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7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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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饭时，惠萍神色慌张地来到了青歌家里，进门就“扑嗵”一声跪在了青歌的炕前，一声一个姐地叫，脸色苍白，泪流满面。
　　青歌跳下炕，要扶惠萍坐在炕边，说有事坐下说。
　　惠萍并没有站起来，她泪涟涟地说，姐，靠你了。
　　青歌噘了嘴，佯装生气的样子说，你不起来就是拿我当外人。
　　惠萍执拗地说，姐，你不应，我就不起来。
　　青歌叹着说好好好，姐应你，你起来。
　　惠萍就起来了，一面抹眼泪一面哽咽着说了一件吓得青歌手脚冰凉的事。惠萍说她今早起来扫院子，在红芋窑边上发现了一棵折断的的小杨树，觉着奇怪，自己家里咋会有小杨树呢？会不会有人想陷害她和贺老五，这么想着，就朝红芋窑里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家的红芋窑里有一大把小杨树，她跳进红芋窑里数了数，不多不少，恰好十六棵。说到这儿，惠萍把青歌抱紧了，哀求着说，姐，你说，家里的门关得好好的，谁会进来呢？只能是他了，他这回算是把祸闯大了。姐，求求你，你不救他，他可咋办呢？
　　青歌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脸白得像纸，眼睛瞪得像酒盅盅，这个贺老五也真是没有王法了。
　　惠萍说姐，靠你了。
　　青歌说惠萍，别怕，你先回去，我去寻老陆。
　　一会儿，青歌领着老陆走进了惠萍的家。老陆是公社来泔河村的驻队干部，穿一身中山装，戴一副近视镜，腮帮子总是刮得泛青，不苟言笑，一副随时要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神态。贺老五半躺在炕上，塌朦着眼皮，爱搭不理的样子。
　　青歌说贺老五，陆干部找你问案子，你看你啥态度。
　　贺老五大不咧咧地说，咱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不用舔谁的尻子，谁来我也是这样子，看得惯了看，看不惯了请便，我没请谁来。
　　老陆端着架子问，贺老五，我问你，你要如实回答，你为啥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
　　贺老五说，我对社会主义满得很。
　　老陆问，满得很？满得很为啥还要折社会主义的小杨树？
　　贺老五一惊，欠起身子问，谁说我折社会主义小杨树了？是哪个王八蛋说的，你把他叫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地对质。
　　老陆说，不用对质，小杨树就藏在你家的红芋窑里。
　　贺老五说，放屁也不拣个地方，我家的红芋窑里连根球毛都没有。
　　三个人来到贺老五家的红芋窑，十六棵小杨树正躺在那里，蔫拉巴几。贺老五急赤白脸，原地转着圈儿，一个劲儿地喊不是我不是我。
　　老陆说，背的牛头不认赃。说毕，朝门外一声喊，来人！随着老陆一声喊，六个武装民兵冲进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贺老五来了个五花大绑。
　　贺老五软了身子，也软了语气，他说，陆干部，不是我呀。
　　老陆说，在你家的红芋窑里，不是你就是你媳妇了？
　　贺老五拧头看惠萍，惠萍垂着头，揉搓着衣角，浑身筛糠，他知道，借她一百个胆子她也不敢折社会主义的小杨树呀。
　　贺老五猛地想起昨天晚上青歌来过他家里，一定是这个臭婆娘趁他和惠萍不注意，把小杨树扔进他家红芋窑里了。贺老五转向青歌，喷着唾沫星子愤愤地骂，你个臭婆娘，一定是你害的我，我骂了你，你就害我，你就悄悄把树苗扔进了我家的红芋窑，你真是个心比蛇还毒的臭婆娘！　
　　贺老五被判了十六年，一棵小杨树一年。泔河村的人们说，妇女队长也是你贺老五惹得的？自讨苦吃！
