我们从丘南抬头打几枪，低头隐蔽，敌
方也如此。我连打了几个手榴弹，一声爆炸，乘机占领。不到半小时，敌又
夺回小丘。我退却后，敌人也退了，此后双方都没有去占领。2　营打退了敌
人几次攻击，营长廖快虎被敌弹击中，传令兵要背他下阵地，他坚决不肯，
面对敌人坐着，表示决不后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敌人阵地上的枪声稀疏了。叶挺军长又调
24　师夜袭敌营，敌人早已在白天我军攻击的地方加修了工事，我们没有攻
动，只好撤下来。那晚，又在阵地上露营。第二天一早全线撤退。

上路前，军部通知要吃一顿饭。这是两天来唯一的一顿正经饭，官兵们
是流着眼泪吃的，因为照常做饭，吃饭的人却少了。我连在战前有兵70　人，
现已伤亡过半，一排长牺牲，二排长何凤鸣和传令兵班长负重伤。有的连队
甚至不到一半人。

这样惨重的伤亡，在英雄的叶挺部队是空前的。
汤坑一仗，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
后来我到广东才知道，我们撤退后，敌人也撤了，两败俱伤。但我们吃

亏，因为我们兵力本来就不充实，以劣势兵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我们拼不
过。另外，敌人有广东的大地盘，我们没有站住脚。所以，在战略上就被动
了。

9　月30　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　10　月1　日退到离潮州20　余里处，
因潮州已被敌人占领，就转向揭阳炮台。当晚，过一条小河，就在河西村落
宿营。1992　年11　月，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建立65　周年纪
念大会后，又专程去揭阳炮台，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揭阳炮台大变样了。
记得我们从汤坑撤到揭阳炮台的那天，部队都挤在一起住。现在街道有一里
多长，也宽了，繁华了许多。

在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我问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婆婆：“60　多年前，

叶挺部队从这里经过，你知道吗？”
老婆婆连声说：“知道，知道。那年我16　岁，见到了。”
我说：“你怕不怕？”
她伸出大拇指，说：“那是好队伍，不扰老百姓，我不怕。”
我问她：“你还记得部队是从哪里过河去的？”
她向街道西头（街道东西向）指着不远处一条河，说：“就是那里。”
“我过去看了看。河面波光粼粼，河水湍湍流着。
那老婆婆也跟了过来，指点渡口给我看。又说：“我从小就在街上住，

已有几十年了。小时候的事我都清楚。当年，好多部队从这里过，我们弄不
清是怎么回事，但都晓得这是好兵，不骚扰老百姓的兵。”听了这话，我感
慨万千。当年从汤坑败退的叶挺部队，在老百姓的心中还留着那么好的印象。
人心是秤，英雄岂能以成败而论？

在揭阳炮台渡河后，　10　月2　日，到贵欤宿营。有个传令兵从我连经过，
向我打听20　军第1　师的驻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传命令。”
说着便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总指挥部的命令，
要部队向海陆丰前进。汤坑战斗后，我们先向南，又向西，也不知要往哪里


去，看到这个命令才明白是去海陆丰。

海陆丰，我早知是彭湃做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有“小莫斯科”之
称，现在要向海陆丰去，方向对了。

3　日，我们从贵欤出发，向海陆丰前进。走了三四十里，来到一个大平
坝，停下休息，生火做饭。这时，部队还有六七千人的样子，人喧马嘶，挺
热闹。

吃过饭，继续前进。走到白马流沙，突然遭到敌人袭击，20　军和11　军
24　师被拦腰截断。我营奉命阻击敌人，到天黑时我连还有三四十支枪，右边
70　团一个连也在抗击。我们坚持打了一夜，第二天退往贵欤。这时，贵欤挤
满溃兵，乱成一团，已经无战斗力了。

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行程数千里的南征，
终于在强大的敌人围攻之下失败了。

革命遭受了挫折，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段落难的日子。


第五章从潮汕到湘南

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我所在的第24　师被分割，溃散了。第二天返回贵
欤，我这个连还剩下约20　个人。到处乱哄哄，群龙无首，兵荒马乱。

我知道汤坑战斗后上级原计划是去海陆丰，便决定带着这20　人单独行
动。我向部队说，“不要灰心，只要到了海陆丰彭湃那里，就有希望！”

我们向南走了一程，便拐向西，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没有地图，又没
有向导，只靠看天辨方向，方位不准，几乎是盲目行动。

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人也精疲力
竭。有的人丢掉枪悄悄溜走；有的人干脆坐下不走了。不到半天，　20　人的
队伍仅剩下七八个人。

当地的老百姓喜欢枪，人们都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生病或疲惫的兵士
掉队二三十步，就会有人突然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来，抢了枪便跑。走在队
尾的兵发现后，惊呼不迭，我们赶紧放枪威胁，抢枪的人一下钻进人群就找
不到了。这样的事在行军中发生过几次。

一天下午，经过一个村子，刚到村口，就有人打枪，村的侧面也传来枪
声。我们还击了几分钟，仅剩的子弹打光了。眼见村里和村边有人向我们冲
过来。一个班长对我说：“看样子不是敌人，东江的百姓就是要枪。”说完，
他把枪往路边一甩就跑了，别的人也边跑边扔枪。

村里的人追上来，我回头看看，果然是老百姓。我刚松口气，又有人围
上来了，是国民党第13　师的部队。

我们都被俘虏了。

当天黄昏，我们被押到潮阳，关进一个大祠堂。祠堂里已有一二百人，
都是叶贺部队的官兵。我们进去，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往汕头，关进离13　师司令部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
院里关押二三百人，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

敌13　师的军官经常来查看，每次都要大声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有。”

那时，军队中党员数量少，而且身分不公开，这样的回答也很自然。

我除了党员身分，还是连级军官。被俘前，我连的士兵对我说：“实在
走不动了，如果被抓住我们就说你是司务长。”被俘后，我一直称自己是司
务长。但我知道，俘虏中有不少人认识我，身分恐怕隐瞒不住。

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审问，他直接了当地说：“你是叶挺的连长，知道
叶挺、贺龙是共产党吗？”

我见行政身分已暴露，便不再掩饰，说：“贺龙是20　军的，我不认识。
叶挺是我们的军长，但我平常见不到他。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我们下级哪里
知道上级的事？”他又问：“部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说：“去年我们从
广东北伐，今年从湖北二期北伐，回到湖北后，又从江西到广东，我们听到
的就是孙总理、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这些，旗子、军装、帽子和你们现在一
个样。”

他见问不出什么，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我便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原
有两个军官，更便于监护。

有一天，我和同监的几个人在楼下散步，一个看管我们的敌军官也凑过


来与我们闲谈，说：“叶挺、贺龙在南昌造反，张发奎回到广东向李军长（济
深）报告了，李军长就下命令打你们。但李军长还有一个命令，说叶挺部队
是属他指挥的第4　军，俘虏都不准搜身。你们不要怕。”

说起来，叶挺部队与李济深确实有些关系。叶部从广东出发北伐时，李
济深为4　军军长。当时4　军有4　个师，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
参加北伐；李济深率两个师留守广东。参加北伐的队伍在两湖战场打得好，
称为铁军。到武汉后扩编了，又成立了一个4　军和一个11　军，与李济深虽没
有建制关系，但原是李的旧部。我们兵败以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
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
我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