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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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我们能够接受别的职业领域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但对医生的期待却要高得多，我们希望一个符合医生这个职业概念的人，能保持“高大全”的形象，上班下班一个样，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一个样，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一个样，甚至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桌上也在想着如何救死扶伤。
一位门庭若市的老教授，行医多年，辛辛苦苦像打仗一样看门诊，四五个小时，三四十个病人，最后仍然难免遭到病人的埋怨。去年，我陪妈妈去心内科门诊，复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情。几年前，我在医学院时，曾以白大褂的名义要了个女教授—其时也是大内科主任的门诊号。自打被这位教授听过诊后，我妈一直保存着那次的病历，有时说起女教授来，满脸崇敬之情。这回，我托人找到女教授的徒弟要了个号，弟子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上午11点以后来吧，别太早了。老太太门诊很忙，能给加号就不错了。还有，记着看完了一定要谢谢。”
我们到门诊时，一屋的病人、家属、实习生把老教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教授在重重的包围中已是严重缺氧，两颊鲜红。11点30分，有实习生招呼我们进门。老太太简单地问了问我妈的病史，翻了翻病历，看见自己几年前的字迹，便刹那间心领神会。她给我妈查了体，开了药。这期间，我妈高度专注，虔诚地看着老教授，期待着她能多说一句，再多说一句，仿佛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七八分钟后结束了，我像她弟子吩咐的那样说了声谢谢。我妈出门后问我：“七八分钟，这就算看完了？”似乎很不过瘾。我说：“是，其实就那么点事情，再说她以前也看过你。”
我妈又问：“怎么觉得我说病情的时候她似听非听的？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这回，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出什么词了。想想，要不是我还认识几个熟人能要到门诊号，一般来说，人们能被专家看一次很不容易。但因为跟专家一起出过门诊，我也知道其实除了疑难杂症和危重急症，一般病人开口说上几句话，这些专家就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显然，作为一个病人的期待不止于此。
有些职业，人们能容忍它仅仅是职业而已。这个时候，它可以等同于养家口、磨洋工等工资……人们可以宽恕这样的事，只是最后能干出彩的，大多是那些能把职业和兴趣融为一体的幸运儿，他们在现实里的比例并不高。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们面对它时，要求的是救死扶伤，起死回生，点亮自己随时准备照亮别人，面对每个病人都能百分之百投入，像协和名医张孝骞提倡的那样，“每个病例都是个研究课题”。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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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据说，餐馆里的好厨师一天中发挥到巅峰状态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炒出来的菜水平也很一般。但医生不比厨师，一般说来，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半天要看三四十个号，这其中，有些人是变卖瓦房全家出动，殷切期待专家神圣的嘴里给个说法的，但轮上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面对的期待值这么高，当初宣誓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好医生的道德感、责任感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好医生要把自己变成四五个小时都必须炒好菜的厨师。这背后一定应该有某种来自精神的神奇力量，才能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
从生理上说，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支撑这种时时刻刻绷紧的状态。既然医生也是普通的一副躯体，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年轻人在进医学院时，都向医神宣誓许诺时刻救死扶伤。只是到后来，在真正面对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宣誓比工作要容易多了。有些人不堪理想主义重负，中途变了节。而那些留下的呢？即使到了教授级别，如果只能分给每个病人七八分钟，也会遭到病人的抱怨。虽然这已经是医生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此外他无能为力。不知道有几位奋战在一线的医生还能轻松地同意：“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你所从事的现代医学是什么？如果让那些在一线工作的现代医生选择，在艺术、科学、宗教三者之中，他们可能一个都不会选。大多数现代医生，会去选另外一个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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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格林童话》温暖亲切，贴近人心，适合一家人围着火炉朗读。其中有一则童话这么写，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医生能欺骗死亡：医生会把病人的床头掉转方向，这样，死亡会违背意愿站到病人的头上方，不再纠缠病人。对应的中国故事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淮南子》一书中写一个叫神农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只知道怎么对付打猎时划下的伤口，什么植物吞下去能顿时神清气爽。有很多疾病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来得毫无缘由、气势汹汹，充满了隐秘和未知。这时的人们慌了手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疾病，只能认定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袭击了人体。这时，巫医站出来说，他有超人的能力，能借用神的力量，把魔鬼从病人身上赶出去。于是，病人落到了这些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医手里。
但这些巫医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教士渐渐承担了一部分治病的任务。这些教士们，被认为是联系神和人的使者，他们既管老百姓的精神救赎，也管治病。只是多半他们问的是病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教病人怎么祈祷，还给病人喝神水之类的东西，教病人怎么向神灵赔罪。在教士那里，治病和精神救赎难分你我。
1983年，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书中说的就是医学这门科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病但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