　　宣判贺老五的第二天早晨，惠萍牵着思庆离开了泔河村，她要领着儿子回到她的老家去了。青歌一直把惠萍和思庆送出了村口。
　　惠萍拉着青歌的手，拉得离思庆远一些，才悄声说姐，靠了你。
　　青歌叹一声，说走吧。
　　惠萍说姐，这一去，这一辈子怕是都见不着你了。
　　青歌说心里想着，啥都有了。
　　惠萍说姐，你对我那么好，我没啥报答你。
　　青歌说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过好了，就算报答我了。
　　说到这儿，惠萍的目光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样子。
　　


二哥的婚事
■　　阿　蹦
　　我现在跟你说的并不是鼻子的事。
　　那件事真是糟透了，没有人把我从屋后的老榆树上推下来，是嘎厸的叫声实在太好听了。嗄厸是一种鸟，指甲那么丁点儿大，只有我们那才有那种奇怪而有趣的鸟。可我母亲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母亲说，嗄厸是给阎王爷报信的，一听到嗄厸的叫声，鬼就会从池塘里出来。
　　我母亲的意思是嗄厸总是傍晚时叫。但是嗄厸有彩色的翅膀。苍蝇也有，所以它们都是鸟。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我从树上摔下来后，母亲找来一块白布，在流血的地方洒了一点云南白药，然后把我的脸缠了起来。我母亲一边缠一边骂骂咧咧的。我对她说，天天捉嗄厸的孩子，哪能不从树上掉下来？因为我母亲做饭时，经常把我们兄妹从灶屋赶出来。
　　“不好吃的狗子，不在锅边嗅。”
　　我母亲一边说，一边会拿锅铲打我们伸向菜盘的手。我只见过一次她没这样干，那是我大哥第一次把我侄子石头从山西带回来的那一次。大哥在山西农村的一个小集镇做手艺时，找了个当地女人落了户。我母亲笑呵呵的，额头的汗珠掉进了锅里，她也顾不上去擦一下。
　　我的鼻梁骨摔断了，这事听上去就有些可怕。从现在起，我就是个塌鼻子，跟村东头的翠花婶婶一样，脸上只看得见二个细孔出气。我母亲咬牙切齿地对我说：“老八，你长大了准跟老二一样，打一辈子光棍。”
　　我一直躲在纱布后面笑。我从来没有想过找媳妇的事，为此我瞧不起二哥。他都三十多岁了，还那么傻头傻脑，经常和父亲吵架。自从上次我对母亲讲过那件事后，我母亲就张罗着给他找媳妇。去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爬到村子最高的榆树上捉嗄厸，刚爬到树顶，突然刮起了大风，树枝剧烈地摇晃，从河滩那边吹来的乌云从我头顶掠过。
　　我随着树枝在空中幸福地摇晃，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只嗄厸。
　　很快，暴雨倾盆而下。我抬头西望，看见娘娘凹守桃树的狗肠子躬着身子狼狈地往山脚下跑。我赶紧从树上溜下来，钻到桃树林。桃子还未成熟，我坐在桃树枝上，吃得肚儿都圆了。准备下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二哥从对面山坡的坟堆里提着裤子钻了出来。
　　过了一会，塌鼻子的翠花婶子也像鬼魅一样从坟堆里钻出来了。他们两人都淋成了落汤鸡。
　　我回家跟我母亲说了这件事，我母亲的脸立即红通通的，接着她打了我一巴掌，告诫我以后不准在外人面前说这件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打人。她生养的孩子一大串，像藤架上结的葡萄。可是她既然那么喜欢打人，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生下来？
　　所以我不喜欢她。我只喜欢偷偷溜到屋后池塘旁的榆树上捉嗄厸。
　　我把它们放在玻璃糖罐里。到了晚上，我就用缝被子的大鼻针把它们挨个钉在床头上，然后躺下来睡觉。它们透明的翅膀在空中扑扑地飞，直到第二天早上还停不下来。不过，我二哥讨厌嗄厸。可能是有灯光的缘故，那些嗄厸半夜里也会偶尔叫几声，我二哥气鼓鼓地从床上跳起来，把嗄厸从墙上扯下来，用力甩在地上。
　　我摔坏鼻子的那天，看见我二哥和父亲在堂屋里打了起来。
　　二哥用力将父亲推倒在地，嚷道：“没用的老货，没本事就别把老子养出来！”
　　父亲举着擀面杖的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我觉得父亲确实没本事，要是换了我，我二哥准遭殃。我会像隔壁的明国叔对待他的儿子“小和尚”那样，把他丢到河里淹得半死再捞起来。我的母亲也有点傻头傻脑，为了哥哥们的婚事，她也没少上别人的当。村子里吃闲饭的懒汉、婆娘经常来我家骗吃骗喝。我家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都让这些人吃完了。随是什么人，只要人家说要给哥哥们说亲事，父亲就满脸堆笑，让母亲到灶屋忙这忙那。客人吃完，抹着嘴唇就走了。我记事时起就这样。
　　就连好吃懒做的三婆也能把母亲骗得团团转。
　　半个月前，她吃完我母亲给她做的一碗糖鸡蛋。我已经记不清我母亲给她做了多少碗糖鸡蛋了。她舔了舔嘴巴，很有把握地说，“女方就住在离我家二里多地的一个叫蔡洼的小村子，死男人都几年了，有二个孩子，只要老二愿意倒插门，我看能成。”
　　我只听说三婆娘家在大别山脚下，离我们这里有三十多里路。山里的婆姨朴实，也能干农活，二哥听了就很高兴，我捉摸着他早想这么干了。他想学我的锁匠大哥那样离家远远的。那天，三婆在我们家吃了晚饭，父亲领着她来到我家前面的猪圈，看我母亲喂的那头肥猪。
　　父亲说：“到了年底，猪就可以出栏了，到时候猪下水谢你这个大媒人啦。”
　　父亲原来也是个锁匠。我听人说，他爱跟一些骚娘们勾搭。夜里，他常用自己配的钥匙去开那些女人的门。上个月的一个晚上，我到池塘边的柏树林子里捉麻雀。麻雀都是些见不了世面的呆货，手电光一照就懵头懵脑，等着人去捉。那天晚上我没有捉到麻雀，却看见父亲和一个妇人鸽子一样叠着脖子换气。父亲的裤子已褪到了脚跟。靠墙跟的一块平滑地方，地上垫着稻草。那妇人见到手电光，早溜得不见人影。那妇人的背影我认得，像是翠花婶子。
　　父亲见是我，不紧不慢地紧着裤腰。
　　“狗日的老八，这么晚了，还在照什么呢，没看老子在解手吗？”
　　我以为很快就会忘了这件事。我之所以现在还时时记着，是因为父亲的屁股太白，太亮了。在黑暗中灯笼一样发光。我相信我会一直记着这件事的，到死也不会忘记。但我不敢告诉母亲那件事。我怕她会打我。可是，从昨天起我相信父亲再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了。
　　一大早，二哥从蔡洼相亲回来了。他是和媒人三婆一起回来的。他前天就去了，和女方相亲后，在三婆的娘家住了一夜才回来。二哥很高兴，就像已经把那寡妇搞到了手似的。三婆说，女方也比较满意，就是男人死时家里欠了几百块钱的债，如果我家能拿出五六百块的彩礼，这事就算成了。
　　父亲愁苦着脸，走到厨房和母亲小声嘀咕着。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孩子—生的终身大事，你们看着办吧。”
　　三婆吃完糖鸡蛋，示威似的丢下一句话就走了。那天晚上，二哥和父亲又吵了一架。父亲劝他说：“那女的结了扎，给人家养后人不划算，找个瞎子跛子，生个一男半女，也比找个绝户头强。”
　　二哥摔着凳子，回道：“你一辈子养了这么多伢，到头来又有什么吊味？”
　　他们两个就这么又吵起来了。我三姐吓得大哭。我父亲气得浑身哆嗦。他从母亲手里夺过火钳，撵得二哥疯狗一样满屋乱跑。我母亲扯不住，被父亲一胳膊甩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这才愤愤地停下来。
　　二哥悻悻地回到房里蒙上被子睡觉。我和父母亲在一个床上睡。夜里，父亲翻来覆去睡不落觉，几次坐起来靠在床头抽烟。母亲小声对他说：“他伯，急也没用，我看明天到二丫头和我娘屋里把钱凑齐了吧，把这个冤孽的大事解决了，随怎的也算翻了一页书，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啦。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让人家看笑话也不是个事。”
　　父亲长叹一口气：“我养的是儿，哪晓得到头来喂成了骡子，老大跑到外省给人家养后人，现在老二也这样，早晓得还不如一出生就丢在尿凼里淹死了还省心一些。”
　　天没亮，父亲就带着我一起到二姐和舅舅家借钱。父亲说，带着个小孩借钱时有个由头，好说话。一听说借钱，二姐夫就找人把仓里的几百斤早谷用板车拖到镇上去卖。这工夫，二姐已经注意到我的鼻子。我撒了谎，把二姐拉到一边，告诉她说是我睡着了，被猪啃的。
　　二姐显得很伤心，摸着我的头疼爱地说，“老八，塌鼻子找媳妇难啦。”
　　二姐的话与母亲所说的如出一辙。我暗笑二姐太蠢了，只有人吃猪，猪怎么会吃人呢？再说了，我的鼻子也不是为媳妇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二姐太蠢了。
　　舅舅是二姐的媒人，两人在一个村子。二姐嫁给了舅舅的远房侄子。舅舅中午和父亲在一块喝酒。一直到二姐夫从镇上卖谷回来，父亲才讷讷地把借钱的事说出来。
　　


椿树下的悲剧
■　　胡晨钟
　　民国十三年，一场洪灾降临了。
　　椿树镇被淹没在浊黄的洪水中，这官道上繁华的店铺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只剩下一些屋顶和房屋的残骸。
　　绸缎铺的商老板跌跌撞撞地奔走在乡间小路上，在一场洪峰涌来之前，商老板伤佛有神灵指点，他抓起平日珍藏的一袋大洋跑了出来，房子轰然坍塌，一家老小葬身于洪水中。水还在漫延，商老板高一脚低一脚地拼命往前奔跑，他拉锯一样地呼呼直喘粗气，泥点子糊满了全身全脸，与平日那个光鲜、体面的老板判若两人。在逃命中他听到身后有涉水的响声，商老板回头一看，发现骤急的雨丝中裹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稍近才认出，是平日在绸缎铺门口卖荞麦粑的韩青山。
　　韩青山家境贫穷，靠卖荞麦粑糊口度日，对于这种又黑又粗的粑粑，商老板是不屑于品尝的，他在撩起长衫进店时，有时顺便也给韩青山一个微笑，但两人不是一个层次的，绝无交往。
　　小路到了尽头，尽头处是一棵两丈余高粗大的椿树，极为醒目，椿树镇因此而得名。水，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到了脚部，到了腰部，环顾四周，除了水还是水，商老板无奈，只好抖抖地勉力爬到椿树的枝杈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抚了抚那袋大洋，欲哭无泪，大洋限制着他再爬高的愿望，也宽慰着他那颗惊慌失措的心。
　　韩青山也随后爬到椿树上来，也许是负重较轻，韩青山爬到了商老板头顶上的那股枝杈上坐下来，两人在洪水的包围中成了生死邻居。
　　浑浊的一望无际的洪水缓缓地往前流淌，不时有死尸、木料、耕牛等牲畜漂浮而过。光阴在死神的威胁中一寸寸往前捱动。
　　韩青山不知什么时候从背上包袱中拿出一个荞麦粑说：“商老板，肚子该饿了，吃一个吧。”
　　商老板望着韩青山那脏兮兮的手，满是污垢的黑指甲，摇了摇头，但韩青山那极香甜的咀嚼声勾起了他的食欲，他这才记起已有好半天没吃东西了。
　　商老板忍住饥饿，出神地望着洪水，水没有退的迹象，还在往上涨，像这样涨上去，再过两天，就要淹到他的脖子了。由于饥饿，他攀在树上的手没有力气，肚里空荡荡，他犹豫了许久，朝韩青山喊：“青山，给我一个粑。”
　　“好咧。”韩青山好像往日做生意一样脆生生地答应，又接着说：“一块大洋一个。”
　　“什么？”商老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韩青山，真是黑了心啊，要知道，一块大洋一担白米，可以把他那一锅荞麦粑全部买光还绰绰有余的。
　　不吃，坚决不吃。然而接下去的光阴分外难熬，而韩青山背上那荞麦粑诱人的香味竟直往他鼻孔里钻。
　　商老板终于一咬牙说：“好，一块大洋一个就一个，拿五个来。”
　　说罢他去包裹里数银洋。
　　“又涨价了，我的粑不多，要买，十块大洋一个。”韩青山在头顶上不慌不忙地说。
　　商老板气昏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