而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活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叶……这些医疗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它们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预后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就会发现，是人们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呼唤着医生这个职业的出现。因为无法解释疾病的产生，因为人的无知、势单力薄，因为疾病事关生命，所以理所当然地，人们会想到神。是神因为我们的罪过在惩罚我们吗？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猖狂地袭击了我们的身体吗？这些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而神是不亲自到人间挨家探访的，但他能派来使者。医生就是这降临人间的白衣天使，可以替神出面解决人间的疾病问题。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美好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促使当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在眼前这个时代仍旧存在。对某些疾病的一无所知、无法掌控，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现在，仍旧一个没少。虽然这期间，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由最初的原始人死于年轻力壮，到现在的人口变得老龄化，但仍旧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健康难题拦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这条生命之路并非坦途，总是看上去磕磕绊绊。而作为人，与生俱来地祈求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害怕，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感到恐惧，更对想象中可能导致的生命终结感到绝望。这个时候，我们寄予期望的、有可能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医生。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其实还是像原始人一样，期待着医生身上的神性焕发，期待他们站出来说能把病魔驱除出门，或者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人们坚定地认为，医生应该是这样的。
有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都是关于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 of GOD），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小说，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最后说的都是，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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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希望医生就是神，是千百年来把自己定位为弱者的病人的习惯。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有着一堆组合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上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就这样，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叫做“医生”的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赢得健康的任务。
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所有这些，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在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时届九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解释说，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指做事，立言指做学问。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病人当做自己亲人一样对待，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如果你尽了努力，病也治不好的话，病人会原谅你，医患关系就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在医生圈子里，裘法祖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除了精湛医术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年轻时留学德国，在那里当上了外科医生，在大学校园里遇上了日后的德国夫人。后来两人一同回到中国，成就了裘法祖赞道的“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他在中国开创了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迈出了器官移植第一步。他的裘氏刀法已成传奇，像极了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精、准、稳、狠。小李飞刀“出手一刀，例不虚发”，而裘法祖如果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但是，就像小李飞刀吸引读者的不仅是技术活，背后还有一股侠义精神。古龙说，小李飞刀是种象征，是“侠”的道义象征，是“武”的意志和力量的象征。裘氏刀法的精髓也不仅仅在于他的技术活，还离不开它背后的精神。这位外科巨匠，不像现在外科医生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开小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住在50平米陋室里的裘法祖老两口，时常听点古典音乐怡情养性。他总结一生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而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六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医生这一职业里的神性，需要生存在丰饶的土壤里，才不至于是一场空期待。
这土壤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有了那么点理想主义，医生才有脱离具体的庸俗的可能。但仅有理想主义显然还不够，还有一部分来自善良，也有人叫它人道主义。有了那么点善良，医生才有通向高尚的可能。但就像我们身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一样，这土壤并不是万年永存，甚至不是百年永存，可能十年中，土壤的成分就会发生变化。
有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要悲观得多。他们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他们这么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最后占了上风。”这两位美国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理想主义”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他们详细地描写了医学生被社会化的过程。出于学者的天性，两位社会学家试图追究这背后的原因。医生职业中的神性假想力量是有限的，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常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于是，“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一个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理想，在面对职业实践的现实时破灭了，这种玩世不恭是在理想破灭后的反应中形成的”。
美国有一份调查对毕业后的医学生生活进行了近十年的追踪，结果发现：美国的医学生毕业后进入真正的工作中，十个里面有六个说他们在医学院时过于理想化，对医生的真实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眼前的生活根本不是他们当初想象中的生活。
这种落差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种：医生生活质量差，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没有自主权，老被舆论媒体当做焦点……这些落差无一不体现着医生在现实生活里的苦恼，在中国也一样。有着强大精神力量，并能坚守理想主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的理想主义火苗就是在这些强大现实中一点一点被扑灭的。
《希氏内科学》是本大厚书，全世界内科医生几乎人手一本。它的序言起篇就是：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它的道德性质更类似于宗教的传教士。
但这群被叫做“医生”的人活在21世纪，他们中的多数，并不能够把这份赖以谋生的职业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更少有人能像传教士那样坚守信仰。他们不是生活在道德的真空里，也并非仅仅生活在几寸厚的《希氏内科学》里。他们更多的，像每个普通人一样，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在一�
